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报刊“孤岛”求生记
来源：炎黄春秋   2019-07-04 10:32:06

　　在中国现代史上，“孤岛”是个特定的名词，它指的是从淞沪会战后沦陷(1937年11月12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期间的上海租界。在这个阶段，一方面，上海已经沦陷于日军之手;另一方面，上海租界地区因受英、美等国家的管辖而不受日军的直接控制。租界像大海中“孤岛”，尽管危机四伏，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爱国人士的避风港，在“孤岛”上，抗日宣传活动还可以有声有色地开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事发之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以“中立”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淞沪会战之后，上海沦陷，上海租界成了“孤岛”。此时，英、美、法等国的租界也以“中立”态度应对时局变化。一方面，租界当局不想得罪日军，警告租界内的中国报刊不得使用过激字眼，不能以“敌”、“敌军”来称呼日军;另一方面，租界也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各国人创办的新闻事业予以切实的保护，不容许日军干预租界内的新闻事务。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及其他爱国力量在1938年初创办了一批打着洋人旗号的报纸，使租界的抗日报刊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其中最有名的报刊就是《每日译报》和《文汇报》。

　　《每日译报》的前身是《译报》。当时的上海租界有许多外文报刊，在这些报刊上，有关中国抗战的消息、评论很翔实。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于1937年12月9日创办了《译报》。《译报》将外文报刊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消息翻译出来，向人们报道抗日战争的进展，宣传持久抗战的主张。但是，《译报》因其抗日锋芒太露，很快引起了日军和租界当局的不满，仅出12期就被取缔了。《译报》被取缔后，中国共产党又于1938年1月21日创办了《每日译报》。吸取《译报》的教训，《每日译报》名义上改由在香港注册的英国商人、中华大学图书公司主持人孙特斯·裴(J.A.E.Sanders)、拿门·鲍纳(N.E.Bonner)两人出面发行，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的机关报。为了迷惑日军，《每日译报》的创刊号上还特意宣称：“一张好的新闻纸，应该使人发生好奇的心理——对于别人所想的和所做的事，发生好奇的心理。一般的来说，这就是《每日译报》主要的宗旨。除了提供当天新闻中一种正确而且及时的精粹外，我们还应先译述各国报纸中的权威作品，尤注意有关中国和远东的事情。我们对于所提供的题材，毫无特殊的偏见，更无偏重的成见。我们尽量地大公无私地来选择。”

　　在实际操作中，《每日译报》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民持久抗战的主张作为自己报道的主要内容，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演讲、文章以及党的重要文件都进行刊登。从1938年8月23日起，《每日译报》连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共连载了12天。1938年11月27日，它又以“转译”的形式刊发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告全国同胞书》。通过刊发这些重要的文件，《每日译报》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到了上海租界，给身陷“孤岛”的人们带去了思想的曙光。

　　与此同时，抨击汉奸投降活动，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也是《每日译报》报道的重要内容。早在汪精卫公开叛国之前，《每日译报》就于1938年10月12日发表社论，批评汪精卫对外声称“中国未关闭调停之门”的做法，指出这种妥协言论的危害性在于松懈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好让日本侵略者从容消化已得赃物，而后一举灭亡中国。汪精卫公开投敌之后，《每日译报》组织了大量声讨稿件，发动了“讨汪攻势”。1938年6月15日，《每日译报》译载国联鸦片问题会上美国代表的发言，披露日本从伊朗收购46万磅鸦片运至中国沦陷区的罪恶行径;9月3日，又发表社论，呼吁制裁日军在华使用毒气的丑行;1939年3月10日，又译载美联社消息，曝光日军护送3700箱波斯鸦片至上海沪西区的事实。

　　《每日译报》还多次发起与组织抗战支前、捐献活动。1938年7月，在“孤岛”首创节约救难捐款活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响应，三个月内收到捐款1.6万元;1939年1月，又组织新年献金捐款活动，通过各种形式募得大笔钱款和物资，组织了两批上海民众前往皖南慰劳新四军。

