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长沙基督教青年会
来源：本站   2014-05-04 19:41:49

　　文/朱铁蓉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在全围范围内活动的一个带宗教性的社会服务团体，全国较大城市如北京、广州、上海、南京、武汉、杭州，苏州、南昌、西安、成都、宝鸡以及长沙等地，都建立了这一组织。它们在全国青年协会领导下进行活动。

　　长沙青年会于1911年春成立，先租佃户仙浏正街聂其焜（字潞生）住宅办公，1917年移西牌偻。大四方塘新会所建成是在1926年，有大礼堂、健身房、游泳池、寄宿舍、食堂、浴室、弹球房、书报阅览室、会议室等建筑设备，还有露天球场、露天电影院等活动场所，并举办了中学、夜校等教育机构。

　　青年会的组织分成人部、童子部，活动内容分德育、智育、体育、群育四部分。会徽为圆形白底中心一红三角图案。德育方面，以取“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耶穌基督献身精神为中心，经常举行“査经班”、“团契”、“会员大会”等活动。智育方面曾办过青年中学、夜校补习班等。体育方面经常办过各种球类比赛如篮球、排球比赛。健身房、游泳池一般对外开放，鼓励青年参加体育活动。群育方面办歌咏班、歌咏比赛、棋赛、京剧、话剧、旅游活动等。这些活动，就当时社会条件讲，好些方面确实是开风气之先，但某些方面也带了不同程度的宗教色彩。青年会的经费来源主要靠餐厅、浴室、弹球房、宿舍、理发室、健身房、游泳池、电影等服务项的营业收入为主，全国青年协会有时也给予一些补助。此外，青年会每年还举行一次征求新会员入会的“征友运动”，募集入会费作为活动基金，每次可筹募银元三数千元不等，有时也得到了一些捐赠。长沙社会各界人士对青年会的活动一贯是表示赞助支持的。青年会从没有接受过旧政府和任何政党的经济援助。长沙青年会还建立了一个董事会，黄兴、熊希龄、谭延阊、胡元倓、聂潞生、颜福庆等都当选过董事，并有大像片悬挂在阅览室。在抗日战争时期，青年会在抗日救亡工作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张以藩矽长沙青年会之聘任总干事。他生于长沙，长沙青年中学、上海东吴法学院毕业，与章士钊合作，当了几年律师他放弃了上海律师的职业以及麦伦中学教导主任的工作，1937年便来到了长沙。

　　张以藩在上海时曾任“七君子”之一李公朴的辩护律师，平日也常与邹韬奋、章乃器、田汉、沈兹九等参加一些爱国抗日的聚会，冋湘后又与进步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如曹国枢、于刚等时相过从，互相影响，从而促使青年会的工作走上了新的道路。

　　张以藩日夜忙碌，只看如何能激发人们的抗战热情。青年会内几乎每间房都张贴了鲜红字体的标语：“抗战已经一年，你为抗战做了什么贡献？”使人一见即激发自己的责任心。

　　宿舍及食堂办得很好，使路经长沙和来往的人有既经济又清洁的食宿处。室内健身房、游泳池、弹子房供青年人去搞体育活动。青年会补习学校学生书声朗朗，显示了青年人求知的心情，职业介绍所求人求职者络绎不绝。许多单位迁到内地，需要人；许多人逃难来湘，又要找工作，求职做工程师、教师、工人、褓姆等各种职业。做此工作的人有耐心、有同情心，又不收分文手续费。这项工作对人们帮助很大。

　　现在就其主要的工作介绍如下：

     （一）抗日救亡工作。在抗战的一年里，青年会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做过不少工作。除支持过职业界、戏剧界抗敌后援会的成立外，还举办过多次时事讲演会、讨论会，出过壁报、黑板报，组织过歌咏队，请名音乐家洗星海、张曙、刘良模、胡然等教唱救亡歌曲。全市重要的音乐活动都在青年会举行。

　　1、敦请徐老（特立）作公开讲演。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为了和各方联系，八路军在西安、武汉、长沙、桂林等地设有办事处，长沙办事处设在本市寿星街，由徐特立、王凌波两位同志负责。

　　青年会请徐老讲演，不独是想瞩仰他的风采，更想听到他代表中国共产党谈出对抗战前途的看法。张以藩通过北京同学辗转找到了地下党的负责人，然后再找上王凌波同志，得到徐老同意来到青年会讲演的答复，就连夜发出通知赶紧布置，伪省政府和省党部还没有来得及干涉，讲演会就轰轰烈烈地举行了。是日，礼堂里坐无虚席，走道都挤满了人，窗台上也站满了人，徐老的讲话不时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不团结抗战，就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共产党人以民族国家为主，决不念旧恶。敌强我弱，我们的抗战一定要经历很多艰难曲折的过程，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徐老的话至今我仍记得很淸楚。

