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重庆报业——新民报
来源：《抗战时期的重庆新闻界》   2015-04-17 09:26:07

　　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原在各大城市的全国性的报社、通讯社北相继迁入重庆。1938年1月15日，南京《新民报》首先来渝出版，紧接着《时事新报》、《南京晚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益世报》等也纷纷内迁来渝，连同抗战后期迁渝的《世界日报》和在渝创刊的《中国学生导报》，这些报纸和通讯社使重庆报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

　　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报业最鼎盛时，有23家报纸同时出版，12个通讯社同时发稿，这些报纸和通讯社身居陪都重庆这个战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承担起了领导全国舆论的重要任务。从政治立场来看，这时期重庆的报纸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新华日报》为领导的进步势力，一类是以《中央日报》、《扫荡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官方报纸，一类是《大公报》、《新民报》等民营的中间势力报纸。这些报纸虽然各具立场，但在团结抗战这个大方向上却是一致的，他们本着国家民族的利益，同仇敌忾，为宣传抗日、鼓舞士气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

　　抗战期间群英荟萃，使重庆新闻界的业务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形成了一个人才济济的记者群体，形成了很有影响的舆论力量。同时，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时重庆又形成同盟国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所处的特殊地位，这些新闻单位虽处于西南一隅，但已经纳入世界新闻传播的网络，和各国记者群体结合在一起，不仅为中国民众提供了大量的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战线的信息，也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传播提供了中国抗日的讯息，这些面向世界的通讯渠道，使重庆这座城市具有了国防性、开放性。

　　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内迁的各报也陆续离渝，但也有不少报社在重庆留下分社，继续出版。

　　下面仅录其要者作一介绍。

　　《新民报》于1929年9月9日创刊于南京，是由国民党中央社的几位年轻记者陈铭德、刘正华、吴竹似等因不满官方的新闻束缚而自行创办的民间报。创刊初期，经济上主要依靠当时四川省主席刘湘的资助，因此对刘湘集团的扩张和矗文治武功”以及有关四川的消息总是大加刊载。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野心侵华，国民政府却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无心抗日。《新民报》本

　　着民族立场和爱国之心，不断发表抗日言论，积极反映人民的抗日呼声，热情报道“一二·九”学生运动，支持学生的抗日要求，努力敦促政府抗日，从而在读者中扩大了影响，逐渐成为一张小有名气的报纸。但也因此得罪当局。为求得到庇护，《新民报》亍1937年7月1日宣布集资5万元，成立《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请出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萧同兹出任董事长，其它董、。监事也请魏国民党中各派各系的头面人物担任，欲凭此以求自保。

　　抗战爆发不久，战火逼近南京，《新民报》决定西迁重庆，圳四开小型报形式子1938年1月15日与重庆读者见面，成为抗战中迁渝出版的第一张报纸。

　　《新民报》初到重庆时，根据报纸确定的以城市小市民，特疑是中下层公教人员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情况，决定着重抓社会新闻；又根据随抗战西迁内地的文化界人士和学校日益增多的情况，耆重办好副刊。同时，在新闻和文章方面力求短小精悍，编辑组版方面力求生动活泼，以吸引读者。报社又延揽一些报界名流入社，如敦请先后到渝的“三张一赵”(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赵超构)到报社主持工作，又广泛结交文化界人士，约请他们写稿，同时，报社还吸收大批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编辑记者，以培养新生力量。《新民报》在渝出刊后，四川人认为是四川人办的报纸，下江人又认为是从下江迁来的报纸，对《新民报》都具有感情，订报者络绎不绝。广告方面，也在一开始就拥有全市影剧院、主要公司行号和商店的广告，所以业务得到不断发展。为抗战胜利后的大发展积累了相当的人力物力。

　　1939年5月到8月重庆各大报因遭敌机轰炸破坏，奉中宣部之命改出联合版，《新民报》是其中之一。《新民报》复刊后，为了打开销路、发挥潜力，决定增出晚报，由崔心一任总编辑、张友鸾主编社会新闻版，张慧剑主编副刊《西方夜谭》。晚报于1941年1l月 1日 出版后。不胫而走。发行量最多时达四万份，是重庆各家晚报发行量最大的。发行和广告收入维持壮大了重庆《新民报》。从此，《新民报》确定了着重发展晚刊的经营路线。以后成都版创创刊和南京版的复刊，都以晚报先打基础，上海版并且只出晚刊成都版晚刊于1943年6月18日创办。为了集中成渝两社的管理，1943年9月《新民报》在重庆成立总管理处，由陈铭德任总经理，罗承烈、张恨水、邓季惺任协理。

