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的重庆报业——商务日报
来源：《抗战时期的重庆新闻界》   2015-04-13 16:12:18

　　重庆地当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处，为川东地区物资集散的中心，早在100年前即已辟为通商口岸。虽然僻处内陆的四川盆地，却以地理条件的优越而早开风气之先。第一张近代报纸——《渝报》创刊于1897年，迄今已接近百年。

　　从清朝末年到抗日战争开始前，是重庆近代报纸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在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就兴办起多家各自代表不同政治派别利益的报纸。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重庆响应武装讨伐袁世凯失败以后，北洋军阀采取强制镇压措施，多数报纸都被关闭或自行停刊，一时显得凋零、冷落。

　　继之，在大小军阀分封割据的所谓“防区时代"，在长达十多年彼此争夺地盘的不休内战中，各派军阀都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创办报纸以为喉舌，各派政治势力也在夹缝中要求制造舆论。其间又还有一些属于消闲娱乐一类的小报出现，前后在重庆办起过多种报纸。但这些报纸又多数都是短命的，其最短者发刊前后甚至不足一月。

　　在这里，只是把抗战前夕的重庆报业，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深，且有一定代表意义的报纸，如《商务日报》、《新蜀报》、《国民公报》、《西南日报》、《济川公报》等，略作概述，以为一斑之窥，使读者知道一点眉目，见其发展的梗概。

　　《商务日报》创刊于1914年。由重庆总商会会长曾禹钦及赵资生、古绥之、温友松诸人，欲创办报纸推进会务。由温友松的侄儿、巴县劝学所视学温少鹤出面，延请重庆办报有经验的周文钦、燕子才两人主持编务。《商务日报》就这样诞生了。

　　创刊第一年，经费由商会垫出4000余元。报纸隶属总商会，聘周文钦为第一任总编辑，负责社务工作。 周文钦、燕子才在辛亥革命时曾应蜀军政府之聘，参加过编撰重庆蜀军政府主办的《皇汉大事记》，这个班子随后改办《国民报》。后因横涉党祸，被处罚停刊。躅文钦曾表示一生不入党潮，为社会办一张超然中立的报纸。

　　早期的《商务日报》不誉不骂；不用伪逆叛贼等字，避免助长恶德，教坏世人，不登载不正经的事，只登有关劝惩稿件，涉及秽亵新闻，一律摒弃不用，不为金钱所诱惑}注重商业消息。这段时期该报真正起到启迪民众智慧，反映民众特别是商民的意见和疾苦，代表人们舆论，被外界称日“卫生报”。因此虽偏处西陲，交通不便，发行数量已由初出日销800余份，在一年内即上升到日销2000份，这在当时重庆的民营报纸中不可多得。

　　《商务日报》在爱国、反帝、制止军阀卖国和打内战中，起到有益作用。兹就主要方面，分述于次：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派曹锟率部入川同护国军作战，曹部以金钱收买和武力威胁各报替他鼓吹，该报坚决拒收，对帝制冷讥热讽，还鼓动群众反抗，遭到曹锟两次查办，后自行宣布停刊。直到袁帝退位，护国胜利，报纸停刊半年后再行出版。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学生示威游行被镇压的消息传到重庆，该报立即组织商学两界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及时发表北京电传文稿，唤起各界积极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该报反对军阀政府屈从帝国主义罪行，并联系重庆各校学生立即行动起来，成立学生会。重庆商界在总编辑周文钦催促下，由总商会发电声援。6月1日在重庆总商会场召开重庆商学两界恳亲会，6日商学联合会宣告成立。商界赵资生，报纸总编辑周文钦为联合会会长。商定支援北京学生争国权、惩国贼运动的具体办法，通电全国声讨军阀政府，并在重庆掀起第四次抵制仇货高潮。

　　为重庆“三·三一”惨案伸张正义。惨案发生后，驻军严密封锁消息，对报纸、电报、信件等严格检查，掩盖事实真象。《商务日报》立即研究对策，决定伸张正义，以刊发上海蜀商公益会的快邮代电，对重庆驻军残杀革命群众的罪行予以揭露和抨击。

