抗战时期在渝的文化团体及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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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全面抗战爆发。因大批文化机构、团体、文化人士迁渝，重庆的文化队伍空前壮大，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文学、艺术和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团体以及文化人众多，以下作分类介绍。

　　一、戏剧

　　抗战期间，重庆的戏剧进入了鼎盛时期，其普及的程度实属空前，各学校、各职业团体、各军队政治部门几乎都有话剧组织，国内一些著名的戏剧团体也纷纷迁渝，当时在渝的戏剧社团有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农村抗战剧团、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出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怒潮剧社（后改名“中国万岁剧团”）、中电剧团、孩子剧团、七七少年剧团等。另外还有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实验剧团、中国胜利剧社、复旦剧社、五月剧社等。再从编剧、导演、表演各方面看，可说是当时中国剧坛上最强大的阵容。

　　抗战期间在重庆工作过的著名剧作家有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洪深、老舍、曹禺、熊佛西、石凌鹤、于伶、宋之的、陈白尘、马彦祥、吴祖光、陈瘦竹、杨村彬、章泯、董每戡、李伯钊、臧云远、欧阳予倩、李健吾、袁牧之、凤子等，著名导演有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贺孟斧、应云卫、张骏祥、郑君里、王为一、黄宗江、余上沅、沈西苓、沈浮、阎哲吾、孙坚白等，著名演员有赵丹、白杨、张瑞芳、舒绣文、吴茵、秦怡、金山、蓝马、陶金、项堃、顾而已、魏鹤龄、王苹、蒋天流、沙莉等。抗战时期重庆戏剧界十分注重开展群众性的大规模戏剧活动。1938年10月，在全国文协和剧协的领导下，举办了第一届戏剧节，持续23天，有500余名戏剧工作者，1000余名业余戏剧爱好者参加了演出活动。戏剧节采取了盛大的街头演出形式，25支演出队同时出动，观众达数十万人，盛况空前。1939年元旦重庆戏剧界又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晚上，2800多名戏剧界人士高举火炬彩灯在重庆市中区游行，并表演了由七个剧目组成的《抗战建国进行曲》。1940年10月，全国剧协又在重庆举办了第二届戏剧节，这次有15个话剧团和8个其他剧种的剧团参加公演，演出剧目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加紧政治迫害，强化文化统治，重庆成了一座“死城”。1941年夏秋间，周恩来在南方局文化组一次会议上提出重庆这个“死城”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对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必须想个办法予以冲破。指出：在各种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容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轻人，影响比较大。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文化委和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一道，团结文艺界朋友，在重庆发动了一个雾季戏剧运动。10月11日，“中华剧艺社”这个在南方局支持下的民办话剧团在重庆正式成立，并举行首次演出。随即，中华剧艺社和中国万岁剧团先后演出了几个话剧，在民众中引起很好的反映。其他一些剧团在此影响下，也相继上演了一些进步话剧。沉寂的戏剧舞台活跃起来，文艺创作随之发展，许多好作品争相问世。是年冬，南方局文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曾家岩50号举行了一次招待文艺界的作家、编导和演员的会，到会的有阳翰笙、陈白尘等百余人。会后，文艺工作者们以更加坚强的战斗精神投入创作和演出。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公演轰动山城，将雾季戏剧演出推向高潮。南方局领导下的抗战文艺运动，以话剧为先锋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和禁锢，取得了第一个雾季大演出的胜利。至次年春，先后创作并演出的剧目达到百出。在以后的三个雾季中，上演剧目达二百余出。其中大多数在思想上、政治上是进步的、战斗的。如：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雷电颂》，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一年间》《法西斯细菌》，曹禺的《北京人》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等。许多著名作家、演员积极参与。在中华剧艺社和中国万岁剧团的影响下，一些国民党控制的剧团逐步走向进步。抗战进步戏剧大演出活动还在国统区的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区得到了积极响应，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如火如荼的戏剧运动。

