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历史经验
来源：佛缘资讯   2017-12-05 15:00:21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党对宗教问题的处理，在理论上日益成熟，在政策上日趋完善，在实践上日渐成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 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成为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我国绝大多数宗教界人士与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都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积极奔走，争取外援。佛教界圆瑛法师和太虚法师、伊斯兰教界达浦生教长; 基督教界刘良模、邓裕志等都纷纷出使国外，介绍中国抗战情况，揭露日寇侵华暴行，“所经之处，亲华的空气，随之浓厚”，并得到了实质性支持，带回了大量捐款，同时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了进行抗日宣传和战地救援，中国各大宗教领袖都发表了告各教信教群众书和通电，号召信教群众“奋勇援助前线抗战，并巩固后方工作”。各教还普遍举行了系列大型祈祷活动，追悼阵亡将士，并组织救护队收治伤员，成立难民收容所。

　　同时，宗教界人士也直接参加武装斗争。1939年10月，由团长李仲山率领的基督教挺进军由4 个连组成，赴山西抗战。1943年12月，第二次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有佛教僧侣22人随军出征。广大穆斯林更是组织了数支抗日武装，活跃在各个战场上，其中以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和渤海回民支队最为有名。

　　二、 党对宗教问题的新认识、新政策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辟了敌后战场，并陆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当时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和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聚居的地区，党对宗教和统一战线等的重大问题的认识获得了新的发展。

　　(一)抗日战争的历史实践推动了党在宗教理论上的日渐成熟。一是对宗教的一些基本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二是加深了对宗教与民族之间关系的认识。认为宗教界中确有一些爱国分子，应加以团结，并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可以与宗教徒建立在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1938年10月，张闻天提出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一切思想习惯，宗教道德，并发扬他们过去优良的传统”。

　　1945 年6 月，中共筹备和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规定，“解放区的宗教团体，只要是赞助抗日事业、民主事业的宗教团体，不论任何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以及其他宗教等都有权利派出它的代表参加会议。”

　　(二) 抗战时期党所制定的各项宗教政策更加完备。

　　1、完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45年4月，中共七大指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

　　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2、加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各根据地的许多法令、法规、条例等都规定了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 其中还规定了外国传教士只要遵守边区法律，在传教、土地、财产等方面都能得到抗日政府的保护;规定了尊重少数民族习惯的宗教信仰。3、强调政教分离。1944 年8 月，中共中央再次指出：“在宗教方面，我们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和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党的宗教政策渐趋成熟。随着各项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积极投身于建设和保卫抗日根据地。党的正确的宗教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团结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民族分裂的计划，纠正了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的错误，得到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广泛的支持。他们积极建言献策，许多人参加了三三制政权，宗教界爱国人士和信教群众都成了根据地的建设者和保卫者。各抗日根据地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典范，也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宗教问题，执行宗教政策，进行宗教工作实践的地区，体现了党在宗教问题上，理论的成熟、政策的完善和实践的成功。

　　(三)在国统区和沦陷区，面对宗教界人士的抗日行动，党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团结宗教界上层人士共同抗日。1938年5月，周恩来在汉口专程访问了基督教人士吴耀宗，向他表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

　　1939年4月，中共中央致电天主教领袖马相伯，高度评价了他在抗战中的功绩。党还主张在沦陷区“利用资方举办的或社会上习惯能存在的一些工人学校、补习学校、夜校等教育组织及基督教组织等形式来组织群众”，并强调“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确立了与宗教界结成政治上联盟的策略。1940年1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一些宗教界领袖由此走上了与共产党长期合作的道路。基督教领袖吴耀宗放弃了“唯爱主义”，提出“唯爱与革命是不能分开的”，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运送药品等物资，成为党在政治上的坚定同盟者。佛教界领袖圆瑛法师、赵朴初居士等都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与共产党人相识、相知的。

　　(四)正确处理外国在华教会和传教士问题，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由于外国在华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的分化、一些传教士和外国教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党及时调整了相关政策，积极与一些外国在华传教士接触，介绍中国共产的抗日主张和宗教信仰的政策。

　　1942 年1月，中共中央指出，传教士中“有许多人在华已有多年历史，同时和自己的本国则还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可以成为加强中国和英美等国国际关系的桥梁。对于他们，我们应尽一切力量，加以尊重和爱护，使他们对于抗战事业能多所协助”，明确提出了对其要进行团结和保护。

　　周恩来在武汉期间，多次与美国人汉口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吴施德接触，通过他向世界宣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随时欢迎外国宗教界组团到此参观，还保护外国传教士正当的宗教活动。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边区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

　　党的正确的宗教政策和措施改变了一些外国在华教会和传教士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一贯看法。赢得了部分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信任。1944年，着名记者斯坦因在参观访问完延安根据地后，报道说：“没有一个(此处指生活在延安的基督徒们)因宗教信仰而蒙受不利。” 1944年11月，天主教代表在致边区政府主席的信中，表示“为使边区人财两旺而努力，并唤起各地数百万教胞，为民族解放，打倒法西斯，赶日寇出中国，反对独裁，建立新中国而奋斗”，扩大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外国传教人士在边区的亲身经历和像斯坦因这样的着名记者所写的对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报道，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对根据地的封锁，使当时盛传的“共产党消灭宗教”的谣言不攻自破。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宗教问题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一起加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了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社会的支持，得到了各抗日根据地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拥护，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贡献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