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文艺轻骑兵
来源：政协头条   2019-06-11 14:13:27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剧作者协会和上海戏剧联谊社发起组织成立了13支救亡演剧队，根据周恩来关于“把大部分救亡演剧队设法组织出发到内地去作爱国抗战宣传工作”的指示精神，各个演剧队先后从上海出发，奔赴祖国各地，加入抗日救亡的队伍中。演剧队在全国各地的演剧宣传，成了抗战初期重要的民众动员方式。

　　沸腾的蓬莱大戏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在文化人士荟萃的上海，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断高涨。“一·二八”事变之后，文艺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作了诸多关于抗日救亡的剧作。1936年年初，左翼戏剧家联盟解散，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上海一部分剧作者发起成立了上海剧作者协会。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的战争。在这决定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关键时刻，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自觉站到民族总动员的行列中，以文艺为武器，积极响应和配合抗战。

　　7月9日，郑振铎、洪深、胡愈之、叶灵凤、应云卫、胡仲持等140余人聚会，决议组织文化界救国团体，电请前线将士力保国土，并公推洪深、胡愈之等 19人为文化界救国团体筹备委员。

　　15日，上海剧作者协会在卡尔登戏院(今长江剧场，黄河路21号)召开全体会议。会上，中共地下党员夏衍提出建议：把1936年成立的上海剧作者协会加以扩大为全国性的，并更名为中国剧作者协会。这个建议得到全体会员的一致同意。同时，在这次会议上，也通过了一项决议案：由到会的全体会员集体创作一个三幕剧，剧目定名为《保卫芦沟桥》。会后，协会的成员们就立即着手准备《保卫芦沟桥》剧目的创作及演出事宜。

　　27日，郭沫若自日本回国，抵达上海。8月4日，他在看了《保卫芦沟桥》的剧本后，难抑激动，挥笔题词：“芦沟桥已经失掉了，我们依然要保卫芦沟桥。芦沟桥，它是不应失掉，在我们精神中的芦沟桥，那永远是我们的墓表，芦沟桥虽然失掉了，我们依然要保卫芦沟桥。”郭沫若的诗句，不仅是其内心的真实写照，更激励着正在日夜排练的全体演职人员。

　　8月7日，《保卫芦沟桥》在蓬莱大戏院(今上海学前街111号)首演。该剧是抗日宣传剧，票价便宜，一律二角。据当时任前台主任一职的王惕予回忆说：“蓬莱大戏院有七百个左右的座位，卖满座时，每场可得一百四十元左右，我们一天演三场甚至四场。”他留存了每天的售票记录：“八月七日收三百五十四元，八月八日五百五十一元二角，八月九日三百七十元四角，八月十日三百一十八元八角。”从这几天的收入情况可以看出，观众对于观看演剧之热情和对祖国命运的时刻关心。

　　当时，《申报》从 8 月 4 日开始一直到 8 月 13 日连续 10 天，每天都登有关《保卫芦沟桥》上演的广告。该剧内容丰富、气势磅礴，歌颂了英勇抵抗日军的卢沟桥军民，展示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成了抗战爆发后第一出反映抗日的话剧。

　　再见吧，上海

　　日本侵略者为了迫使国民政府尽快屈服和投降，于8月13日向上海中国驻军发起进攻。“八一三”的炮声响起后，《保卫芦沟桥》被迫停止演出，上海成为抗日的前线。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率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淞沪抗战开始。

　　8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上海影剧界和影剧爱好者在卡尔登剧院召开了大会，当场通过组织成立13个上海救亡演剧队的决议。

　　由于当时紧张的战争形势，容不得上海戏剧工作者多想，救亡演剧一队首先组成。队长是马彦祥，副队长是袁牧之，后来因为袁牧之另有任务，便改任宋之的担任副队长一职。演剧一队成立的第一天，便“约法三章”：

　　(1)三个月为一期。三个月内不添人谁也不离队。

　　(2)队员一专多能，务要人人得用。演戏、唱歌、灯光效果、舞台管理等人人都要搞。

　　(3)因经济困难，每人一天发一毛钱伙食费，其余全靠募捐。

　　由于当时出发急促，许多队员只是很简单地安排一下家属。如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副队长宋之的夫妇，将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宋之的给孩子取名赐儿)，托给一个女佣人送到苏州乡下抚养。一队队员邸力把孩子启扬交给亲友照管，当邸力再见到启扬的时候，已经是12年后的1949年了。而宋之的夫妇的赐儿，却在战乱中失踪了。

