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日报》是从《枳江日报》、《人民日报》几经演变而成的,这是一张特殊的报纸。
1935年,被关在刘湘所设的反省院重庆监狱里的共产党人任廉儒、梁佐华、陈良,严纪陵等人被释出狱后想通过办一张报纸,来找到地下党组织。由梁佐华出面到涪陵找到县长李子仪,县府秘书冯均琏,同他们商谈意欲办报的设想。而李子仪、冯均琏亦有爱国思想,主张抗战救亡,并同情共产党,还曾经掩护、营 救过地下党的人。办报宣传抗日救国,正合他们的意图,因此一谈就妥,《枳江日报》就这样创刊了。以李子仪为董事长,冯均琏任社长,梁佐华任主编,任廉儒任主笔兼编辑,同狱出来的陈良、黄士芳也都参加,办报经费由李子仪、冯均琏负责筹措。报纸在重庆编印,却以“枳江”为名(涪陵古代曾称为枳)。印成的报一半在重庆发卖,一半运至涪陵发行。
《枳江日报》编辑方针,是由李子仪题写裱成横幅的四句话:“东北沦陷、河山破碎,抗战救亡,还我河山。”内容则以抗敌救亡,主持正义,针砭时弊为主。对四川当局迫害进步人士的情况,曾连续发表文章予以揭露。这些论调当然不合当局的昧口,他对报纸横加指责,百般刁难,仅出版四个月就被捣毁停刊。
《枳江日报》被迫停刊后。梁佐华又利用社会关系,将《枳江日报》改为重庆《人民日报》。仍由梁佐华担任总编辑,其他编朝人员未作多大调整,只是另请复兴社的头目之一雷清尘任该报社长。雷清尘与梁佐华曾经有私交,在20年代后期曾加入过中共组织,以后又脱党。雷还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与同学康泽关系较深,他的公开职务是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少将参议。适逢康泽率领能“别动队”进川,梁佐华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找到雷清尘,并得到廉泽的支持,答应每月从“别动队”经费中抽调500元来补助该报。于是,1935年冬出版《人民日报》。
因为有雷清尘、康泽等人作保护伞,新闻检查机关对该报能稿件查得不严,甚至有的稿件未送检查也给刊登出来了。因此蛩登了大量的进步文章,甚至还采用塔斯社的稿件,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和成就。当时,被关在“重庆反省院”的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和同狱的原重庆市委书记廖福源亦给该报写稿,他们的文章大都是抨击时弊,主张抗战救国的。因此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复兴社特务追查撰稿人,对报纸的新闻稿件严加控制,并派人直接打入编辑部。梁佐华无法继续工作,被迫商开报社,进而编辑部亦被改组,所有共产党人都退出了。1938年5月21日,康泽派人接收这家报纸,改名《西南日报》。由他本人担任执行常务董事,由此该报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复兴社和三青团的人。社长为汪观之、雷清尘任总主笔、罗敦伟任责任主笔、谢崇周任总编辑。全社的行政、经理和编辑部实为任观之一人总揽。此时《西南日报》表面以民营报纸的姿态出现,实际成为三青团的报纸。鼓吹“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这个时期,该报也列入陪都“十大日报”之一的地位。
在1939年5月,日机的轰炸中,市区各家报纸被毁,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面,组合十家报纸出联合版,《西南日报》也在内。此后,《西南日报》印刷厂迁至下半城燕喜洞1号,曾几次试图复刊,都短命夭折,勉强维持至1941年彻底停刊。
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和谈期间,由重庆民营工商业者组成的“星五聚餐会”负责之一的张晓梅,鉴于当时有可能争取和平民主的机会,发起伽办一家“中左”性质的报纸。乃推动四川的吴晋航、何也衡等金融工商界有名人士,筹措经费,进行筹备。但新办报纸不易获准登记,就打算利用停刊已久的《西南日报》这块招牌,便与重庆三青团干事长陈介生协商。陈介生此时正苦于在派系斗争中受到排挤,缺乏实力,也乐于找一块舆论阵地来为自己鼓吹。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议妥以陈介生为名义社长,办报经费由吴晋航等人解决,推出以胡子昂(时为重庆市参议会议长)为董事长。聘请原昆明《扫荡报》主笔张兆麟(即刘乐扬)任总编辑。报纸于1946年4月12日复刊。张兆麟系中共地下党员,此时正在医院治疗腿伤。经组织批准,以编、采人员必须由他任用为条件,方才到报社就职。张兆麟组成一个以中共党员、民盟盟员和进步人士为主体的编、采队伍,与新华、民主、大公、新民等报的进步记者密切配合,协同采访,为争取和平民主的实施,发了许多有力的消息和评论,有的社论甚至还是新华1t报编辑部写好送来发表的,在短时期内就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报纸曾两次发表社论,抨击“较场口事件”中的打手,中统特务刘野樵。竟派人捣毁印刷车间,还以“言论反动,为匪张目”的“罪名”,由刘野樵直接告到蒋介石那里去。
此时,陈介皇得到让他当选为立法委员的许愿,便直接插手编辑部的工作,改变了报纸的政治面貌。张兆麟等由组织批准分批撤离,被迫放弃这块舆论阵地。此后报纸即由三青团所掌握,金融工商界的人也就不再出钱,三青团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办报纸,无力继续维持,出刊一段时期以后,于1948年不得不宣告停刊。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陷。1938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四川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重庆也由一个地方性的工商业城市一跃成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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