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四川的群众新闻团体（三）——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
来源：《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   2015-04-17 09:48:09

　　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是在应对日军大轰炸重庆时成立的临时性新闻组织，但它的成立是抗战时期新闻界联合的象征，显示了团结抗日的一致愿望，具有较深远的历史意义。1939年5月3日—4日，日军对重庆实施了抗战以来的最猛烈轰炸。重庆市区损失惨重，很多报社也遭到了严重破坏，有的还有人员伤亡。

　　5月5日，各报停刊。在这一紧急关头，国民党决定集中人力物力，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随后，由国民党指定中央日报社带头，召集《大公报》《新华日报》《时事新报》《新蜀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新民报》《西南日报》《扫荡报》等9家重庆主要报社负责人，商讨出版事宜。为了更好地协作出版，10家报社立即组成了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各报联合委员会设总干事1人，由10家报社负责人轮流。第一届为《时事新报》的张百电。

　　5月6日，《重庆各报联合版》出版第1号，它的发刊词中指出：“敌人对我们的各种残酷手段，我们的回答是加紧我们的组织，我们要拿组织的力量，去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可以看出，当时新闻界倡导团结抗战、谋求一致对外的态势。当然，由于阶级立场和政治诉求不尽相同，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的成员也存在一些分歧。如对于新闻消息的来源，有的要求全部采用中央社统一电讯稿，有的要求能表达自己的声音。最后的情况是，主要新闻和社评稿件都采用中央社，同时也刊登其他报社记者采编的通讯。不过，总体而言，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依旧是一个团结的联合体，是抗战时期新闻界共同抗敌的象征。

　　在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的指导下，《重庆各报联合版》坚持出版99期，直至1939年8月13日各报复刊时停刊。各报复刊后，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仍然继续存在。但此时，各报联合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已不是负责新闻采编和报纸的出版工作，而是加强报社之间以及各报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如相互之间协商买纸、买油墨、买米、买煤等，商订报纸的零售价和广告价格，反映市民关心的问题以及解决劳资纠纷等。另外，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还时常举办一些较大的集体活动，以加强联系和团结。除每年与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举行“九·一”记者节外，还开展同业之间的交往，为报界伸张正义。1942年4月15日，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与陪都中国新闻学会在国民党中央礼堂召开茶话会，欢迎来自新加坡、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的来渝同业，到会二百余人。可见，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以日军大轰炸为契机，不仅加强了当时新闻界的联合，在后来更成为新闻界内相互联系的一个渠谱。事实上，除了上述通讯社和新闻团体外，抗战时期四川存在的新闻组织还有很多，如川康通讯社、星芒社、今日新闻社、成都新闻记者协会、成都报业公会、成都市新闻记者公会等。新闻组织和团体的增加反映了抗战时期四川新闻界的活跃及其力量的壮大，也是这一时期四川作为全国新闻中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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