　　二、曲艺

　　抗战时期重庆的戏曲曲艺界也十分活跃。“七七”事变后，外地不少剧团来渝，如京剧的厉家班、刘家班，楚剧的问艺楚剧抗敌宣传队，汉剧抗敌宣传队，洪盛评剧团，昆曲的曲社等，加上基础深厚的本地川剧，使得戏曲舞台异采纷呈。不仅戏曲剧种丰富，曲艺种类也大大丰富，除了原来的地方曲艺外，还从外地传来京韵大鼓、滑稽大鼓、山东快书、天津快板、河南坠子以及相声。当时来渝的外地曲艺界人士有富贵花、富少舫、董莲枝、小地梨、欧少久、花佩秋、叶立中等，他们同重庆曲艺界人士一起，在老舍先生的领导下，成立了“曲艺抗敌宣传队”。老舍还经常为艺人们编写相声、鼓词等。那时曲艺的演出地点主要在世界旅馆书场、会仙桥书场、升平鼓书场。1944年，王永梭还在重庆演出了谐剧，受到好评。

　　抗战时期，一些杂技团体也来到重庆，如中华杂技团、中华魔术团、南洋杂技团、万能脚杂技团、麻子红杂技团、河北飞车团等。这些团体在抗战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的第一届戏剧节期间，川剧、京剧、评剧、汉剧以及曲艺、杂技界的人士都参加了演出。同时，各戏曲剧团还在演武厅社交会堂为前方战士征募寒衣，轮流公演，历时八天。这时期，田汉的《江汉渔歌》《双忠记》《新会缘桥》《新儿女英雄传》，欧阳予倩的《梁红玉》《渔夫恨》《新桃花扇》，老舍的《忠烈传》，龚啸岚的《岳飞》，徐筱汀的《陆文龙反正》，李大中、张德成合编的《扬州恨》等一批新编戏曲剧本，也陆续为京剧、汉剧、楚剧、川剧、评剧搬演上重庆舞台。特别是川剧界还编演了一大批以抗战为题材的“时装川戏”，有《芦沟桥头姊妹花》《热血青年》《背父从征》《枪毙韩复渠》《台儿庄大捷记》《八百孤军》等。

　　三、诗歌

　　抗战时期，在重庆，聚集了众多的诗人，各种诗歌座谈会、讨论会定期频繁地召开，有时几乎每月一次。除了综合性报刊以大量篇幅刊登诗歌，还出现了诗歌刊物，如《诗垦地》《诗丛》《中国诗艺》《诗歌月刊》《诗生活》《诗文学丛刊》《诗报》等。诗人们还组织各种诗社开展活动，如1937年重庆青年爱国诗人组成了诗报社，1942年王亚平、柳倩等诗人发起成立春草诗社，以临江门茶馆为活动场所，论诗、谈诗。诗界的活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诗人节”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方式。1941年3月，诗人方殷倡议把五月端阳节定为中国“诗人节”，得到诗人们的赞同。同年五月便在重庆纪念第一届诗人节，诗人们踊跃赴会，赋诗、座谈，盛况空前。

　　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另一种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上不多见的诗体又兴盛起来，这就是叙事长诗。像艾青的《向太阳》与《火把》，臧克家的《感情的野马》与《古树的花朵》、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王亚平的《二岗兵》与《塑像》、老舍的《剑北篇》等都是叙事长诗的力作。到了抗战后期，反动派的专制独裁激起了人民大众的强烈反抗，掀起了政治讽刺诗运动并将其汇入民主运动的潮流。其中，袁水柏《马凡陀的山歌》《马凡陀山歌续集》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谣、儿歌、流行曲调写诗，易读易记易唱，因而在重庆，在大后方，乃至全国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外，1937年9月胡风在上海主办文艺刊物《七月》，10月被迫迁至汉口，1938年胡风来渝，1939年7月《七月》第四集第一期在重庆出版，1941年9月被迫停刊，1945年经胡风多方努力，《七月》终于复刊，但被迫更名《希望》。这两种刊物都为诗歌辟出了大量篇幅，培育和造就了抗战诗坛上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它不仅以其系统的理论主张，具有鲜明特色的诗歌创作为诗坛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以其作者地域的广泛，内容题材的广泛，完善了战时重庆诗歌的面貌。在重庆刊出的共18期中，反映延安现实生活的占了大量篇幅，这对国统区的重庆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影响。

