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成县师范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来源：陇南生活网   2015-04-24 10:54:34

　　抗日战争时期，在甘肃省成县师范学校，以抗日民族先锋队员为骨干的进步师生，曾经组织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时间持续长达两年多之久，涉及成县广大城乡及邻县的一些边境村镇，有力地揭露了日寇侵华的种种暴行，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意志， 对唤起民众，促进群众抗日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

　　1937年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至11月初，整个华北的大片国土已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当时，北平的大专院校先后迁到了大后方——西南和西北，部分流亡甘肃的华北籍中小学教师云集天水，成立了“战时教师务团”，并创办了“国难中学”（即天水国立五中）。当年秋天，成县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甘肃省立成县师范学校）正式成立，“战时教师服务团”的部分教师，应聘到这所新成立的师范学校执教。这些教师亲身经历了日寇铁蹄的蹂躏和国民党败军的骚扰，对国家民族的危亡有切肤之痛，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愤慨万分，迫切要求抗日救国。他们以忧国忘身的豪迈气概，满腔热忱地向学生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政治主张，传播“生活书店”、“开明书店”、“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书刊，高尔基、托尔斯泰、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巴金、夏衍、曹禺、田汉、邹韬奋、范长江、艾思奇等中外进步作家的作品，和《全民抗战》、《文艺阵地》、《黄河》等进步刊物，都成为学生课外必读的书刊。为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老师还经常组织以抗战救亡为内容的作文竞赛、论文竞赛、歌咏比赛和读书报告会。这些活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热血青年，徽县、西和、康县、武都等邻县的学生，也踊跃前来报考成县师范。由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学校教职员工的勤奋努力，学校办得很有生气，许多有抱负的青年从成县师范毕业后，都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的需要，广泛团结全国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早在“一二·九”运动前夕（1935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就作出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改造青年团的组织及其工作方法，取消国民党区域原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建立包括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学生及失业青年的民族解放性质的群众组织，吸引更多的青年参加到抗日救亡的战斗行列中来。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祖国的半壁河山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地处陇南的成县，距抗日前线虽有数千里之遥，但日寇的飞机经常到成县上空进行军事侦察。县城东郊机场上经常有国民党军用飞机停落，从中原一带流亡来的难民与日俱增，社会形势动荡不定，人心惶惶不安。就在这时，北平大学农学院农经系（当时该校已迁至陕西沔县）毕业的进步知识分子、抗日民族先锋队队员卜宪基，担任了成县师范学校教导主任。在摸清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思想情况后，卜宪基首先在进步师生中发展了一批抗日民族先锋队员。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成县师范抗日救亡宣传队”，共20多名队员，由成县师范第一届学生折步洲（即叶滨）、邓述祖（即邓品珊）等负责。宣传队成立后，在卜宪基、田宝瑞、王次兰等教师的具体组织指导下，先后排练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狂欢之夜》；歌剧：《渔光曲》（根据影片《渔光曲》改编）；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热血歌》、《保卫黄河》、《铁蹄下的歌女》等20多个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节目，下到城镇乡村进行宣传演出。到了假期，宣传队的活动照常进行，当时在天水读书的进步青年赵玉兴、胡毓林回成县后，也主动担任角色，演出话剧，积极参加宣传活动。宣传队每到一地，当地农民就热情地帮着搭台子、搬道具，使宣传队很快就能演出。有些精彩节目，观众看了还想再看一遍，宣传队就不厌其烦地给他们再次表演，直到观众满意为止。就这样，全县的主要乡村，抗日救亡宣传队基本上都跑遍了。还渡过犀牛江，到康县县城进行了演出。

　　三

　　1938年10月下旬，由卜宪基倡导创办了一份抗日小报，报头题名为《芦沟桥》。用《芦沟桥》作报名，含有以雪国耻之意。由折步洲、邓述祖等担任主编，高联诛负责刻写。为了扩大抗日小报的影响，经同校方协商，将《芦沟桥》定为成县师范校刊，半月出一期，用壁报形式张贴，后来也有时编成四开两版的油印小板。内容主要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版面活泼，图文并茂，体裁多样，有散文、诗歌、漫画、宣传画等。一些重大新闻及抗日救亡宣传队在各地开展宣传活动的情况，均登在显赫位置，如“平型关大捷”、“台儿庄会战”、“武汉失守”等重大事件，都以号外进行刊登，以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精神。折步洲用“秃笔”署名写的文章：《宣传在袁家大庄》，曾被西安出版的《西北青年》刊登。为了反映我八路军歼灭日军坂垣师团，首战告捷，取得中国抗战史上第一次对敌歼灭战的重大胜利，邓述祖以《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为题撰文，热情歌颂了八路军英勇善战，克敌制胜的威名，深刻揭露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39年3月，《芦沟桥》改为周刊，临时有重要新闻消息，就编成传单，群众称为“快报”，发行范围也从学校逐步面向社会。因为编辑人员同时又是宣传队的骨干，所以刻印文具由宣传队携带，宣传到哪里，就在哪里编辑刻印，使之能及时与民众见面。

　　在这一时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国民党由对外抗日逐渐转移到对内反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各地大抓壮丁，横征暴敛，给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在成县城乡，因为抓兵抓伕，使不少贫苦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国民党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到成县师范抗日救亡宣传队正在演出的人群中抓壮丁。这些情况，使抗日民族先锋队员们进一步看清了民国党政府的反动面目，他们抓住时机，在《芦沟桥》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对外消极抗日，对内积极反共的罪行，从而使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由于《芦沟桥》斗争的锋芒触痛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国民党当局公开出面干预，并暗中进行特务活动，妄图镇压进步师生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鉴于这种情况，《芦沟桥》后来不得不转入秘密出刊，其中有三期就是利用邓述祖伯父经营的“新兴东纸店”，在夜间编写刻印的。

　　四

　　成县师范学校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民众中的影响愈来愈大，使国民党地方当局深感不安。县党部、伪县政府、县警察局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使出种种伎俩，对进步师生进行分化瓦解，企图以达到窒息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罪恶目的。县党部公开在学生中散布说：“只要加入了国民党，就既往不咎，可以给个公事去干。”还派人把入国民党的登记表发给学生，可进步师生连一个也没有去填。拉笼、收买、欺骗无济于事。警察局就列出黑名单，对学校施加压力。面对这一情况，宣传队在北乡王磨最后一次宣传演出时，卜宪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讲了今后开展宣传活动的策略，决定让折步洲、邓述祖、王嘉恺、石琦、李建章、胡思智等六名学生即速离开成县，以摆脱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

　　1940年2月6日，折步洲，邓述祖等带着卜宪基写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信件，第一批先行秘密离开成县，2月8日抵凤县，2月10日至宝鸡，遂乘火车到达西安。到西安后，按预定计划在西安等候三天，等会合后统一行动，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其他四位同学未能按时赶到西安。2月16日，折步洲、邓述祖找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看了卜宪基的信件后，即热情接待了他们，当即起了化名，折步洲化名为“华露果”，邓述祖化名为“雷进”，由办事处介绍到陕西三原县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同年五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作者：张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