　　然而，抗战时期。国家处于危难之中，在国统区复杂的形舅和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下，要使报纸得以生存并得到发展确非易事。为此，《新民报》制定了“中间偏左，遇礁即避"的言论编辑杰针。一方面，向以中共为代表的进步势力靠拢。如在迁渝不久后刊登一系列《延安通讯》，报道延安的若干新事物和新气象；1944年，赵超构参加中外记者延安访问团，归来写成访问记《延安一月》，较为系统地报道了毛泽东和中共其它领导人的言行和边区的各方面情况，在成渝两地《新民报》上连载后，曾轰动一时；张恨水的连载长篇小说《八十一梦》也抨击了社会上的种种丑行。这些作品增强了《新民报》的思想性和战斗力，也提高了读者的认识和阅读兴趣。另一方面，报纸在各种压迫之下，其“中间偏左”雕方针又不得不时时产生动摇、妥协，甚至委屈求全，发表一些来自国民党官方的消息以及屈从于他们压力的言论。但尽管如此，《新民报》对团结抗战始终坚持宣传。报纸在重庆的发誓词中就有，“目前任何工作莫先于救亡图存，任何意见莫先于一致对外。战后虽促，吾人认定民族统一战线实高于一切”的言论，在整个抗战中，发表了不少鼓舞抗战，反对投降分裂以及希望国共加强团结的文章。重视社会新闻和副刊是《新民报》的一大特色和传统。时有从侧面、从小事物，点点滴滴地揭露抨击当时社会百相的文章出现在社会新闻版和副刊上。在社会新闻中突出反映了抗战期问国统区内达官贵巨贾于“前方吃紧”中在“后方紧吃”的豪华生活，而下层市民却无米为炊，以及物价飞涨、投机倒把、政治腐败等社会现象。副刊上，用杂文、寓言、小品等各式文字，以含蓄、辛辣的笔法，对卖国妥协倾向和贪官污吏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揭露。郭沫若、叶圣陶、巴金、夏衍、老舍、洪琛等文化名流都常为《新民报》写稿，有的人还一度主编过报纸的副刊。

　　《新民报》迁渝不久，就因刘湘死在汉口而结束了对四川军阀的经济依靠，转为向四川的民族资产阶级靠拢，邀请成渝两地的工商企业及银行投资入股，在抗战后期的三次增值增资中，更得到他们的支持，而逐步走向为民族资产阶级服务的道路。在报纸上反映他们的政治要求，鼓吹民主宪政，对官僚资本给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种管制和束缚政策，作了不少旁敲侧击的文章，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知名人物，如卢作孚、胡子昂、吴晋航、何北衡、刘航琛等的谈话行动，经常刊登。对这些股东所经营的企业也为之宣传支持。还有意促使他们与进步力量接触，以求得对报纸言论方针的谅解和支持。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避免内战，毛泽东于8月28日飞抵重庆，亲自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谈。在和谈期间，《新民报》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对毛泽东到重庆、对政协会都作了比较客观、详实的报道。

　　《新民报》由于在言论上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团结抗战的主题，又在新闻报道和副刊内容及编辑技巧上使群众喜闻乐见，加上讲究经营之道。因此，抗战时期成为该报业务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在抗战后期，发行数字一个高峰接一个高峰，广告业务也蒸蒸日上，甚至要客户排队刊登。其所聚积的人力物力为抗战胜利后发展为南京、重庆、上海、北平、成都“五社八版”打下了基础。

　　1945年9月，《新民报》从重庆分赴南京、上海、北平兰地，筹备南京版复刊和上海、北平两社的开办工作。三四个月后都基本完成，于第二年陆续出版。

　　1948年7月8日，国民党当局以所谓“立法院军事泄密案”为借口，说南京《新民报》“为匪宣传”，勒令永久停刊。同时密令各地方政府借故查封《新民报》分社。成都《新民报》在1949年7月23日被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武装查封。重庆《新民报》危在旦夕，决定将“新民报重庆社”改组为“重庆新民报社”，于8月6日登报声明独立经营，与原《新民报》总管理处脱离关系，并请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任发行人兼社长，以渡过难关。解放后，该报经重庆军管会批准，继续出版，一直出版到1952年初方才自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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