　　四、小说

　　小说的繁荣，以不同的题材和艺术形式反映现实。如对现实阴暗面的暴露与讽刺方面有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抗战期中，许多著名作家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技巧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创作出许多广为流传的名篇，如茅盾有《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等长篇小说。巴金有短篇小说《还魂草》、中篇小说《寒夜》和长篇小说《火》等。老舍有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和长篇小说《火葬》，以及《四世同堂》的一部分。夏衍有长篇小说《春寒》。叶以群有小说集《新人的故事》。靳以有短篇小说集《洪流》《遥远的城》《众神》《生存》《春草》和长篇小说《前夕》。沙汀有短篇小说集《播种者》、中篇小说《闯关》和长篇小说《淘金集》。艾芜有短篇小说集《秋收》《荒地》和长篇小说《故乡》。吴组湘有长篇小说《山洪》。上述许多作品以其揭示剖析社会生活的深刻及艺术技巧的圆熟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著位置。

　　抗战小说的繁荣还体现在文坛新秀辈出，一批有创作才能的青年作家登上文坛，辛勤笔耕，从生活的各个角度抨击社会弊端，反映民众苦痛及对光明的渴求。碧野、田涛等便是这些人中较有成就的作家。碧野的短篇小说集《北方的原野》《山野的故事》《流落》，中篇小说《奴隶的花果》和长篇小说集《风砂之恋》《肥沃的土地》；田涛的短篇小说集《灾魂》、中篇小说《流亡图》和长篇小说《沃土》、《潮》（第二部）等在新秀中都有一定代表性。此外，这时期活跃在重庆文坛的小说作家还有王平陵、张恨水、李华飞、谢冰莹、端木蕻良、温田丰、黄贤俊、金满城、刘盛亚等，他们的作品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抗战时期重庆的小说领域硕果累累，充分显示了小说作家队伍的实力和后劲，促进了整个抗战文学艺术的繁荣。它以“抗日民主为内容，暴露讽刺为特色，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为抗日民主运动的推进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报告文学、杂文和散文

　　1931年“九一八”以后，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左联”的倡导下，一些刊物发表了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出现了像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报告文学杰作。同时，外国的报告文学作品和理论也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这一切，为抗战爆发后报告文学热潮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抗战初期，一时出现了报告文学的竞写热潮。丘东平、刘白羽、周而复、沙汀、周立波、曹白、何其芳、陈荒煤等作家都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时期，重庆的作家们也写了许多杂文和散文，如茅盾的散文佳篇《白杨礼赞》就发表在《文艺阵地》上，沈从文的《云南看云》发表在《大公报》上，王亚平的《乡村散篇》发表在《时与潮文艺》上。郭沫若、茅盾都是这时期写作散文、杂文较多的作家，郭沫若出版了《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等，茅盾也写了《见闻杂记》《时间的记录》等杂文和散文集。

　　六、美术、摄影

　　抗战时期，重庆荟萃了国内美术界的知名人士，如徐悲鸿、丰子恺、吕斯白、傅抱石、李可染、黄君碧、张书旗、王临乙、潘天寿、万从木、叶浅予、廖冰兄、刘开渠、吴作人及美术理论家常任侠、陆丹林、唐义精等。像李可染、赵少昂、伍蠡甫、邵一萍等都在重庆举办过个人画展，汪子美、高龙生则举办过“小人物幻想曲”漫画展。1944年在重庆举办过第三次全国美展，许多画家参展。整个抗战期间，美术各领域都产生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徐悲鸿在重庆期间创作了数十幅国画，赠黄君璧的10幅从立意到所题诗文皆与抗日有关。漫画如丰子恺的《漫画日本侵华史》、《劫余漫画》，叶浅予的《重庆小景》、《逃出香港》，廖冰兄的《抗战必胜》、《猫国春秋》。油画如杨建侯的《军民合作》、《游击队之战》，艾中信的《枕戈待旦》，黄显之的《武运长久》，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宣传画如杨立光的《把敌人赶出中国去》、《血债血还》、《到敌人后方去》、《保卫大武汉》等。版画这时期尤为活跃，1937年丰中铁、刘鸣寂发起成立"重庆木刻研究会"，成员有严叶语、谢又仙、胡夏畦，在重庆几家报纸发表了四十余幅作品。1938年10月“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全木协”）迁来重庆，来渝的木刻作者有段干清、陈烟桥、汪刃锋、刘铁华等。1939年4月6日到8日，“全木协”举办了第三届全国抗战木刻展览，展出作品571幅，观众约1.5万人，《新华日报》为此发表了特刊。当时出现了许多优秀木刻作品，如汪刃锋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敌后游击队》，丰中铁的《北平，我们游击队回来了》，刘铁华的《东北健儿》、《抗日挺进敌后》，王琦的《嘉陵江上》、《难民一群》，王树艺的《难民》、《无家可归》等。另外，雕塑方面的优秀作品有刘开渠的《抗日英雄阵亡图》，王临乙的《汪精卫跪像》，傅天仇的《望夫石》等。

