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19-02-24 09:57:54

　　尽管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尽管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文化机构中都处于毫无抵抗能力的地位，但是，左翼文化工作者还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艰苦的工作，逐步地开拓了革命文化思想的阵地。一九二九年前后，他们翻译和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如《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国家与革命》、《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据一九二九年底《新思潮》月刊第二、三期合刊上的粗略统计，当时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包括经典著作，有四十种;当年出版的社会科学译著，共有一百五十多种。这些书，受到我国知识界的热烈欢迎，许多人认真学习钻研，从中汲取革命思想和营养。鲁迅指出："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的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以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我们要批评家》，《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二四一页)与此同时，由于革命作家的重视和努力，一九二八年底至一九二九年，陆续出版《文艺理论小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等，使文学、戏剧、音乐等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也在逐步增长，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正开始兴起。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反革命"围剿"，对革命文化也进行了疯狂的"围剿"，并专门组织了反动的"中国文化协会"，妄图镇压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扼杀革命文化，独霸思想理论与文化阵地，用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理论与文化作精神支柱，以维护与巩固自身的反动统治。

　　(二)

　　国民党蒋介石进行的文化"围剿"，主要是采取强制手段和恐怖政策，实行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千方百计地"围剿"革命的思想理论和文化艺术，残暴地镇压文化战线上的共产党员和左翼文化工作者，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上，留下了黑暗的一页。

　　首先，国民党政府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等反动理论，企图以此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麻痹和腐蚀人们的思想。

　　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后，世界法西斯主义正猖獗，他们视法西斯主义为珍宝，大肆宣扬。一九二八年夏，蒋介石对北平教育界演讲，就曾宣扬法西斯主义，主张学校要加强训导制度、军事管理和特务监督。一九三一年五月，蒋介石在"国民会议"开幕词中，公开鼓吹法西斯政治理论，宣称他统治下的国家"为至高无上的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之任何牺牲"。一九三三年七月，蒋介石为了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特地派宋子文代表国民党去求见墨索里尼;他在送给师团长军官的相片上，仿拟墨索里尼自传文体，亲题格言，以墨索里尼自比;同时，又派遣党徒去德国、意大利受训，聘请德国法西斯分子培植法西斯骨干。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组织了中央俱乐部，形成以陈立夫、陈果夫为中心的CC系(以后称为"中统");一九三二年三月，又成立了蓝衣社(以后称为"军统")。这两大特务系统一开始就以暗杀、绑架等最野蛮、最恐怖的手段来破坏中国革命，残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蓝衣社的机关报《晨报》、《社会新闻》等报刊声称法西斯主义是"欧洲和平之曙光"，应该用"法西斯蒂救中国"，叫嚣"我们需要一个和墨索里尼同样的人物来领导一切。"(陈立夫、叶楚伧：《墨索里尼传》)一时间，《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言论集》、《法西斯蒂之理论体系》、《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等反动书籍与《中央周刊》、《三民主义评论》、《社会主义月刊》等刊物纷纷出笼，充斥书市。

　　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大力宣扬封建主义，提倡尊孔读经，强令机关团体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制匾悬挂于礼堂;国民党教育部又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宣布以此作为"小学公民训练标准"。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并在各地设立分会，强制推行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内容的"新生活运动"，大搞形形色色的尊孔复古活动。同年十月，戴传贤(即戴季陶)公开叫嚷"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应予以"发扬光大"。

　　一九三五年一月，CC系反动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传封建的本位文化，为法西斯政治服务，妄图以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来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禁锢青年人的革命思想，浇灭革命人民抗日救国的烽火，以巩固法西斯统治。

　　其次，指使御用文人对革命文化发动攻击;一些托派分子及右翼资产阶级分子也像"沉渣泛起"一样，向革命文化发难，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从一九二九年以来，以《动力》杂志为阵地的中国托派严灵峰、任曙等以及以《新生命》杂志为阵地的国民党反动文人陶希圣等，即挑起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及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他们认定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认为商人资本早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所以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就已经是先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社会。因此，诬蔑我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是"无的放矢"。

　　文艺战线的斗争尤其尖锐。首先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发动进攻的是"新月派"。他们以一九二八年三月创刊的《新月》月刊为主要阵地，主要成员有梁实秋、陈源等，而以胡适为领袖。他们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利益。胡适声称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恶魔"(《我们走那条路》，一九三○年四月，《新月》第二卷第十期)，而不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与剥削。在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一九二九年九月间，《新月》月刊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提出"健康"与"尊严"是文学的两大原则，攻击无产阶级文学是"标语派"、"主义派"，无产阶级文学，或大多数文学，"是不能成立的名词";认为"伟大的文学乃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主张文学"绝无阶级的分别"，竭力反对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继"新月派"以后，一九三○年六月，国民党图书检查员王平陵，国民党上海市区党部委员、上海市政府委员朱应鹏等，在反动统治者的指挥刀直接指挥下，出版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报刊，发表了《中国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前锋周报》一九三○年六、七月第二、三期)，专以左翼文学为敌。所谓"民族主义文艺"是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用来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理论支柱。

　　他们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把"艺术拘禁在阶级上"，将使文艺"陷于必然的倾圮";鼓吹"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文学艺术的目的是"促进民族的向上发展的意志";提出以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大量散布反苏、媚日及歌颂法西斯分子的反动言论。在对日战争问题上，他们宣传要"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徐之津：《伟大的死》，载《申报》)，"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鲁迅：《对于战争的祈祷》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鲁迅全集》第五卷第四○页);黄震遐还以"一二八"上海抗战为题材，写了小说《大上海的毁灭》，夸张日本武力，宣扬失败主义。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在查禁普罗文学的密令中，就曾提出"积极实施民族文学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