　　在《每日译报》创刊后第五天，即1938年1月25日，严宝礼等留居“孤岛”的爱国人士集资创办了《文汇报》。这张报纸仍以英商报的面目出版，名义上由英国人克明(H.M.Cumine)担任董事长兼主笔，实际上主持报务的是严宝礼。胡惠生、徐铸成等先后主持编辑工作。《文汇报》坚持民族大义、坚持抗日宣传，大力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战业绩。创刊号就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国军队在津浦线上包围了山东日军的消息。在台儿庄战役期间，《文汇报》从1938年3月19日至4月10日的23天中有22天在头版头条报道中国军队的辉煌战绩。

　　除报道正面战场的战果外，《文汇报》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战场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它创刊第三天就报道了八路军挺进平绥、平汉、正太铁路三角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绩;1938年3月15日，《文汇报》发表社论《西北大战的展望》，对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的现状予以高度评价：“陕北现为八路军之中心，人民经两年余之严格训练，抗日思想最为浓厚;武装民众，遍地皆是。彼等已厉兵秣马，准备为保护国土，献身祖国。八路军主力，现集中陕晋边境者无虑二十万，经多年之苦斗，万里之长征，耐劳苦，守纪律，有浓厚之政治意识，高远之政治理想，每一个士兵，均能成为一个作战单位。”

　　值得一说的是，当年《文汇报》的“文会”副刊就很有名，它于1938年2月8日刊登了题为《朱德将军最注意的事件》的通讯。此外，它的“世纪风”副刊也很成功。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和进步文艺界的支持下，左翼作家柯灵主编的这个副刊逐渐成为“孤岛”上一个强大的抗日文学堡垒，它每天刊出一至两篇杂文，并出过多期杂文专辑，内容都是以宣传抗日和反对汉奸为主的。此外，它还刊发报告文学、通讯和特写。史沫特莱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红军进行曲》、勃脱兰的长篇通讯《与中国游击队在前线》等就是在“世纪风”上发表的。

　　《每日译报》、《文汇报》的创刊，带来了“孤岛”抗日报刊发展的新局面。受两者启发，《国际夜报》、《导报》、《通报》、《大英夜报》、《循环报》等英商报纸纷纷创刊，一个以“洋旗报”为主体的抗日宣传阵营建立起来了。到了1938年9月，上海著名的商业性大报《新闻报》及其晚刊《新闻夜报》请回了原馆主美国商人福开森(J.C.Ferguson)，改由美商太平洋出版公司发行。到了10月，《申报》也聘请美国人安德林(P.M.Anderson)为董事长、阿乐满(N.F.Allman)为总主笔，从汉口迁回上海，挂美商哥伦比亚出版公司的招牌出版。11月，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中美日报》创刊，名义上由美商罗斯福出版公司出版发行，施德高(H.M.Stuckgold)为董事长，实际上由吴任沧、骆美中等主持。11月21日，上海著名的《大晚报》也脱离日伪的新闻检查，改由英商佛利特(B.H.Fleet)主持的英商独立出版公司发行。到了1939年4月底，在小小的上海租界，每日出版的“洋旗报”已经有15种之多，总销售量达20万份，形成了浩大的抗日宣传声势。

　　在“洋旗报”崛起的同时，各类抗日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版，主要有《华美》周刊、《上海妇女》、《杂志》、《文摘》、《译报周刊》、《公论丛刊》、《文献》月刊、《良友》画报、《职业生活》、《导报增刊》等。其中，《华美》周刊创刊于1938年4月，因挂名美商的华美出版公司而得名，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时事政治性刊物，王任叔、梅益等主持编务，被称为当时上海“最精彩、最富战斗力的一个周刊”;《文献》月刊创刊于1938年10月10日，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份时事政治性刊物，以发表抗战文献为主，由英商中华大学图书公司发行，钱杏?任主编;《职业生活》创刊于1939年4月15日，初以英商《国际日报》增刊的名义出版，后因《国际日报》发行人被汪伪政权收买而改为独立出版。

