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马杀贼 下马学佛——巨赞法师与抗战中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
来源：   2014-08-01 11:03:35

      周恩来题赠巨赞法师“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个大字。

    1939年春，巨赞法师在南岳祝融峰顶的上封寺，见到了特地来南岳给正在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周恩来看了巨赞法师发起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后，连声称赞道：“好！你们这个举动好极了！全国数十万佛道教徒团结起来，那就‘法力无边’啦！”并当场挥毫写下“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个大字题赠巨赞法师。

　　一

　　为厌浮沉湖海梦，来傍僧舍结芦庐；

　　岳云千絮凝檐碧，泻水一泓映座舒。

　　楼外诸山无捷径，室中万卷间梵书；

　　回看车马纷驰迹，袖手高吟意豁如。

　　九州沉陆滋蛇豕，绝脰刳肠亿万夫；

　　文物忍看沦敌手，江山默祝复康衢。

　　挥戈反日思良将，袒臂高呼待硕儒；

　　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

　　这是被誉为精研三藏、博通二乘、才高识远、文通六国的著名爱国高僧巨赞法师，发表于1940年由其在广西桂林创办的抗战期刊《狮子吼》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的两首诗，叙述他1937年在抗战烽火中，路过湖南宁乡寒铁生余楼时的心境。

　　巨赞，1908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出生于江苏江阴东门外贯庄村的农民家庭。巨赞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弟兄三人，巨赞居长。巨赞的家庭算得上殷实的农户，由于父亲嗜好饮酒、赌博，不务正业，家道日益中落。1923年，母亲徐氏因病离开了人间。尚未成年的巨赞，萌生了将来要出家的念头。巨赞先读私塾，后入贯庄小学读书。1924年，他16岁时考入江阴师范学校，在学校里，他开始接受革命思想。

　　1927年，巨赞从江阴师范毕业。暑假期间，他从江阴来到常州，找到清凉寺应慈法师，提出想要出家当僧人的请求，未能如愿。接着，他又来到杭州灵隐寺，要求削发为僧，皈依佛教。刚巧中国佛教会主席太虚法师也在那里，经过交谈，太虚要他写一篇文章谈谈出家的动机和抱负。巨赞当时身边除带了衣服、雨伞外，只有《老子》、《庄子》和《昭明文选》三部书。巨赞模仿《庄子》笔法，用骈文写出了1000多字的《出家志愿书》。太虚法师阅看了这篇《出家志愿书》后，赞叹不已，他觉得这位年轻人思想敏锐，才华出众，是有用之才，他在评语中说：“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师导，可臻上达。”

　　过了几天，太虚法师带着巨赞来到厦门闽南佛学院，让他学习和研究佛学经书。几个月后，闽南佛学院大闹风潮，巨赞有点呆不下去了，未能出家，又回到了上海，在大夏大学继续读书，并秘密参加革命活动，在1928年初冬，从上海回到了江阴家中，回江阴后，巨赞接任金童桥小学校长。这一阶段，他频频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组织学校教员罢课和纱厂工人罢工斗争，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仇视。省党部下达了通缉令。当时巨赞父亲因病去世，巨赞料理好后事，到石牌乘坐一艘载运黄石的船逃离江阴，经崇明前往上海。由于有通缉令，上海也不能久留，他再度来到杭州。

　　1930年冬，巨赞住在杭州孤山广化寺，结识同住在这里的北京大学教授熊十力。当时，熊十力正在撰写《新唯识论》。这时，有人介绍巨赞跟熊十力先生读书做学问，或者到山东去跟梁漱溟先生学习，被巨赞一一谢绝。1931年3月，太虚法师再度来到杭州，承他介绍，巨赞终于如愿出家，从灵隐寺方丈却非法师披剃，取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来改名巨赞。接着，又到句容宝华山隆昌寺受戒。

　　二

　　1937年，巨赞法师应聘到福建厦门闽南佛学院任教。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京沪弃守，厦门岌岌可危，巨赞法师满怀悲愤，匆匆离开厦门经香港去广东，是年冬到达湖南，痛国运之衰微，一路宣传抗日救国。

　　1938年，巨赞应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社长宝生邀请，前往该社讲学。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大片国土沦丧，他宣称：“佛门弟子并不是超然世外的，应当爱国卫国。”当时田汉、冯乃超、杜宣等人也在南岳，同巨赞于上封寺相会。经过田汉等人介绍，叶剑英在南岳会见了巨赞，叶剑英对爱国僧人参加抗日表示欢迎。于是，巨赞便在湖南佛教界筹组抗战协会。叶剑英知道了，叮嘱巨赞说：“佛教徒以救苦救难为怀，改为救难学会不好吗？”同时建议把道教徒也团结起来。这样，巨赞积极奔走呼吁，不久，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正式成立了。

　　叶剑英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八路军高参薛子正兼任救难协会战事训练班军事教练。其间，巨赞法师发表了著名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同志书》号召“所有南岳的佛道同仁，从十八岁到四十五岁，都分别编入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在岳训班政治部的监督指导下，举办一个‘战时知识训练班’，施以一个月的训练，即开始各队的工作”，并“用英、法、俄等各国文字，散发《告各国佛道同仁书》，广泛的推动国际佛道信徒的反侵略运动”。并“用日本文字，编印传单小册，以爱护和平正义的佛道理论，唤醒日本人民”。同时“吁请全中国的佛道同仁，为抗战广作法施、财施、无畏施”。

　　训练班结业前，巨赞与演文召集青年30多人组成“佛教青年服务团”，巨赞任副主任兼宣传股长。由他起草的《为欢送出征壮士告同胞书》一下便印发了二千份，其中写道：

　　各位同胞们：

　　为了保持祖宗的光荣，为了挽救垂危的国运，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是神圣抗战，还有一段艰苦的过程。过程的缩短，艰苦的排除，则是全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乃至佛教同仁所应该共负的责任。