　　摄影方面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毛松友，他在上海被日寇占领前夕撤离，辗转于粤、桂、黔来到重庆，沿途拍摄了数百幅记录难民生活的照片，在重庆还拍摄了大量难童逃亡、敌机滥炸、大隧道上千人闷死等历史资料，弥足珍贵。总之，抗战时期重庆美术各领域都围绕抗日救亡创作出大量的作品，与其他各艺术形式相配合、相呼应，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七、电影

　　抗战时期，大批电影工作者云集重庆，重庆电影事业进入高峰。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先后迁来重庆，成为抗战电影的中坚力量，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大批从上海撤退的爱国进步的电影工作者经武汉又撤到重庆，参加了“中电”或“中制”，大大充实了这两家国营电影机构的力量。那时在孤岛上海和“次殖民地”香港，虽也有极少量直接或间接关系着抗战的影片，但大多数仍为营利性的娱乐消闲片。只有重庆电影界坚持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任务，成为抗战电影的中流砥柱。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8月这四年间，“中电”总共出品电影77种，其中故事片有《孤城喋血》、《中华儿女》、《北战场精忠录》、《长空万里》等5种，抗战实录片有《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等9种，专题新闻片《芦沟桥事件》等18种，新闻报道片31种，纪录片有《我们的南京》《重庆的防空》等10种，歌唱短片有《爱国歌唱集》等4种。而“中制”在这四年间共出品电影60种，其中故事片有《热血忠魂》、《八百壮士》、《孤岛天堂》、《好丈夫》、《东亚之光》、《白云故乡》、《保家乡》、《胜利进行曲》等10种，抗战实录片7种，军事教育纪录片5种，专题片8种，标语卡通片6种，歌唱片7种，纯新闻片18种。另外还有几处专摄16毫米小型片的制作场所，如教育部电化教育委员会曾摄有《抗战中之重庆》、《新四川》等数种，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也摄制了一些16毫米的后方生产建设片。

　　八、音乐

　　抗战时期，重庆音乐界以聂耳为先驱，以民族抗战为背景的中国新音乐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潮。群众歌咏活动规模空前，抗日救亡歌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38年12月25日，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在重庆成立。1939年重庆成立“普及群众歌咏运动委员会”，定期举行大型群众歌咏会。1939年底还在重庆成立国立音乐学院及音乐学院实验管弦乐团。这时期成立的音乐团体还有中华交响乐团、山城合唱团、重庆业余交响乐团等。这些团体和机构积极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音乐活动使音乐歌咏活动空前普及。如1937年“9.18”六周年纪念日，重庆举行歌咏大游行，由开始的八百人最后汇集到三千多人。1939年2月5日，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及孩子剧团歌咏队等在中央公园举行露天歌咏大会，观众达4千人。1942年教育部决定每年4月开展“音乐月”活动，在“音乐月”中举行了各种演唱、演奏会，对推动重庆音乐水准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那时许多知名音乐家都聚集重庆，如马思聪、黄友葵、吴伯超、喻宜萱、朱崇懋、盛家伦、张权、李凌、赵渢等。为了进一步推动新音乐运动，1940年1月，李凌、赵渢、沙梅、盛家伦等把新音乐工作者联系起来，发起组织成立了“新音乐社”，接着又创办了《新音乐》月刊，专门发表新音乐作品及理论文章，团结广大音乐界人士，为重庆音乐的普及与提高都做出了贡献。总之，抗战时期的重庆音乐以抗日救亡为内容，以广泛的群众歌咏活动为基本形式，在宣传抗战，激发爱国热情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抗战时期，著名舞蹈家吴晓邦、戴爱莲、盛婕等人活跃在重庆。1941年4月，戴爱莲从香港来渝，同年6月戴爱莲与吴晓邦、盛婕在抗建堂举办了“新舞蹈表演会”。1944年2月银行公会举办了“吴晓邦作品舞蹈会”，4月，吴晓邦在赴延安前又演出了两场“舞蹈表演会”。1945年3月吴晓邦从西北几省演出后再次来渝，举办了“个人舞蹈作品欣赏会”。1945年延安的秧歌舞传入重庆，至抗战胜利后广为流传。

