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界人士的抗日爱国举动
来源：今日中国   2022-10-31 09:05:00

　　在民族危亡之时，藏传佛教界以“大雄大悲大力”的精神，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祈求和平，抚慰伤痛，在抗日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九世班禅的抗日爱国举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正在内地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立刻意识到到内蒙古邻近东北，日寇早已垂涎，必然从中捣鬼，侵我国土。于是，当即从海拉尔赴锡林郭勒盟揭露日军的暴行，号召内蒙古的广大僧俗群众奋起抗战，保卫家园。由于九世班禅在内蒙古僧俗群众中颇有声望，日本人“屡次前往煽惑，冀其合作，以造成内蒙古与中央分离之局面”。但是，九世班禅深明大义，严辞拒绝了日本侵略者的拉拢，并致电中央政府，斥责日本侵略者的阴谋。

　　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还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并多次慷慨解囊，捐助前线抗日将士。1934年5月13日至18日，他在杭州灵隐寺主持了宗旨为祈祷世界和平，超度阵亡抗日将士的“时轮金刚大法会”;1937年10月28日，九世班禅捐赠医药费3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同年11月8日，再次为赈济前线伤员及难民，捐款2000元。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九世班禅在重病中还想到康定召集全康高僧，启建大威德金刚降魔定乱大经，以仁慈之心求全国人民共免劫难。在圆寂的前几天，九世班禅得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忧国忧民，夜不能寐，不顾病重，即命人起草了一份汉藏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希望广大同胞团结一心，巩固后方，以完成抗日救国之大业。

　　十三世达赖：维持后方安定，维护祖国主权

　　日本侵华初期，西藏正值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期间，当时，国际上列强争霸，国内形势动荡不安，十三世达赖喇嘛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治理西藏，同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图谋作斗争上。他带领西藏人民坚决抗击外敌入侵，多次表示与中央政府改善关系的热切愿望。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些所作所为本来就是维持后方安定，维护祖国主权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支持了抗日战争。

　　当“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十三世达赖立即诏令西藏各寺院的数万名僧侣举行祈祷仪式，诅咒日本侵略者，祈愿抗战胜利。他还派出僧侣专程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转达西藏民众对抗战的支持。

　　第五世热振活佛的抗日爱国举措

　　英帝把抗日战争时期看作是侵略西藏的最有利的时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产生前，西藏地方事务由西藏三大寺和噶厦僧俗官员共同举荐出来的摄政王———第五世热振呼图克图(即第五世热振活佛)代理。

　　1934年，第五世热振活佛刚一上台，英帝就在拉萨强设办事处，建立了医院和无线电技术学校，派驻士兵和情报人员，以监视西藏地方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办事处之间的往来。1944年，英帝更进一步，公然派驻锡金行政长官古德等人到拉萨，明目张胆地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威胁西藏地方政府承认并把白马岗及门达旺以南地区割让给英国。与此同时，美帝也不甘落后，于1942年派遣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刺探情报，进行活动。

　　面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第五世热振活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于英帝提出的无理要求，第五世热振活佛坚决予以回绝;对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情报活动，第五世热振活佛打击和削弱了西藏上层人物中的亲英美势力，罢免或处罚了这些民族败类，切断了英美帝国主义情报活动的内应;对于英帝的文化侵略，第五世热振活佛积极支持西藏僧俗爱国人士，坚决反对英帝在拉萨办学校等等。在第五世热振活佛的坚决斗争下，英美帝国主义入侵西藏的图谋纷纷破产。

　　第五世热振活佛执政时期，正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形势，面对西藏纷繁复杂的社会局势，第五世热振活佛一方面表示积极支持抗日，另一方面他又把大量精力用在了治理西藏地方政务上，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首先，他一上任就向国民政府禀报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和自己就职的情况，表明了他对中央政府的尊崇和听命之意。其次，他对中央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办事处表示了极大的赞同和支持。另外，他还派人到内地各大城市募捐修葺热振寺，客观上沟通了藏汉之间的往来。最为重要的是，在寻访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一事上，他多次向上呈报情况，以求得国民政府的帮助和批准，这加强了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密切关系。第五世热振活佛的所作所为，促进了西藏的发展，维护了西藏的安定，密切了西藏同中央的关系，这种安定团结的局面为抗日战争提供了稳定的大后方，这无疑在客观上是对抗日战争的一大支持。