　　现在，英勇的出征壮士们，为我们踏上艰苦的征途，去和敌人拼命以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这是何等崇高与圣洁的事！

　　我们要认清，壮士的出征是为了我们，所以他们自身的康健与安全，他们家族的给养与抚慰，都是我们的事。我们要替他们解除许多问题，许多痛苦，不用他们再为自身与家属操心，分散了战斗的力量。

　　只要我们实际地做到这一点，胜利的凯歌，定会震动整个世界。所以我们的欢送，绝对不是强作欢容，乃是良心的、人道的、胜利的欢笑。

　　菩萨会保佑牺牲小我而为大我服务的出征壮士们，更能为帮助他们的人祝福！

　　1939年春，巨赞法师在南岳祝融峰顶的上封寺，见到了特地来南岳给正在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周恩来看了巨赞法师发起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后，连声称赞道：“好！你们这个举动好极了！全国数十万佛道教徒团结起来，那就‘法力无边’啦！”并当场挥毫写下“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个大字题赠巨赞法师。

　　当巨赞法师面对题词中的“杀贼”与“学佛”沉吟时，周恩来笑着解释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释就是‘杀贼’，不杀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当然是指佛教中所指的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戮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度众生？这是善举。杀贼就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了佛门的清静。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出国，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救国。”

　　周恩来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巨赞法师和南岳数百名僧道。在“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大会上，巨赞挥毫写成一副对联：

　　身在佛门，愿不惹人间是非；

　　国有大难，今显出炎黄本色。

　　自此以后，巨赞法师便辗转奔走于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积极宣传和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三

　　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后，巨赞于1940年秋转移到广西桂林，住在月牙山寺襟江阁。他在担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期间，以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名义与道安法师共同创办并主编佛教界进步刊物《狮子吼月刊》，继续宣传抗战救亡的爱国理论和佛教革新运动。

　　巨赞法师曾在该刊创刊号上以编辑部征稿的话——《一支有力的笔部队》一文中发出号召：

　　今日的世界，存在着相反的两面：一面是无佛心也无人性的疯狂，另一方面却是庄严而神圣的佛事！我们创办狮子吼月刊，就想竭尽绵薄，使笔尖与各部门配合，在祖国的地面上，展开庄严而神圣的佛事，使没有佛心人性的疯狂不见于人间！在寂寞的佛教圈内，狮子吼将成为深入祖国广大原野的一支有力的笔部队，阐扬佛的正义，来打击敌寇汉奸的疯狂行为与荒谬理论，在焦土上树立佛教文化的堡垒，从荆棘中，另辟佛教新闻事业的新天地！

　　巨赞法师先后于《狮子吼月刊》发表了《新佛教运动与抗战建国》、《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佛家之救亡抗战论》、《致抗日将士慰劳书》和《悼念新佛教运动的战士理妙法师》、《从禁止南岳进香说起》等著名檄文。特别是在《佛家之救亡抗战论》一文中，巨赞法师对当中一段有关佛家对“忍辱”一词的新解释为“至于所谓忍辱者，忍辱而不至于丧失人类之本心，又使对方因而惭愧敬仰者，忍可也。倭寇凶暴，天绝人性，勉强忍之，在我则丧失人类之本心，在彼反将利我之思而恣意为恶；不可忍也！”

　　太虚法师曾题诗赞扬《狮子吼月刊》，说：“五夜阵风狮子吼，四邻鞭爆海潮音。大声沸涌新年瑞，交织人天祝瑞心。”将《狮子吼月刊》与《海潮音》相提并论，足以说明太虚法师对《狮子吼月刊》的评价和重视了。

　　当时，很多从内地转移来桂林的左翼文化人士，也常常到《狮子吼月刊》编辑部聚会。巨赞法师与夏衍、田汉、欧阳予倩、聂绀努、朱蕴山、郭沫若、柳亚子、方孝宽、盛成、端木蕻良、廖沫沙、关山月、尹瘦石等时相往来，过从甚密。巨赞法师还常常应邀参加当时颇负盛名的爱国诗社“漓江雅集”，与许多左翼文化人士集会议事，并互有酬唱。巨赞法师还以辎哉、育之、如是斋主等笔名，在《大公报》、《广西日报》、《小春秋》、《救亡日报》上发表了一批文章。

 　   1942年，巨赞法师离开桂林，驻锡桂平西山，任龙华寺主持。他在潜心研究佛学的同时，还常常向信教群众演讲，呼吁佛教徒在这民族存亡、国难当头的时刻，要同仇敌忾，紧密团结，抗日救国。1944年，抗战到了最严峻的时刻，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相继陷落，巨赞法师离开桂林，来到北流，任教于迁至这里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巨赞法师与道安法师共同创办并主编佛教界进步刊物《狮子吼月刊》。

　　抗战胜利后，巨赞法师回到杭州灵隐寺，任浙江省及杭州市佛教会秘书。1947年，他撰写了介绍灵隐寺历史的《灵隐小志》，此后，他又创办武林佛学院，出任院长。这一期间，巨赞法师还风尘仆仆，往来于台湾、香港、澳门之间，致力于讲学，考察佛教情况，加强佛教界的联络，呼吁改革佛教教务。为了迎接新中国诞生，巨赞法师应潘汉年同志的要求，草拟了新中国佛教改革方案。1949年4月，巨赞法师从香港出发，来到北京，结束了他的云水生涯。

　　1949年9月，巨赞法师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10月1日，巨赞法师和赵朴初一起，作为佛教界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作者：唐 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