　　九、史学

　　史学研究领域这时期的特点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一切为国家，一切为民族；眼光从故纸堆、或书本上，放开到整个现实上，虽然历史学术离不开故纸堆，离不开书本，但眼光却必须放到面前的现实上，目标必须放在国家民族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出现了一批以史为鉴鼓舞抗战斗志的史学著作，如陈安仁的《中华民族抗战史》、汪啸凡的《中国历代兴亡鉴》、教育部编的《中国历代贤豪传》、王敬编的《中国名将传》、顾颉刚主编的《中国名人传》等，以及当时兴起的历史剧热潮都是以史为鉴，借古喻今，古为今用的产物。此外，还取得了不少学术研究成果，如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邓初民的《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翦伯赞的《中国史论集》、黎东方的《中国历史通论》、钱穆的《国史大纲》、肖一山的《清史》、郑鹤声的《中国近世史》、张旭光的《中华民族发展史纲》、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等。特别是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深得毛泽东赞喻：“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抗战时期的史学，内容丰富，精品众多，不仅为全民族的抗战提供了历史借鉴，而且对新中国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哲学

　　抗战时期哲学领域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问题》，侯外庐、杜国庠、纪玄冰、赵纪彬等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以及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还有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沈有鼎的《意指分析》等也都是在当时颇具新颖见解的著作。二是这时期开始对西方哲学名著进行系统的翻译介绍。当时由贺麟主持，以在渝的哲学专家为主体成立了“西洋哲学著作编译委员会”，做了大量介绍西方哲学的工作。三是在各大学里普遍开设哲学课，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使得哲学研究有了广泛深厚的基础，推动了这一领域的进展。政治学在这时期也有很大发展，在渝的一些高等院校如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均设有政治学系，任教的专家有肖公权、但荫孙、胡继纯、谌志远、潘大逵、赵泉天、凌均吉、樊德芬、张策安等教授。这时期的政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行政等方面的研究，如肖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长编》、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钱端升的《民国政制史》、陈之迈的《中国政府》等都是这些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此外，在民主宪政、国际政治、政治理论方面，也出了一些教科书和论文。

　　十一、经济学

　　经济学是抗战时期颇为兴盛的领域。除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外，各大学和民间组织也成立有若干经济研究机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均设有经济系，拥有许多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如重庆大学的马寅初、丁洪范、朱祖晦、朱国璋、张圣奘、傅丽夫、刘觉民、柯瑞麒、叶谦吉等教授，复旦大学的潘序伦、卫挺生、李炳焕、樊弘、吴其祥、张光禹、李蕃等教授。他们一方面适应教学需要编写出高质量的教科书，如张光禹的《经济学原论》、叶元龙、夏炎德的《经济学原理》等，另一方面，结合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如马寅初先生抗战期间深入研究官僚资本，揭露“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的事实，提出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他的经济思想和爱国主张，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重视，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十二、自然科学座谈会及中国科协

　　在抗日民主运动中，自然科学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为进一步发挥自然科学的作用，科学家们要求组织起来，形成一支抗日民主的有生力量。1939年春，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等一部分教授，如梁希、潘菽、金善宝、于铎、涂长望、谢立惠等，在中共南方局的帮助下，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它的任务是适应抗战的需要，普及科学知识，号召自然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组织座谈，编辑《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1940年初，《新华日报》正式创办了《自然科学》副刊，主要内容有：一是宣传科普知识，使广大群众多了解一些科学知识，逐步摆愚昧落后状态；二是宣传自然科学工作者不可能超越政治，科学技术只有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发展，号召科学工作者树立正确世界观，用自己的科学知识为抗战胜利贡献全部力量；三是号召自然科学工作者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旗帜下，广泛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四是还以一定的篇幅，介绍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然科学飞跃发展的状况；副刊还设立了“信箱”和“问题解答”专栏，回答读者关于自然科学知识、医药卫生、学习自然科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

