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因为不愿成为日本人的奴隶,李苦禅很快辞去北华美专、北平美院的教职,加入了由八路军北路军冀中军区的平津特派人员主任领导的情报组。
李苦禅对地下抗日工作极其上心,将自己的住处作为了联络点。在这个蜗居里藏身、中转的有地下交通员、奔赴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和外国友人,而李苦禅恪守地下工作纪律,不该问的事绝对不问,该做的事竭力去做。有时地下人员缺盘缠,他甚至会去当铺变卖衣服换钱。他也会去买些旧衣服,根据地下人员的身份需要进行装扮,或者将女学生打扮成农妇,或者将情报人员变身为货郎。为了伪装得更逼真,他还会在这些人的脸上、手上涂些颜料。
除了当交通员,李苦禅也亲自参与抗日情报工作。他的朋友袁祥峰原是29路军的军官,与部队失散后成了日军抓捕的对象。他在李苦禅家躲了几天,并相机寻找部队,未果后又在李苦禅的帮助下参加了八路军。后来,袁祥峰受命潜回北平,李苦禅动用自己的关系,帮助他打入汪伪徐州治安总司令部当卧底。
到了徐州,袁祥峰一度联系不上中共地下交通站,只好给李苦禅写信,用约好的暗语传递情报,再由李苦禅通过地下党组织转给八路军。这样的方法一共用了六次,李苦禅次次都将情报及时送到了。直到袁祥峰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此种方法才终止。过了段时间,袁祥峰接到八路军的秘密指令,要求他回根据地汇报工作,但他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借口脱身,只好拜托李苦禅想办法。李苦禅便给他发了一封“母亲病故,速返京治丧”的电报,袁祥峰才得以成行。汇报完工作,袁祥峰又无惊无险地回到了徐州。
李苦禅的行动终于引起了日本宪兵的注意。
1939年5月14日黎明,日本宪兵和汉奸冲进李家,以私通八路的罪名,将李苦禅和他的一个学生抓到了北平日本宪兵总部的“留置场(拘留所)”。审讯一开始,硬汉李苦禅就当着一群日本宪兵的面大骂日军少佐和汉奸。日本宪兵气得跳脚,对他用上了酷刑……他们把他打晕过去又用冷水激醒,然后继续抽打他,但李苦禅始终什么都不承认,依然破口大骂。因为李苦禅是知名人士,日本人又没有掌握真凭实据,日本人最后只好放了他,暗地则派人盯梢,幻想能收集到李苦禅从事抗日工作的“铁证”。
李苦禅知道再直接参加地下抗日工作不太方便,便换了一种方式:用书画宣传抗战。他的画里有讽刺汉奸的《大官风顺图》,也有表达家国之思的《兰花图》。1939年隆冬与1940年夏天,他又两次带着长子到天津举办个人画展,所得报酬全部交给了抗日地下组织。
一般文人抗战都是选择不与侵略者合作:你想让我在沦陷区从事奴化教育,我去大后方;你想买我的画装点门面,我闭门谢客;你想我为你唱戏,我蓄须明志……这样的举止自然也有操守与气节,但像李苦禅一样亲自投身实际的抗日工作,为国家、民族提供直接的支撑,显然更为珍贵。作为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书画家之一,李苦禅的作品在自然含蓄中深蕴着阳刚之气,这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和他最为人称道的气节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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