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的重庆报业——国民公报
来源：《抗战时期的重庆新闻界》   2015-04-17 09:17:17

　　1935年5月1日，出刊长达24年之久的成都《国民公报》宣告停刊，适逢当时已在重庆金融界崭露头角的康心之正欲创办一张报纸。

　　同年，《大公报》总主笔张季鸾与胡政之之间曾酝酿分道扬镳，离开天津来渝，下榻康心之公馆。张对康有意办报，力促其成，并表示在人事和外省消息来源方面，可由《大公报》予以协助。

　　于是，由重庆银行界集资，康心之个人拿出5万元法币，买下《国民公报》的招牌。1936年8月1日迁移重庆继续出版。但却刊号另起，以示区别。

　　报社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负有执行社务之责的是社长。首任社长乃康心之，董事长由康出面找来刘湘的心腹何北衡担任。董事有于佑任、张群、邵力子、李伯申、曾通一、康心如和他本人共7人。第一任总编辑杜协民，是由张季鸾推荐的《大公报》驻川记者。

　　《国民公报》移渝复刊，正处于非常时期，外则日本侵略势力咄咄逼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内则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权还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该报在抗战救国的大问题上是坚定的，言论也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民族正义感，但在政治上站在中间立场，不左不右，持“两面不开罪"的原则。而实际上并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该报的政治方向是跟着《大公报》的调子在走，是拥护当时的国民党政权的。报纸所载的部分消息都是《大公报》传来，与《大公报》保持一致。该报亦有自己的特色，是为工商金融界说话。当时，在重庆人的眼里，一般都认为《国民公报》是代表金融实业界的报纸。这里略举几例、具体说明：

　　复刊初期即辟有“经济专栏”，其中1938年由国民经济研究所刘大钧主编的《战时经济专刊》，共出过24期，登有马寅初、朱锲、刘大钧等人的文稿。1942年所编的《经济动员》出了46期，主要内容为金融物价问题及战后经济问题之探讨等；此外凡有重要经济事件发生，报纸都要派记者走访知名经济学者、实业家、金融家，发表他们的意见，或由报纸出面组织座谈，刊行专页，对政府的一切不妥政策进行适当的批评揭露。凡战时财政经济、币制金融、及粮食物价、工商业疾苦，只要有问题出现，总能在这张报纸版面上得到反映。如1941年6月]0日发表金天锡《粮价如何影响物价》的谈话，12日发表李立侠《紧缩通货之有效办法》，18日又发表财政学家朱楔的《如何控制黑市场》及会计专家潘序伦《财务解政之推进与会计人员之训练》，23日又发表黄炎培《维护自由堡垒》的谈话。这些很有分量的文字，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明日黄栉。而在当时却是在其他报纸不可多得的。该报对民族资本家的疾苦，始终持同情态度，积极组织采写了许多文章，用大量篇幅发表。1942年发表《颜耀秋访问记——迁川工厂的今日与明日》，1944年发表《四川猪鬃、生丝受统制的由来》，1945年发表《工业实业家对政府的四大期望——周锦水访问记》等文。同情民族工业专访稿有《参观大明纺织厂》、《战时造船工业》、《天府煤矿公司一瞥》，《挣扎中的机器业——中汽、恒顺两制造厂》等文。

　　《国民公报》素来以“客观”、“公正"自诩，属民营性的报纸，除偏重金融和经济消息外，也很重视抗日救国的宣传，与当时一份官方报纸相比。坚持抗战的态度更鲜明些。这不仅抓住时代的脉搏，也大大提高发行数量，拥有大量读者。

　　1936年，日本驻华派遣军、浪人、特务到处横行，制造事端。激起中国民众无比愤怒，各地抗日救国热情空前高涨。就在这一年，先后发生日本人在南京失踪，上海、北海打死日人事件。日本人还将侵略魔掌伸到西南内地，提出恢复成都领事馆的要求。这时，南京当局正热衷于“亲善谈判"不敢反对。但四川民众坚决捐制，《国民公报》经常著论反对，鼓励群众集会抗议，坚决不许日本开设驻川领事馆，并对当时已驻进成都的涤川、渡边二人被稍众打死一事，报纸巧妙地躲过重庆新闻检查所，把新闻电发给津沪《大公报》，先于成渝报纸，在显要的位置上刊出。

　　该报还因误登反日电讯遭到停刊三天的处罚。1936年，该报编辑突然接到一份上海专电，内容是“上海外滩又有一日人被打死”。这消息被编辑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第二天，中央社没有官电证实，平时比较进步的报纸均未刊出，新闻检查所终于借此，下令予以停刊三天的处罚。消息一经传出，登门慰问的读者络绎不绝，对当局压制抗日舆论深感不平，对报纸表示同情支持。三天停刊期满后，市区零售报额从日销3000份左右，一跃突破万份大关。继后，该报陆续刊登“七君子"的《国事感言》，特别是对李公朴所写的：“民族已到了生死关头，我们要使每个中国人有牺牲个人生命，抢救国家生命的认识与决心，要努力扫除只求个人偷安，不顾民族存亡的心理……。”评论说，他们说得多么好啊!特别是

　　公朴先生的话，不啻对于当局政权者们预下针砭。该报还对川军出川参加抗战大加赞赏，呼吁后方官民行动起来，办好抗战将士家属的优抚工作，使前方战士无后顾之忧，坚定报国之志。

　　抗日战争后期，进步力量进入报社，以中共地下党员陈丹墀、温田丰、陶敬之为较早。陆续又有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报社。并由陈野萍、温田丰、杨正南三人组成一个慌支部。由陈野萍任支书，利用报纸版面，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

　　1945年国共谈判，该报用《欢迎中共代表团来渝》为题发表社论，并派记者随车同本市进步同业一道，对谈判经过的幕前幕后，进行了较为翔实的报道，用大字标题，摆在版面的显眼位置。它明显站在民众一边，拥护和平民主，反对内战。

　　1950年2月16日，《国民公报》因经济困难，自行停刊，由资方把全部资材捐献给政府，由重庆军管会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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