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基督教的社会关怀
来源：福音时代   2020-09-01 11:10:55

　　可在当时的社会处境下，教会还是参与了救援工作，比如救济难民、救护伤兵，收容难民等，在苦难与交困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抗战时期，中国基督教界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原先持非武力抵抗(唯爱主义)、不抵抗或”救国先救人”的思想转变为“只有坚决抵抗，才能救亡图存”。

　　1945年，吴耀宗在《敬悼吴雷川先生》一文中如此回顾：“‘九一八’的炮声把我们轰醒了，我们的态度渐渐改变了。我们觉得战争的基本原因是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也许耶稣是一个完全主张不用无力的唯爱主义者，也许不是;但基督徒目前最急迫的任务，就是把社会制度改变，如果能够不用武力最好，如果必须要用，其结果比因不主张用武力而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继续存下去好得多。”因此，不少基督徒也积极参与战争，发表宣言。

　　上海市地方志记载，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12月20日，上海基督教人士以及青年会、女青年会董事及干事如刘湛恩、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等28人联名发表《上海各界基督徒对时局宣言》，指出“我们爱和平，但我们更爱公道;

　　“我们不想作无谓的牺牲，但我们也不惜为真理与正义而流血，我们决定尽我们的力量，去作这个伟大的反抗运动的后盾”，表达了对救亡运动的呼应和对“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支持。

　　1933年3月4日，上海基督教界致电“世界基督教协会”，要求为日本侵略东三省的事主持公道。1937年8月，陈文渊、江长川等20人联名用英文发表《为中日战争告普世基督徒书》，呼吁国际友人支持中国抗战。

　　1938年圣诞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动学生写了1500多封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制裁日寇侵略维护和平。

　　1931年，92岁高龄的天主教徒马相伯号召国人抗暴自救;基督教新教把9月27日定为“国难祈祷日”，还通过布道家艾迪的联络，致电给各国政府和新闻机构揭露事实。

　　1936年夏，刘良模等领导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了“万人歌咏大会”，呼吁民众参与;1941年太平洋事件后，刘良模走遍美国宣传抗日。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和许多会友积极参加难民服务工作;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教会组织了“基督教非常时期服务委员会”，呼吁全市教堂腾出空屋，共设立了10个难民收容所，帮助那些在虹口和闸北两区被日帝炸毁房屋的难民渡过难关。

　　在何香凝主持的爱国妇女会领导下，上海女青年会联合有关团体为前线健儿缝制丝棉背心数千件，支援十九路军抗日。民国22年为慰劳华北抗日军队，女青年会组织华光团团员，缝制棉背心1400余件支援前线。

　　1938年，中国基督教总会组织了“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先后组织“战时服务委员会”(1942年)，“伤兵之友社”等。1941年，基督教公谊服务会成立，从事抗战时期的医疗救护工作。

　　抗战时期，介休市基督教堂保护了许多老百姓。据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回忆，当时日军侵略，一些无助的妇女儿童都跑到教堂院内避难，日本人没敢进去。后来人越来越多，教堂院子里都挤满了人，就这样先后保护了2000人左右。

　　1939年，日本飞机对南宁市进行轮番轰炸，广西南宁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小乐园”，位于今中山路基督教堂旁的该市最早的西医院“道救”，这两家教会医院的医生们冒着弥漫的战火抢救伤民，让病人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那些年月，这两家医院就像是灾难中的“小乐园”。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是四圣祠仁济医院，在抗战期间主动行动、响应中国政府的号令，积极接纳送来的全部伤员，还组织救护队救治遭受敌机轰炸的伤者，对部分受伤民众完全免费。

　　仅在1939年6月11日108架日机对成都大轰炸的当天，四圣祠男医院就施行急救手术救治重伤者约70人。

　　在1945年7月，成都遭日机轰炸后发生霍乱大流行期间，四圣祠男医院在旁边的福音堂楼下设立临时隔离医院，收治病人达600之众，而死亡率仅10%，创下了当时成都市的最低。

　　抗战初期，日军就一直在骚扰福建，大量人员死伤，在许多无辜百姓心中留下永久的痛。不久，日军入侵金门、厦门、东山市县，沿海岛屿都全部沦陷或部分沦陷。

　　居住在战区及附近地区的居民为了躲避日军的炮火和烧杀淫掳，被迫携妻带子，流离失所，形成了巨大的难民潮。在这段国难中，石码基督教会欧阳侯牧师带领广大信徒牢记《圣经》话语：“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输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希13:16)

　　“实行基督博爱精神，见贫苦无依者，恒尽其所能，施之以财物”，采取各种办法，开展难民救济、难童救济、伤兵救济等对难民进行救济活动，利用主日崇拜、圣诞节走进社会开展慈善捐款、救济难民捐款活动。

　　1938年日本侵略军侵略宿县县城，日本飞机没日没夜地狂轰滥炸，死伤无数;日本士兵毫无人性，杀人、烧毁房屋、奸淫妇女。

　　对此，宿州基督教会生熙安牧师做出两个决定：一是教会医院竭尽全力救死扶伤。一时间，民爱医院人满为患，医院外面的打麦场上，也停满了伤残病患;二是成立国际难民所。

　　在被生牧师保护的人群中，有几个人比较特别。有两位游击队青年(王五山、李一庄)，被派到宿县，但因告密被日本宪兵队抓去，生牧师听见了立即去宪兵队以牧师的身份保释。

　　在国人受难时期，教会并未远离，而是与他们同在，实践信仰，这是教会在那个特殊时期的美好见证。

　　1938年7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青年会在抗战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多种的便可多收，教会牺牲的同时，是收获了多年以来西差会主导之下的教会梦寐以求的国人对基督教的空前接纳：“基督宗教来华宣教，历经唐、元、明清以及近代，由于乃属外来宗教，始终受到我国民间社会或多或少的排拒。

　　直至抗战时期，由于教会宣扬福音，参与战时医疗救济，国人始对基督宗教的观感为之一变。著名神学家赵紫宸在战后曾感慨地说，前此基督教被视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锋及人民精神的鸦片烟，至今教会及其机构则取得民间的信赖。由此可见，基督宗教于十四年年抗战期间之恩爱惠泽，终使其能为我国民间社会所完全接纳。”

　　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热爱和平、铭记历史，同时也要效法先贤，积极融入所处的社会，践行基督信仰，坚持基督教中国化，成为时代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