　　2、邀请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smedley)和史良同志作形势报告。史沫特莱是美国的一个进步新闻记者，同情我国抗战，是《伟大的道路》一书作者。1937年冬她第一次来到我国，发表过不少声援我国抗战的讲话和报导。1938年到长沙时，青年会就请她作了公开讲演。国际友人的讲演，确是振奋人心。会后还有好些同志找他谈话，提出问题，他都一一作答。

　　当时的情景今天仍记忆犹新。史良同志是坚决抗日的民战士，“七君子”中的唯一女性，1936年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被蒋介石逮捕，关押苏州监狱，抗战爆发后获释放。他路经长沙，青年会冲破一些障碍也请他作了热情洋溢的讲活。

　　3、组织“青年外交协会”进行抗战宣传。1937年初，湖南地方军阀何键垮了台、张治中来湖南上了湖南省主席。张到湖南之初曾发表过一些主张抗战的号召，制定过发动组织民众投入抗战的两大方案。他对青年会的活动表示支持。他的女儿张素我经常来和我们联系。我们也想趁着这有利形势，做一点工作。这时全国青年协会的江文汉同志正在长沙，由江文汉、张素我、张以藩等发起组织“年外交协会”，邀请了清华大学毕业的曹国枢、北京大学毕业的肖敏颂、杨降誉（后去延安改名为杨庚）、师大的陈泽云同志(后去延安改名于刚）等人参如，也邀请了平教会系统的几位知名人士、此外还有雅礼中学校长劳启祥和几位老师，总共人数不到二十人，开过几次形势讨论会，向美、英、法、苏各民主阵营国家发过两次呼吁支援我们抗战的英文信，可惜活动的时间不长，以后因会员星散而停业。

　　4、开展轰炸中的救护工作。抗战爆发后，青年会组织过一个救护队，自愿报名有十来副担架，二十来个人。开初几个月，日机并没有出现过，担架也就没有出动。1937年11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天气晴朗，市面上正还熙熙嚷嚷，敌机突然窜入市区上空，没有发放警报，也没有高射“礼炮”响，炸弹就已落到离火车东站不远的小吴门及落星田一带，炸死炸伤了老百姓多人。旧长沙的房屋多系砖土结构平房，两颗不太大的炸弹，就震垮了好几栋房屋，没有起火，伪警察管辖的消防队始终没有出动。空袭来临，青年会的救护队员就已在青年会集合，准备好急救包、担架、灯具，解除警报之后，即现场进行救护。一共到了二十人，在现场碰上的还有当时在公医院负责的曹国枢同志带去的“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团”的一个救护队二十多人。长沙的第一次轰炸灾难，就是由这两小队的业余人员，自动地担任了救护工作。初冬天黑得早，电杆炸倒了，电线炸断了。现场没有电灯，我们借来一盏煤气灯，买了几十个火把点燃着。在断瓦颓垣中，挖呀！刨呀！抬呀！搞到晚上八九点钟，从垮下的房架下和砖土堆里，挖出了一具死尸，救出了几个受伤的居民，我们都枵腹从公，但是不感到怎么累，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还有一次在敌机轰炸南门东瓜山时，青年会的担架队也去参加了抢救救护工作。每次出发去救护，张以藩与我、与其他队员都是一道跑步，赶到出事地点，抢救灾民。据统计，抗战时期，青年会参加救护的人员共929人次，包扎受伤人员173人，送往医院的122人，挖出倒塌物下伤员并被救治的35人，收容380人，同时慰问受伤人员，有时发点心，最后四次还发了赈款。

　　此外，青年会还主办过慰劳住院伤兵，招待流亡学生，安置住宿治疗等工作以及欢送出征军人，组织民训工作人员座谈等一些活动。当时在长沙有许多伤典，青年会主办了几处伤兵服务处，有治疗、供养水、提供娱乐，代写书信等。那时刘良模在全国青年协会军人服务部工作，带领一队人马在湖南的几个点为军人服务，以长沙青年会为休整队伍的场所，一来了就在健身房开地铺。每逢到了长沙有什么工作可帮忙的，他就毫不犹豫地与张以藩一起来搞。

