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界奋起抗战的历史及意义
来源：湖南智库网   2016-08-16 14:32:18

十四年抗战，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而悲壮的篇章，它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中国佛教界高举抗战的旗帜，以复兴中国、复兴佛教为目标，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可歌可泣的业绩。我认为，这其中有三点意义最为突出：

第一，树立“救国亦是救教、救教必须救国”的信念，与国人一起共赴国难■

日本军国主义者入侵东北，以灭亡中国为目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战成为全民族的事业。中国佛教界是最先觉悟的群体之一，自觉地将佛教事业与民族救亡联系在一起，许多高僧大德利用教职身份，号召僧众投身抗战，他们明确指出“佛教徒也是国民一份子，要尽国民的天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像太虚大师，从1931年到1945年，先后发表20多篇抗战宣言、演讲和文章，发出了“降魔救世、抗战建国”的号召；像弘一法师，发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殉教应流血”的呐喊。在祖国遭受劫难、命悬一线的紧急关头，广大僧众组织救护队、伤兵慰劳队等，有人甚至“脱下袈裟着战袍”！

漫漫抗战路，壮哉爱国情。中国佛教界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投身救亡的洪流中，将民族的危难化为绝地反击、奋发图强的号角，其救国、救世、救教、救人的举动，始终是抗日战场上一道壮丽的风景线。

第二，站在佛教立场上从事救亡，组织国际佛教界的统一战线■

日本佛教界辅助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活动，他们大肆鼓吹“日本文化代表佛教，中国文化代表儒教，中国政府是破坏佛教的”。他们在中国各地设立寺院、护教所，建立其他各种佛教组织，把侵华战争说成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妄图通过宗教蚕食中国，达到文化侵华的目的。

中国佛教界为挫败日本人的罪恶用心，积极开展佛教外交，争取国际舆论的广泛支持，通过国际性的宗教组织，联合各国民众，扩大反侵略斗争。1939年9月，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中国佛教访问团”前往缅甸、泰国、印度等南亚国家，朝拜佛教圣地，拜访佛教领袖，阐扬中国佛教徒跟国人一道同仇敌忾、团结抗战，所到之处，将日本污蔑中国已无佛教的恶言彻底粉碎。1940年10月，乐观法师创建“中国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赴缅甸等地宣传抗日，他在临行前发布的《宣言》中写道：我们是站在佛教立场从事救亡工作的一群，抱定最大的牺牲，为国为教雪耻！要展开佛教反侵略的旗帜，在国际上与敌人做长期的战斗，这是我们的志行，这是我们的怀抱，为祖国的自由解放而奋斗！

中国佛教界的这两次外交活动是中国佛教外交史上的壮举，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与同情，其外交成果也为战后中印、中缅等国际友好交往奠定了基础。

第三，弘扬佛教文化，凝聚民族精神■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始终伴随着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和灭绝。中国佛教界以延续和升华佛教文化为使命，自觉坚守在文化救亡和佛教救亡的战线上，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创造了新的辉煌。

历史证明，学术文化的兴衰，对民族文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932年8月，太虚大师创建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其宗旨是：研究、沟通汉藏佛教之教理，奠定复兴中国佛教之基石。汉藏教理院邀请许多藏区的高僧大德到学院任教，将藏传佛教文化介绍到内地，使内地能够了解、研究藏传佛教意义。1937年10月，喜饶嘉措大师到学院讲解西藏各宗教流派及教义，太虚大师在致欢迎词中说：汉藏教理院的工作，就是沟通汉藏教理。要做到汉藏教理互通，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翻译汉藏教典、互通有无。汉藏教理的彻底沟通，是沟通汉藏两民族文化和感情的思想基础。汉藏教理院的创办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它为促进汉藏文化交流、增进汉藏民族感情、共同抵御外敌入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上三点，就是我对“中国佛教界爱国抗战”这段历史的一个基本总结。这段历史非常有意义，值得认真研究，大力宣传。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本文系作者在“中国佛教界爱国抗战事迹巡展”新闻发布会暨首展开幕式上的致辞）

来源：《湖南社会科学报 》2015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