　　上海救亡演剧队一经成立后，就开始做出发的准备，其中队员有陈波儿、袁牧之、崔嵬、程默、邸力、丁里、方殷、贺绿汀、黄文、李丽莲、李农、刘白羽、马英全、聂绀弩、欧阳山尊、潘奇、塞克、王光鼎、王贵、王苹、王震之、王余杞等。1937 年 8 月 22 日，一队从上海出发，当天晚上到了南京，9 月下旬到达开封，10 月中旬抵洛阳，10 月底到西安，12 月下旬到了临汾——这是党在西安的办事处。1938 年 1 月，一队离开临汾，继续北上，来到洪洞县境内的马牧。1938 年年初，演剧一队抵达延安。

　　在得知马彦祥、宋之的、袁牧之等组织一队后，洪深便与金山、王莹商量组织救亡演剧队第二队。洪深回忆说：“那时采的是吴用取生辰纲的原则，认为人多去不得，人少也去不得，务要人人得用。我和金山分工，金山管找人，我管对外和经济。”当时各个队员分工明确，人尽其用，充分发挥各个队员的才能。

　　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出发时也决定了几个原则：

　　(1)移动中各人自己管行李。

　　(2)对外只有团体行动无个人行动。

　　(3)拒绝一切宴会。

　　(4)演戏不卖票，生活自筹。

　　二队洪深为队长，副队长为金山、田方，从上海出发时有14个人：冼星海、黄治、张季纯、田烈、贺路、邹雷、金子坚、白露、王莹、欧阳红缨、熊塞声等。出发时队员宣读誓词：“我们十四人同生共死，为中华民族解放，誓死不屈!”队旗是郭沫若先生亲手写的。

　　之后，各队陆续成立，除第九队因故未能组建，第十队和第十二队留沪工作外，其他各队在短短的几天内，完成准备工作，陆续从上海出发，奔赴全国各地。救亡演剧队从上海出发深入内地、前线、农村等地，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将抗日救亡的种子洒遍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是演出队，更是宣传队

　　演剧队不仅是演出队，还是宣传队，也是工作队。上海救亡演剧队自 8 月下旬起，陆续从上海出发，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湖北等省，在演剧队存在的一年时间里，共有200多名文艺骨干先后加入演剧队。这一时期，话剧得到极大的发展，街头剧、活报剧、广场剧、田间剧等戏剧形式都被演剧队队员们所尝试，获得了新的活力。队员们的工作方式也不仅仅局限于演剧，同时还结合演讲、唱歌、座谈会、壁报、播音、街头宣传、田埂宣传、街头杂耍、家庭访问、团体访问、慰劳伤兵、调查户口、出特刊等多种形式，大大密切了队员与民众之间的联系。

　　演剧队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打破了地域、语言、阶层的隔阂，艺术真正成为唤起大众、组织大众的武器。以在抗战时期蜚声各地的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为例，它是 1931 年陈鲤庭原作，章泯导演，主要讲述的是东北沦陷后，逃亡的父女在街头以卖艺为生，当饥寒交迫的女儿无法表演时，父亲却依旧挥鞭逼迫，这时青年工人大声呵斥：“放下你的鞭子!”在不同的演出中，为了引起观众的共鸣，这个剧目经常被演剧者改编，故事基本框架不变，根据演剧队所到之地，被改名为“逃难到 ××”;而这对逃亡的父女可以来自东北，也可以是华北，或者任何一个已经沦陷的国土，这样就激发了民众对于“家乡”“国土”的情感。并且演出场所也不固定，或是剧院，抑或是田野街头，甚至是在“移动的车上”。演剧队创造的这种“流动”的形式，能够充分利用当地条件为演剧服务，引发民众的认同感。

　　演剧队也是人才培养的学校，各队队员刚加入演剧队的时候，在 20 岁左右，经过队中一年时间的学习和锻炼，在表演技巧、工作方式等方面越来越成熟。虽然，演剧队在 1938 年 7 月底，各队出现了分流，队员有了不同的归宿。但是，队员们始终牢记着“演剧队精神”，在之后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作为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的田汉，曾这样评价戏剧在抗战时期所起到的作用：“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的作用。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流动演剧中的戏剧工作者，以唇为枪、以舌为剑，将舞台变成了战场。悲壮的抗战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与努力的结果，其中就包括这些舍生取义、流血流汗的救亡演剧队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