　　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五世热振活佛还亲自领导三大寺的僧人日夜念经，祈祷祖国抗日战争胜利。1939年6月7日，第五世热振活佛致电蒋介石称：“兹设坛修法事，已择自国历五月陷日起经，开始在三大寺、二密院、各古刹诸处一律广修玄法，同时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到最后之胜利”。在他的影响下，西藏各寺庙喇嘛也曾多次诵经祈祷中国军队抗战胜利。西藏人民的抗战心情和盼望抗战胜利的心愿由此可见一斑。需要指出的是，以诵经的方式抗日，这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似乎可笑，但对于宗教界人士来讲，这已是用了自己最为特殊重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最虔诚的心愿了，也应该算是一种最直接的抗日行动。

　　第九世班禅和第五世热振活佛的抗日爱国举动深深地感染和鼓舞了西藏人民，对西藏社会各界的抗日行动起了十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西藏社会各界也都纷纷行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积极支持抗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五世格达活佛：红军朋友藏族领袖

　　1936年3月，红军北上抗日经过四川甘孜地区，决定在这里作短暂停留，五世格达活佛与红军由此结缘。

　　五世格达活佛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极富正义感，自己生活俭朴，却常常扶弱济困，时人称之为“普度众生”、“慈悲为本”的活佛。红军进驻甘孜后，五世格达活佛没有跑走，更没有组织护寺的铁棒喇嘛与红军为敌，而是深居简出，暗中观察红军的动向。经过一段时间的耳闻目睹，他感到红军并不像国民党和一些土司头人宣传的那样烧杀抢掠，他们不仅对群众秋毫无犯，而且还十分注重保护寺庙。由此，五世格达活佛对红军颇有好感，开始竭尽全力支援红军：征集了大量的粮秣、皮毛等补充了红军的吃穿;把当地必须的辣椒、青稞酒等拿来为红军御寒;为红军作向导、作翻译……一大批青年还踊跃参加了红军，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

　　1936年5月，藏族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藏族)政府”在甘孜县庄严宣告成立，格达活佛当选为自治政府副主席。

　　诺那·呼图克图：大成就者　护国有责

　　诺那·呼图克图是西藏昌都地区著名活佛。“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在京藏胞一道，组织了康藏驻京人士抗日大游行，并通电谴责日寇暴行，呼吁政府出兵抗战。

　　诺那·呼图克图在电文中说：“警耗传来了，我等痛怆之亟，发指血腾。悲愤之余，惟一希望政府者，即请立下全国总动员令，驱彼倭奴，还我故土，窃日本帝国主义之敢于悍然不顾，迹其居心，缘已垂涎甚久，事前筹划已详，进攻步骤如此严整，此非抗议交涉，即能璧还失地，处此千钧一发之际，国人无不愿以灼热赤血，洗此奇耻，刷此大辱。以我等老耄之力，亦愿与之一击，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

　　1933年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热河(今河北省)。上海佛教徒见此惨状，万敦请诺那活佛前来上海，修息灾大法，祈祷和平。诺那于4月15日来到上海，于“世界佛教居士林”内闭关9天，修十三轮金刚大法;5月4日，再次来到上海，于“阐北联艺善社”闭关9天，修火轮十三轮金刚大法;此外还进行弘法、灌顶等活动。

　　第五世嘉木祥呼图克图：捐助慰问抗日前线

　　1940年，拉卜楞寺著名活佛洛桑嘉木祥·益西丹贝坚赞(即第五世嘉木祥呼图克图)自拉萨学法回到安多本寺后，随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中。他借助自己活佛的身份，游说甘、青、川、康四省边区，每到一地，随时随地向边区广泛地宣传抗日救国的纲领，揭露日寇的暴行，号召四省边区藏族同胞团结起来，忠诚拥护中央。

　　1941 年，第五世嘉木祥呼图克图下令拉卜楞寺所属108寺组织慰劳抗日前线将士代表团前往重庆献旗致敬，并献羊皮万张。两年后，他又委派其长兄黄正清(即洛桑泽旺)带队，率所属寺庙藏族僧民致敬团抵渝致敬，至各战区看望慰劳前线将士。为资助抗击日寇，他捐献飞机30架，计国币600余万元，创边民向国家献礼最高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