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董鲁安
来源：团结报党派e家   2019-04-23 15:41:20

　　董鲁安，名璠，后更名于力，1896年出生于北京。他自旧制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多年在北京、天津等地高等院校从事教育工作，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及佛学著称，是我国文化界的著名学者和进步人士。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立大学先后南迁，许多爱国青年也纷纷奔向解放区，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而位于海淀镇的燕京大学，因系美国的基督教会募款建立，日寇一时尚有所顾忌，所以仍得留在北平继续开学。当时，董鲁安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并担任国文系主任。他愤恨日伪对北平异常残酷的统治，敬佩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因而益加痛感自己过殖民地生活“无复生意”。于是，他与燕京大学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联系。时他家住在未名湖南畔的佟府院内，他便常常让出家中的客厅，以“读书会”的名义，为地下党小组在那里开公提供便利。此外，他还不怕牵连，同意把支部募集的物资实物寄存在家里，由党组织随时派人带往解放区根据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宪兵队以武力强行查封了燕京大学，并以“抗日”罪逮捕了邓之诚教授等十六人入狱，一手制造了“燕大教授案”。时董鲁安亦被软禁在家中，且因停发薪金，全家人生活陷入绝境。但他洁身自爱，清贫自守，宁可典当衣物勉强维持生计，也绝不到日伪限令的机关去登记、任职。有人以他是个佛教徒，并以研究佛学著称，劝他出席一个日本著名密宗和尚的欢迎会，成立一个中日佛教团体，从而获得可观收入，被他严词拒绝。

　　1942年春，晋察冀边区派人和他联系，聘请他到解放区去工作，他慨然前往，并商谈了出走路线和必要的准备工作。5月的一天，董鲁安用消字灵将“良民证”上职业一栏的“教授”二字抹去，换上“商人”字样，并同夫人关竟商量好，故意留下一张纸条，上写“因看破红尘，决心去五台山出家，家人不必悲伤，亦无需寻找”云云。次日清晨，董鲁安身着长衫，头戴礼帽，腋下夹个大皮包，俨然一幅商人打扮，搭乘预先订好的人力车，去了前门车站。可惜他此次易装出走，因途经路线遭日伪清剿而中断，不得不暂返家中。

　　是年8月，在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他辗转经保定到满城，过封锁线后到了晋察冀第一军分区所在地狼牙山下的易县周庄，三四天后终于到达灵寿一带，受到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刘仁等领导同志的接见，热情欢迎他来参加边区革命工作。董鲁安情不自禁地说：“我实现了终生的愿望!”

　　在解放区，董鲁安切实感到这里的土地和军民“熔铸造了全民族社会各阶层的意志，也熔铸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共同的信心”，由衷地为中共中央坚持的民族统一战线而鼓舞。所以，当他穿上解放区为他裁制的军服，他感到了无比的欣慰和自豪。作诗自诩：“旧来学侣如相识，可笑书生作老兵。”为了响应毛泽东“暴露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他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的号召，他先撰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在魔鬼掌握中的地区里》，向全中国、向全世界控诉日寇是如何将北平“逐渐的殖民地化”的。

　　该文在邓拓主编的《晋察冀日报》上全篇连载，后又为延安的《解放日报》部分转载，受到当时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欢迎，为此曾荣获晋察冀边区鲁迅文艺报告文学奖金。

　　此后，董鲁安接到分配工作的命令，出任了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并受聘为边区参议会参议员。1943年1月，边区参议会召开第一届大会，被选为副参议长。

　　1943年秋，日寇向我晋察冀边区大举进攻，我边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英勇卓绝的反“扫荡”斗争。董鲁安亲身参加了这一战斗，并为此“无上之光荣”。反“扫荡”胜利结束时，竟得诗二百余首，践行了《燕赵诗社》的缘起宗旨，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斗争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后来，他把这些诗编定为《游击草》诗集一卷。

　　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董鲁安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出席，并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历任河北省人民监察院院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政局长等职。1953年患重病期间，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逝世后，经中共华北局批准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