　　(二）难民救济工作。1938年5、6月，徐州会战之后，难民成批涌到湖南，局势日益显得紧迫，随着形势的变化，群众性工作就要从一般的宣传鼓动，进一步做一些较为具体的事。这时，长沙临时大学已迁昆明，湖南大学迁辰溪，各中等学校分别迁往湘乡、兰田、安化等地，湖商将政府也准备西迁沅陵，要坚持在长沙基层工作，困难就更多了。青年会由于接受了张治中的邀请，在民政厅长陶履谦的主持下，协助办理难民救济工作，委张以藩担任湖南省难民救济处总干事，青年会的职工多数随同参加了工作，我是该处的视察，夜以继日的为逃难同胞而奔忙。特别是送药、物资等项，都由张以藩出面，得到卫生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1938年9、10月，武汉撤退前后，军委会政治部三厅的很多工作同志到了长沙，田汉、洪深、郑讨里、张曙等，和青年会交往颇多,报告会、座谈会等举行过不少次数，据好几位同志回忆,那个时候叶剑英和郭沫若都到青年会作过讲演。周恩来对青年会的工作特别关心，1939年还曾表示要全国青年协会的江文汉同志与协会总干事梁小初，美术干事黄吴生（georqefrtch),同去延安筹设青年会。他们三人都去过延安，听说由于孔祥熙从中阻挠作罢。张以藩和青年会很多同事如刘济尘、陈德轩等参加难民救济工作，虽不到一年，但在长沙大火前后的几个月里，工作最为繁重。涌到长沙的难民陆续有几万人，要先作临时安置，然后转送到祁阳、零陵、东安、邵阳、武冈、常德、沅陵等地，找收容场所，发放给养，交涉舟车，为一些必须抢救的病人治病，麻烦多，困难更多。我们人力不够，但在长沙各界人士及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这一工作一直坚持封1939年5月。在长沙大火后几天，湖南省政府成立了一个“火灾善后救济委员会”由财政厅长尹任先主持，张冶中电召张以藩从沅陵赶回长沙负责救济组的实际工作。我与以藩一路间到长沙。当时敬爱的周恩来也来到长沙，对救灾工作非常重视，命令政治部三厅所属抗宣六队八队等单位人员，都来参加。救济机构是设在又一村，省财政厅办公。抗战前的长沙，人口已超过三十万，1937年至1938年上半年还有所增加。后来政府下令机关、学校、工厂疏散迁移，敌机几次轰炸，使不少工业及居民迁去外县或长沙乡下，大火前的市内人口,估计还有十来万人。大火一烧，市区变成一片废墟。除东茅巷、北门营盘街及其附近，一共只剩下几十栋房子，从洪山头北望新河，从杨家山望到湘江，到处断瓦残垣，景象倍极凄惨。

　　要放赈就得让受灾居民回來，重整家园，回来的人可没有地方住。发赈款是每人法币五元，但没有任何凭证可作依据，只好派人到附近乡区宣传，定期发赈一次。发款那天，通知灾民到省教育会坪和协操坪集屮，开始发放之后就只准出不准进，没有进场的过不补发。用这样紧急办法，在一天之内发放九万多人的赈款，并没有出什么差错。田汉、张以藩等均亲自参加放赈工作。

　　(三）青年会分会建设工作。长沙大火之后，省政府迁往沅陵。青年会在沅陵已设立分会，由主任干事李振声和冯崇毅两同志负责，并在零陵也设立了分会，由易怀清同志负责。我们在两个分会主办了一些学生救济、病兵救治方面的工作。1942年又在衡阳设立分会，由易怀清同志负责。命到之地，均办过不少为群众服务的工作。

　　1944年6日湘桂战区的大溃退，国民党军队有好几十万，从湘北新墙河前溃退到长沙、衡阳、零陵、桂林一泻千里，直到贵州独山。青年会的工作人员也是从衡阳、零陵辗转溃逃到贵州独山，以后才与贵州省国际协济会合作，在息烽、黔西、大定等地设立难民服务队，参如的有何德聪、易怀清、吴子璜、尹庆钧、王盂起等同志。吋间只有3——4月。我们在独山还办过一所宿舍，也搞了一段难民救济工作。我与吴子璜同志多次同去难民住处送发赈款。在此同时，我们在贵阳也配合过李德全主持的难童工作，给孩子们送过不少衣服棉被等物。难民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得到美国援华会的经济支持，成立了“新兵服务队”，由张以藩任总队长，我担任英文秘书，青年会的同志为梁清、李杏、吴子璜、何德聪、易怀清、王孟起、尹庆钧等都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盟军不准备发动反攻，帮助我国整编扩建新军，因而我们积极开展这一工作。日本投降以后，青年会鉴于新兵服务队是为了抗击日寇侵略、准备全面反攻而设置的，形势既已改变，这项工作就没有继续的必要，因此在1946年春，青年会迁回长沙之后不久就结束了这一组织。

　　长沙青年会在抗战时期的工作，对于在长沙的老年人都是熟知的，印象也是深的。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特回忆往事向大家介绍。我们也可从中看到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我国全民抗战的一点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