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太虚与佛教的抗日救国
来源： 民国大校场 文/含章   2020-05-19 10:56:11

　　在近代中国的抗战史上，曾出现过这样一支鲜为人知的队伍。他们秉承佛教信仰，身着佛门短衫，高举“佛”字大旗，或杀敌于前线，或救援于后防，或出访于友邦，与所有为国献身的中华儿女一道共赴国难，而被后世尊为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虚法师则堪称其中的领袖楷模。

　　释太虚，法名唯心，字太虚，1890年生于浙江海宁。自幼与外祖母相依为命，早岁出家，后求学于杨仁山居士所办祗洹精舍，在接受佛门思想的同时，也受到了当时社会新思潮的影响，故而逐渐形成了其佛教救世主义理想。

　　太虚法师昔年旧照

　　太虚法师投身抗日救国，始于1928年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消息传来后，他便致电日本佛教联合会，要求他们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早日撤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严厉谴责了日军的侵略行径，呼吁全世界的佛教徒联合起来反对侵略战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更接连发出了《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和《告全国佛教徒》的通电，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号召全国佛教徒奋勇护国、共赴国难。此外，他还先后于不同场合发表了《佛教的护国与护世》《劝全国佛教青年组织护国团》《发扬中国文化与佛教以救国救世界》《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服务国家宣扬佛教》等多篇通电、演讲和文章，号召全国佛教徒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

　　1940年6月7日，太虚法师在《大公报》发表《佛教与国际反侵略》

　　根据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兵役法》和1934年训练总监部的相关规定，僧道尼姑均应按适当年龄，服国民兵役。当时全国的国籍僧人大约有四十余万(不含女尼)，可算得上一个重要的兵役来源。然而按照佛教的戒律，第一条便是戒杀，若要组织僧人直接上前线杀敌，其实是多有困难的，借故推脱甚至集体逃兵役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普遍存在。

　　1940年6月，湖南常宁县佛教分会僧明清呈请依法对于国籍僧人免服常备兵役

　　虽在大乘佛教中早有“以杀止杀”、“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的传统，太虚法师“佛必降魔，方能救世;僧应护国，乃可安禅”的教导也确实激励着部分爱国僧人走上战场奋勇杀敌，但如何才能将更多的僧众和佛教信徒团结到抗日救亡的阵营中来，才是太虚法师着重考虑的。最终，太虚法师与中国佛教会多方协调，基本确立了佛门弟子以僧众救护队的形式参加抗战的变通办法。

　　全面抗战开始后，太虚法师便立即在重庆建立了一支僧众救护队。他主张道：僧众救护队应作为国民一份子和出家佛教徒两种身份入世救国，僧众救护队的服装形式也要有别于军队，应以僧人常着僧短衣，令人一见即知为僧伽组织。在1939年8月出任云南僧众救护队总队长时，他更明确要求队员们“能以大慈大悲的佛教立场，用勤劳刻苦、勇猛无畏的精神去做救护工作，使其能超过其他救护队的工作，超过一般国民的服务精神;要用这样的服务精神去服务国家，显扬佛教。”在太虚法师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僧众救护队如雨后春笋般接连成立，几十万佛门弟子参与其中，为抗日救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集训

　　此后，太虚法师还应国民政府之请组建佛教访问团，以佛教访问的形式出使东南亚各佛教国家，成功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欲全面封锁中国抗战的企图。

　　1937年，冯玉祥为太虚法师题词

　　自抗战伊始至抗战胜利，太虚法师始终坚持不懈地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鼓励并亲自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抗战，领导广大佛门僧俗弟子积极参加抗战，可谓功勋卓著。1946年1月，被国民政府授予“抗战胜利勋章”，翌年3月，太虚法师积劳成疾，圆寂于上海玉佛禅寺，享年59岁。国民政府特颁嘉奖令以彰忠哲，给予高度评价：“释太虚精于哲理、志行清超，生平周历国内外，阐扬教义，愿力颇宏。抗战期间组织僧众救护队随军服务，护国之忱，尤堪嘉尚”。

　　1947年6月16日，国民政府为太虚法师颁发褒扬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