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日寇大举进犯湖南。国民党数十万大军闻风西逃。省工委书记周礼从重庆回湖南途经贵阳,召集湘籍地下党员龙仲、杨湘、常杏云(周礼的爱人)、朱文蕉等开会,转达周恩来的指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迅速返回沦陷区开展工作。湖南省工委任命龙仲为邵阳中心县委书记,派他回邵阳工作。
11月,龙成伯(龙仲之兄)、龙倜(仲弟)亦回邵阳(两人均为地下党员)。不久,原桂林“星火社”(“星火社”是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赵克盾、赵万里也回到邵阳万安乡。1941年至1942年,龙成伯在桂林七星岩小学,龙仲在铁道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时,就与二赵秘密往来,彼此熟悉。
有一天,龙仲派我送信到赵万里、赵克盾家。第二天,二赵前来开会,龙仲派我站岗放哨。一连几天,换了几个地方。他们开过几次会后,决定在检塘冲龙氏朝宗公祠成立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以发展党组织;以举办补习学校为名免费招收青年农民及具有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少年,培养抗日骨干;以举办农民识字夜校为名,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在1941至42年“青救会”的基础上成立“抗日青年救国会”;组建“抗日少年先锋队”。邵阳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由龙倜起草拟定《邵阳抗日少年先锋队纲领与章程》,邵阳地下党中心县委审议通过。我记得大意有:抗日少年先锋队是团结爱国进步少年和儿童进行抗日救国的组织。其主要工作有:1、参加宣传鼓动工作,发传单,贴标语;2、建立情报站和联络网,传递书信、传单;3、准备加入游击队开展抗日救国武装斗争……
龙倜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锡,又做了一个简易的模子,铸了一批小证章,证章上面有SS两个字母(shào—邵阳,shao—少年抗日先锋队的缩写)。每个队员发一个证章别在胸前,我们便有了一种荣耀的亢奋感和沉重的使命感。第一批少年先锋队员有龙伶(仲弟)、龙俐(仲弟)、我、龙泽智、龙和正等十余人,我们大多数是补习学习和夜校的学生。
我们在补习学校、夜校学习的语文课本或识字课本,是中心县委结合当时实际形势及斗争需要编写的。我记得教材上有这么一段词:“日本鬼子太猖狂,掠夺我土地,抢我钱和粮,奸污我妇女,枪杀我爹娘,仇恨深如海,立志斩强梁……”我们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初浅的马列主义教育。教师深入浅出地讲解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如何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如何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一致抗日。教唱的革命歌曲有《游击队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长城谣》《国际歌》《报童歌》……由于我们传播,当时我们家乡那一带连四五岁的的小孩都会唱好些革命歌曲。老师还指导我们出墙报。由赵克盾、田夫主编的《解放》周刊,每个少先队员人手一份之外,还负责秘密传送到全县各地。由救国会与少先队联合排练和演出的节目有:《江汉渔歌》《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春节期间除了演戏,我们还组团耍狮子,到各村各户巡回演出。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为抗日募捐,得到老百姓的热烈响应,在邵阳掀起了为抗日出钱出力的热潮。
1945年元月,赵赞魁(现名王启山)与几位青救会会员破坏了很长一段日伪军用电话线路,砍断电线杆,把一大捆电话线送到我家来。龙仲把隐藏电话线的任务交给了我,嘱咐我务必要藏得无人知晓,无人能找到。我着实动了一番脑筋。深夜我叫上龙伶带上小挖锄、铲子、筐子、畚箕、扁担,到我家后花园悄悄挖了一个大坑,埋进一个水缸,把电话线放在里面,上罩一个大荷叶锅,用土盖平,从别的地方挑来一些老土移来花草,加之一场大雪盖得痕迹全无。过了快个把月,赵赞魁见没有什么动静,又叫我们几个悄悄将电话线起出来运到后山上一个野猪棚里,偷偷加工成铁钉,拿到邵阳城里卖钱。这时日本人已日薄西山,顾不上我们了。当时地下党只隐约感觉到这一点,但总的国际形势却并不清楚(由于消息闭塞)。为了强有力地打击日寇,中心县委决定在青救会和少先队的基础上组建抗日游击队,以赵万里为队长,首先用筹来的钱买了3支长枪,2支短枪。当时,我们这些第一批少先队员都成了抗日游击队员。
