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的重庆报业——新蜀报
来源：《抗战时期的重庆新闻界》   2015-04-17 09:24:12

　　《新蜀报》与《商务日报》是重庆最早的两家民营报纸，而《新蜀报》又是当时最具进步色彩的报纸。在“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由少年中国学会副主任陈愚生等人提倡，刘湘二十一军所部师长鲜英、罗仪三等筹资，于1921年2月1日在重庆正式出版。陈愚生任社长，总编辑为刘泗英。该报一创刊就明确提出以“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为宗旨。破除一切旧的封建迷信，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支持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谴责买办商人毒打爱国学生。因此创刊数月后，即触怒反动当局，受到查封。

　　1922年，经四川社会名流张澜等人疏通，报纸复刊。张澜推荐沈与白作该报社长兼总编辑，聘请从法国归来的陈毅和周钦岳担任《新蜀报》主笔。因陈毅当时是四川留法归国的学生代表，外出活动多，未接受聘请。周钦岳应聘就职后，担任总编辑，成为该报实际负责人。

　　周钦岳上任后坚持每天出报，假节日也不停刊，聘请进步人士陈毅、萧楚女、漆南薰三人为主笔。这期间，该报的销售额每天达3000份以上，据说占当时重庆全部报纸总销售量的三分之一。

　　主笔陈毅为支持留法的周钦岳同学，无论是在北京，或是在四川，都坚持不懈的给报社写稿。无论是白话、杂文，都是思想新颖、文笔生动，深受读者欢迎。

　　共产党的特派员萧楚女，利用《新蜀报》这块阵地，大力宣传进步思想，反帝反封建，他的文笔犀利，针砭时弊，脍炙人日，深受读者推崇。萧楚女与总编辑配合默契，辟有“社会黑幕”和与之相匹的“社会青年问答”专栏，发表文章，揭露黑暗，破除迷信思想，解答青年提出的各种人生和社会问题，引导青年走正确的道路。当时青年赞誉他是“青年的百科全书，是黑暗社会中的开路人”。不仅如此，在有关国际大事上，他也同样义正严辞，毫不气馁。如1924年11月，日本商轮“德阳丸”号贩运伪洋(假银元)拒检，还蛮横打死前去检查的牒查兵，官方对此妥协，不准发消息。萧楚女硬是在报上发表短评，正告官方：“事关中国国民生命及中国国家之地位与国权……军警督察处现已负有使国民全体认为满意而后可告完结之重责。”接着又写杜评，向重庆人民呼吁：“睁起双眼，严重监视着官厅”。日后在报上相继发表批评不平等条约社论，他还为此写了一本小册子《领事裁判权与中国》。日本领事大为惊叹，重庆人民无不欢迎。但地方当局却勒令萧楚女出境。

　　《新蜀报》的另一主笔漆南薰。由日本留学归来，著有名著《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在他任主笔的一年半时间内，仍同萧楚女一样，每日写一篇社论，内容大都侧重反帝反封建，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他在1927年的“三·三一”惨案中被军阀杀害．

　　《新蜀报》的正确舆论导向，很得人心，但是却被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特别是该报将震惊全国的重庆“三·三一”惨案的真象公布于众，更为触怒当局，下令通缉周钦岳，周钦岳不得不离开《新蜀报》出走。此后，该报陷入消沉，社务工作难子推进，报纸亦缺乏生气，勉强维持着。

　　1935年秋，经当时的社长袁丞武专函催促，周钦岳从日本返回《新蜀报》担任总经理，不久又任社长。任杨丙初为总编辑，漆鲁鱼为副总编辑。留法的勤工俭学同学金满成任该报的主笔之一。他们共同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抗日战争爆发后，《新蜀报》表明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于是，抗日组织、刊物、捐款、捐衣、戏剧宣传队在重庆应运而生。青年们不时投稿给报社，不少人来报社访谈，要求参加抗日组织。在他们的推动下，重庆“救国会”、“义救会”、“人力社”相继成立。他们还在这些革命团体中担任主要负责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人力社”的成立会就在金满成家召开，并由他亲自主持，他说：“先成立一个团体，再办一个刊物《人力周刊》，刊物亦由金满成主编，内容尽量满足青年要求，解答青年提出的疑难，发表他们的作品。1937年3月，该刊曾刊登这样一段言论：“老年人告诉青年人说，你们要安分守己，但我们的见解与老年人不同，我们并不劝人捣乱。中国受帝国主义者诸般侵略，人们就为了‘安分’而不抵抗，中国已沦为殖民地，就为了‘安分’而不敢挣扎，‘安’予受压迫，‘守’着作奴才，这老教训叫我们吃不少亏。”说出了青年的心声。同年4月，金捕成在他所写《联合阵线与汉奸阶级》一文中，提出了建立全国民众，全国各党各派抗日救亡的联合阵线的主张。在当时的自色恐怖下，能如此勇敢，旗帜鲜明的提出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人力周刊》出版不久，“七·七”全面抗战的炮声响彻云霄，该刊出版“纪念九·一八”专刊后停刊。以后多数青年作者被输送去了延安。