　　抗日战争前，《商务日报》竭力主张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读书救国”的谬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两次侵略——“九?一八”事变和“一?--A"事变，这时，国民政府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向学生提出“读书救国”的谬论。报纸与当局针锋相对，对推动学生参加抗日救亡，作了一系列工作，发表驳斥阻碍学生运动谬论的文字。鼓励学生一面参加斗争，一面努力学习。对某些学校当局不支持学生运动提出批评，说他们是“上层分子”、“一切都带有奴性”、“他们的教训不能够代表我茁]大众利益”、“我们要自救”等等。

　　抗战初期，该叙鼓动、推进全面抗日，反对对日妥协。如，外交部长张群在一次国民党中全会上，作调整对日关系的报告，报纸把这条新闻刊发在显著地位上，标题为《张群在中全会报告仍图调整对日关系》，并用特号黑体字排印“仍图调整对日关系"数字藉以表示谴责。又如，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报社用整块木板上《蒋委员长西安被扣》比特号字还大得多的标题．而当时重庆有的报纸只标为《张学良率部叛变》。

　　前期的《商务日报》积极主张抗战，态度坚决，观点鲜明，其言论和消息都符合民众的愿望、深受欢迎。

　　1935年，蒋介石的势力伸到四川，康泽率领“别动队"来到重庆。他们把市商会从依靠军阀势力为后盾的潘昌猷手中夺过来，改由“别动队"扶持起来的周懋植、仇秀敷把持，并支持“别动队”的头目之一高允斌接办《商务日报》。1938年冬，高允斌担任改组后的社长，编辑部由军统特务金东平负责，CC分子周定勋、林桂圃，刘光炎等人担任主笔，记者谢自强也是军统的人。由于这些人掌握报社编、采、经营大权，-自1938年至1943年初，这家报纸的盲论立场，违背创刊宗旨，发表一些与民众意愿背道而驰的文字。如；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时，该报紧密配合兴起反共风波，发表《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社论称t“为响应此热烈号召，别党私有之武力，亟应交出其军权，贡献为国家所用，一党割据 之地盘，亟应交出其军政权，贡献为国家所治。’’‘‘共产国际之解散，足以证明所谓阶级斗争，所谓世界革命路线之根本错误”等等。还经常在重要版面吹捧国民党三青团，大发谬论，受到众多家报纸的唾弃，甚至连记者出席招待会，也受到同业排斥。由于商务日报，不再替工商、金融界说话，报纸声誉一落千丈，业务一蹶不振难以维持下去。1943年初，在《商务日报》的逐渐衰落中，中共地下党员徐亦安、杨培新等相继进入该报，和徐淡庐一道掌握编、采、经营大权，形成一个核心。他们提出改变报纸版面，将言论和报道转到为工商金融界说话方面来。高允斌为了报纸的生存，不得不依重这批年轻有为的人，于是达成今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作为“在商言商"的协议，再引进不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和具有鲜明进步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到报社工作，实际掌握报纸版面。首先将第四版的广告版缩小，用一部份刊载经济新闻，原被三青团控制的副刊阵地，除保留一个“经济知识"栏目外，其它都取消，另辟有“一周经济述评”。报纸的社论亦以谈经济问题为主，1944年2月份，就一连发了好几篇，其中有著名进步政治经济学家沈志远的文章。而9月16日全文登载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发言，则是前所未有的带倾向性的报道。

　　在经济版上，则对政府当局的横征暴敛，官僚垄断，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进行揭露，同时对民间工商业的困苦不断报道。例如：对国民党政府实施的花纱布、桐油、猪鬃、生丝等物资的统购统销政策进行抨击，其次刊发《军需署生财有道》的消息，揭露军政部所属军需署对土布业加工厂代织军用布中扣工缴、数量巨大，用途不明，其三披露中央银行黄金涨价泄露消息，以致涨价前一日突然被人抢购了万余两的舞弊大案，其四揭露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以巨额税款存入商业银行经商牟利一案。这些都是关系到广大民众生活和工商界利益的大事。

　　这段时期《商务日报》再次回到工商业这一边，恢复从前的声誉，成为大受欢迎的报纸，销售再度增加。解放后，《商务日报))经批准允许继续出版，直到1951年方因经济困难，无力维持，而多数编辑、记者都纷纷离开这张民营报，该报乃自动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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