找们突然得知日本人已经投降,高兴得在四乡八里耍狮子,演活报剧,热烈庆祝了好多天。中心县委决定要积极培养和发展农民及知识分子入党,并把党的秘密组织隐蔽到各个学校去,利用国民党正在接收和恢复地方政权的时机,打进基层,设法控制掌握乡、保两级政权,开展合法斗争。“抗日少年先锋队”改为“少年先锋队”,把队员安插到万安中心学校和偕策学校,发展第二批新队员有:赵晓春、赵润德、陈盼新、彭铁生、聂荣庆、聂金莲、龚展起、龚又起、龙佃、龙太来、龙海等。万安党支部决定:万安中心学校由赵克盾负责指导(1946年下学期改由赵赞魁负责指导)。偕策学校由赵万里负责指导(1946年赵万里去桂林后改由李平负责)。
1946年至1947年,在中共万安支部领导下,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达八十余人,其中棠下桥小分队有赵维俭、赵如珍、赵金德、赵翠如、赵林清、羊条非、龚展起、龚又起等。
陈家坝小分队有陈桂兰、陈润奎、陈素珍、陈盼新、赵循初、赵徽芬、赵立特、赵伯湘、赵文迪、赵玉梅等。
三胜庙小分队有赵联方、彭碧云、赵宜如、左芝桂、赵子伦、彭铁生等。
火厂坪小分队有赵喜莲、朱翠屏、聂荣庆、聂金莲等。
捡塘冲小分队有龙佃、龙太来、龙和正、龙宜候、龙云、龙康成、龙尧年、龙海、龙成俊等。
由于年久月深,我只记得以上几十个人了。队员大多是万安、偕策学校高年级学生及部分穷苦农民子弟。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邵阳少年先锋队的主要工作任务有:
1、担任地下党交给的通讯联络,报告敌情,隐蔽和保护校里的中共党员。少先队员年龄一般在十三四岁左右,个别十六七岁,最小的十来岁,不被国民党注意,机智灵活,到处乱钻,看到听到点什么就报告分队长,分队长报告以教师身分为掩护的指导员(地下党员)。指导员写成秘信再派少先队员去送。送信有单个送的,也有几个结伴以打猪草,捞松毛柴为名去送的,有时以赛球为名,成分队建制去各校联络。
2、学习文化科学,学习马列主义和革命知识。少先队员大多是各校的孩子王、尖子生,读书、打球、唱歌、演戏样样走在前头。学校篮球队、排球队基本上都是由少先队员组成。休息日串联式的轮番球赛,实际上也是少先队聚会进行队活动的大好机会。赛前赛后由指导老师主持开会,集中学习革命知识,阅读《少年先锋》刊物,吸收新队员,汇报情报,交流经验。
3、排练文艺节目,到四乡八村巡回演出。张贴标语口号,散发传单,声援全国“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配合宣传党领导的反征兵,反征粮斗争。
4、打击“三青团”气焰,驱赶学校反动分子。1947年,三青团在万安乡的势力也壮大起来。8月,三青团骨干左衣梦从南京回乡,万安乡三青团员肖哲、李彪等为之捧场,到处发表反动演说,诋毁共产党,甚至强迫教师加入三青团。中心县委决定以赵赞魁指导的万安乡少先队为主力,团结进步青年教师,打击三青团的反动气焰。赵老师选了十几个年龄较大的少先队员组成一个鸟枪队,其中有我、赵联芳、彭铁生、赵循初等。不过找们没有枪,每人背一杆崭新的鸟铳,威风凛凛。我们抓住万安中心学校校长(三青团骨干)的贪污问题,发动教师进行清算斗争,向县长呈文要求罢免校长。他只得灰溜溜地卷铺着走。他的那些爪牙送他,我们十几杆鸟铳一齐轰鸣,龙芙秋和赵联芳还跟在后面扔石子,吓得他们一溜烟逃回家,以后再也不敢来。该校是地下党的大本营,直到解放。
1948年秋,进步青年李建中秘密串联龙周武、赵保生、赵益祥等14人准备武装起义。次年2月26日,李建中率21人一举夺取万安,靖合两个乡公所的长短枪110余支、轻机枪1挺、花机关枪2支、手榴弹数十枚、子弹近万发。起义部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中支队”。李建中任司令员兼政委,曾子建(赵国强)任副司令员。起义后,在内外压力夹攻下,部队一时处于离析状态。中心县委立即派万安总支书记龙成伯、总支委员赵惕生、王启山(赵赞魁)、刘茫(倜)、左邱(羊知非)、李平(赵蕊芳)、胡平(赵伯云)、胡紫(陈求松)等地下党员进入李部,动员一批贫农团员和年龄较大的少先队员入伍,对部队进行整编。中共湖南省工委给该部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总队湘中二支队”。龙仲为政委,尹如圭为司令员,叶苓为副政委。所有的少先队员被编在一大队二中队。在解放战争中、剿匪战斗中,二中队因作战勇敢多次受到嘉奖,并得了一个光荣称号“少年先锋中队”。
万安党总支将少先队的女队员及年龄较小的队员留下来,交赵刚(中共党员)指导,龙俐领导,组建情报网联络站,计有:彭家坝、三胜庙、周官桥、棠下桥、陈家坝、捡塘冲、毛塘冲、火厂坪等站点。在支持湘中二支队、迎接解放、打土匪、土改等工作中,在掩护和迎送过境干部、送给养药品、输送新战士、救助伤员等各个方面,少年先锋队员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功不可没。
〔注:〕龙芙秋,龙成伯之长子,生于1932年,中共党员。曾任邵阳市武装部参谋、二纺机厂教育处处长。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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