　　从1939年5月以后，租界局势日益险恶，“洋旗报”受到挫折。5月18日，《每日译报》、《文汇报》被停刊;6月1日，《华美晨报》被停刊;7月1日，《导报》被停刊……到了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创刊的“洋旗报”几乎丧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把抗日宣传的重心转向刊物。于是，1939年下半年，我党又创办了《学习》半月刊、《上海周报》、《时代》周刊等，使得抗日刊物的队伍更加壮大了。

　　这一时期，国民党及其他爱国力量也创办了不少抗日刊物，比较有名的是《中美周刊》和《大美周刊》。《中美周刊》创办于1939年9月23日，是国民党在《中美日报》第二次遭停刊处分后，为了继续宣传抗日而创办的，它挂靠在美商罗斯福出版公司的名下。为了明确表示自己的抗日主张，它在发刊词中称“将一如本公司所出版的《中美日报》”;《大美周刊》创刊于1939年6月，挂靠在美商大美出版公司名下。

　　“孤岛”上的抗日报刊经常受到日军和汪伪汉奸特务的破坏。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找到了一个流氓常玉清，由他出面组织了一个叫 “黄道会”的恐怖团体，专门破坏抗日宣传事业。比如，1938年初，汪伪苏浙皖三省统税局要求租界报纸刊登该局的一个通告，《华美晚报》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结果当晚就有一个暴徒来报馆投掷一枚“锤形手榴弹”，炸伤三人。次日，报馆又收到了这伙暴徒的恐吓信，扬言要炸毁报馆;同年2月10日，一个暴徒闯入《文汇报》报馆，投掷了一枚“木柄手榴弹”，炸伤三人，其中发行科职员陈桐轩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去世。据统计，自1938年1月至5月，“黄道会”就向抗日报馆投掷炸弹八次，受害报馆除了上面提到的《华美晚报》和《文汇报》，还有《每日译报》、《导报》、《大美晚报》等。此外，他们还采用投送人手、悬挂首级等更为残忍的手段恐吓抗日新闻工作者，《华美晚报》、《文汇报》的负责人就先后收到他们投送的人手和字条，字条称：“此乃抗日者之手腕，送与阁下，希望阁下更改笔调，免尝同样之滋味。”

　　1939年春，汪伪政权在日本的帮助下建立起了以丁默村、李士群为首的汉奸特工机构，命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6月16日，这个机构向所有坚持抗战宣传的“洋旗报”的工作人员投寄了恐吓信，警告收信人不许“反汪”、“反和平”，否则“即派员执行死刑，以昭炯戒”。

　　对于日伪的恐怖活动，“孤岛”上的抗日爱国人士临危不惧，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收到汪伪特务的恐吓信后，《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在自己主持的副刊上发表了“公开回答信”，痛斥伪特务的卑鄙手段，表达了宁死不屈的爱国热情。他说：“这年头，到死能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何?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鬼雄，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文章发表后，迅即为人传诵，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抗日斗志。当然，朱惺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第一个被汪伪特务暗杀。随后，《大美晚报》的负责人张似旭、大光通讯社的邵虚白、《申报》记者金华亭、《华美晚报》主持人朱作同等也因坚持宣传“反汪”、“抗日”而被汪伪特务暗杀。

　　为了对付汪伪汉奸特务的暗杀，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各报馆纷纷加强了“戒备”：装上铁门、布上铁丝网、雇人巡逻;不仅巡逻的人数较平日增加许多，而且由徒手执勤改为武装站岗。可以说，这时的报馆几乎与兵营无异。许多坚持抗日宣传的报人干脆将铺盖搬到了报馆，吃住全在报馆，尽量不外出，以防遭遇不测。与此同时，抗日新闻工作者还与租界当局沟通，寻求保护。租界遂派出巡捕在报馆林立的福州路一带昼夜巡逻，对于被日伪视为眼中钉的《大美晚报》，租界当局常年派一辆铁甲警车停在大门对面的人行道上，并在附近设了两座堡垒，派兵驻守。就这样，经过抗日新闻工作者的英勇反击和租界当局的配合、保护，“孤岛”上的抗日宣传活动虽然险象丛生，但始终没有被日伪特务剿灭，直到1941年底日军占领了租界。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美英已对日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