　　继之，金满成和漆鲁鱼又经过反复酝酿，决定把全重庆市文化界组织起来。1937年5月16，日“重庆文化界联合救国会”成立，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举办战时知识训练班、移动演剧队、宣传队、歌咏队、自强读书会、妇救，职救等活动，以掀起抗日救国的高潮。他们还亲自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该报的一位主笔李开先即是为宣传抗日惨遭暴徒杀害的。

　　抗日期间，《新蜀报》副刊还开办“金刚钻”与“新副闲话"两个栏目，特别受到读者的欢迎。他们强调自己的目标与策略是：“一钻日本帝国主义，二钻勾结敌人之汉奸，兰钻贩卖仇货之奸商，四钻无国家观念的寄生虫，五钻扰乱后方的捣乱分子，六钻不肯出人力物力救国的吝啬鬼，七钻不尽责任之官吏，八钻封建势力，九钻落伍思想，十钻一切不合理的语言行动。”这些言论针砭时弊，切中肌理。“新副闲话’’专栏亦始终不与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妥协。主笔金满成除了自己写，还组织同仁有的放矢地写。1937年10月6日载的题为《枪毙李服膺、那怕鬼子兵》。文中说：“大同失守，由于李服膺不抵抗。敌人飞机大炮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抵抗能力的时候就自行退却”。明确的说“人人不作李服膺”。1937年9月8日刊载《懦夫f——请以此为榜样》一文：“我驾驶员阎海文在作战失利时误堕敌人阵地，敌人立刻包围他，阎海文即出手枪向敌人射击，当场击毙敌人数人，直至最后一粒子弹向自己的太阳穴自击殉国，其悲壮牺牲的勇气，使敌人亦为之钦佩，称此真正抗敌健儿也”。

　　1938年，武汉失守前，《新华日报》准备迁来重庆。周恩来曾对周钦岳说：“你们《新蜀报》要全力协助《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迁渝后，周钦岳曾先后让给《新华日报》三部平板印刷机，在言论上配合他们抨击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政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新华日报》遭到破坏时，《新蜀报》社还帮助印刷，使之能照常出版。

　　执政当局对《新蜀报》很为不满，1939年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面见周钦岳，指明漆鲁鱼、葛乔等四人有政治问题，应调离报社。随后三番五次催促，进步人士逐步离开，1941年，“皖南簪变"后，漆鲁鱼被迫离开报社。

　　1942年冬，周钦岳又聘高天(现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到《新蜀报》主持编辑部工作，高天提出人事由自己组阁。这一时期，担任主笔、撰写社论的主要是划尊棋、宣谛之等人。报纸的社论和时事评论都有独立见解，不随声附和，仍成为不依附于顽固派的一个进步舆论阵地。对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和民主政治的报道和畜论，占了较重的地位。对于《新蜀报》这个阵地，顽固派时时在伺机反扑，蓄意制造种种事端。1942年的一天晚上，不法分子纵火烧毁《新蜀报》编，印两部，报纸几乎停刊。1943年8月，国民党当局终因报上刊登的“中枢纪念周”消息，“念”字锚排为“敌”字为由，指名要高天和翟静之等人离开《新蜀报》。在这批人走后，原采访部主任张骏复出，此人早就有心篡夺该报，他与特种势力勾结，借周钦岳回老家之际，强力接管《新蜀报》，并把社长鲜英排挤出去，另组报务委员，张骏实为《新蜀报》的负责人，主持报社事务，宣扬“戡乱建”国"改变了报纸的政治面目。这张具有光荣进步历史的报纸，从此与人民群众背道而驰，沦为国民党御用的宣传工具，直至重庆解放，该报被重庆军管会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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