　　为了团结更多的科学工作者，1944年底，座谈会拟订了《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提出了中国科协的宗旨和任务。周恩来很关心科协的成立，他亲自向科学家作动员工作，希望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民主和科学作出贡献。这一号召得到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隽、丁燮林、严济慈等及其他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100多人的响应，并由他们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1945年7月1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在重庆正式成立，其领导机构是理事会及监事会。第一届理事长是竺可桢，监事长李四光，负责具体工作的是干事，总干事是涂长望，负责组织工作的干事是谢立惠。“中国科协”在章程中号召：科学工作者要团结起来，同广大人民一起奋斗，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对内要改革贪污腐化、不民主的情况，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中国科协”成立后，在重庆出版《科学新闻》，由潘菽任主编，主要内容是宣传科学工作者要加强团结，争取民主，并广泛报导科技界的各种活动，以及国际上科学技术的新发明的动向。也时常举行座谈会、演讲会。“中国科协”的建立，迅速得到全国科技界的响应，许多城市相应建立分会，甚至影响到在国外科学工作者，英、美、法等国也成立了科协的分会。一年后，会员发展到七八百人，"中国科协"还参加了“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筹备工作。1946年7月，“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在伦敦召开成立大会，“中国科协”派涂长望前往参加，并当选为“世界科协”理事。“中国科协”的成立，团结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科学工作者在民主运动中，应成为一支有力量的队伍。对建国前后海外学者回国参加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十三、民主科学座谈会及青科技（中国建社）

　　在“自然科学座谈会”开展活动的同时，1944年，许德珩、潘菽、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税西恒等专家学者又组织了另一个进步科学工作者的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它以继承“五四”精神，争民主、争自由、反独裁、要求团结抗日为宗旨。一些科学家同时参加“自然科学座谈会”和“民主科学座谈会”两个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来改名为“民主科学社”，抗战胜利后又改名为“九三学社”。它在成立宣言中发表了八项基本主张，以后又多次提出反对内战，要求实现政协决议等政治主张，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政党。

　　另外，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另一个由青年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科技团体在重庆成立，即“青科技”。1939年冬，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由徐冰直接领导从延安到重庆的周建南、孙友余等着手筹建“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简称“青科技”）。南方局对这一组织的要求是：以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为骨干掌握领导，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广泛团结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在钻研、交流科学技术的同时，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逐步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政治号召的群众团体；还要求，在广泛的公开活动中建立可利用的社会关系，获取有用的情报资料，并安置一批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必要时执行党的秘密任务；以及培养和物色一批思想进步的科技人员，根据需要送去解放区或为将来建设新中国准备人才。经过多方联系活动，1940年5月在重庆正式成立“青科技”。此后，陆续在成都、贵阳、桂林、遵义、昆明、城固、浙东等地筹建了分会，1941年初会员达200余人。皖南事变后，各地白色恐怖严重，南方局遂指示“青科技”暂停公开活动，骨干与会员之间改用个别交友方式保持联系，开展一定的思想影响工作；一部份骨干改做党的秘密或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政治形势有所改变，南方局指示恢复“青科技”的公开组织工作，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活动，后来为了扩大会员和避免国民党特务的注意，“青科技”改名为“中国建社”。随着国民党统治中心东迁，“建社”成员也转移到华东、华北，在上海、南京、天津、无锡等大中城市建立分支机构。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各地白色恐怖加剧，“建社”组建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但“建社”成员都与中共组织保持不同形式的联系。

　　抗日战争后期，南方局还派出一批党员和“青科技”成员到美国留学。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和“建社”成员，遵照南方局的指示，一面努力学习科学技术，一面广交朋友。1945年夏，董必武到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会后到纽约主持成立了以“星五座谈会”为代号的“中共在美领导小组”。在该小组领导下，从1946年初到1947年，在美留学、工作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仿照国内“建社”的形式，在留美科技人员集中的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明尼苏达、旧金山、洛杉矶等大中城市建立了“建社”和类似的小型科技组织。而后又在美国中部、东部、西部建立了“美中”、“美东”、“美西”等地区性中型科技团体。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1948年便开始组织一些科技人员或回解放区参加建设，或到国统区准备迎接解放。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50年代中期，在国外主要是在美国留学或工作、造诣很深的高级科技人员相继回国，形成了一次次高级科技人员回国潮。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创业、献身的一些两院院士、不少学科带头人、著名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医学家如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朱光亚、赵忠尧、张文裕、姜圣阶、唐敖庆、候祥麟、罗沛霖、兰毓钟、涂光炽、计苏华等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先后回国，成为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献身的第一代民族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