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众一心赴国难 中国佛教界的抗日救亡英勇事迹
来源：中国佛学院   2017-12-05 15:05:47

　　一、国破寺圮佛音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佛教

　　战争是可怕的，尤其是蓄意而为的侵略战争。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攻陷南京，短短几年，侵占我半壁江山。侵略者在中国表现出极端的野蛮和残暴，他们对中国人民实行“从精神上摧残，从物质上摧毁，从肉体上消灭”的种族灭绝政策，妄图消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

　　日军铁蹄践踏之处，一路腥风血雨，每占据一个地方，都要疯狂的杀人。1937年10月，日军在山西血洗7座县城，屠杀1.6万余人;1943年，日军在洞庭湖北岸屠杀村民3.2万人;而在长江三角洲则屠杀近30万平民;南京大屠杀更是数量巨大，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的大屠杀中，共35万中国人被杀害。在日军的屠杀中，吃斋念佛的无辜善良僧人也不能幸免。南京大屠杀中，武定门正觉寺慧兆、慧璜、慧光等17名僧人，消灾庵女众真行、登无、登高等3人被枪杀，而金陵寺前的200名平民尸体中也有两名寺中僧人。日军的杀戮引起了广大民众乃至僧人的恐慌与大逃亡，僧人因逃亡而被当作化装军人杀死于野外也是寻常之事。

　　日军杀人的方式极其繁多残酷，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活埋、滚钉、喂狗、电磨……，日本兵只要稍有不满，中国人就会横遭杀身之祸，他们不以杀人为过，反而以为这是对战败民族应有的惩罚。《日本在沦陷区》一书记录有日军众多骇人听闻的杀人方式，而《东史郎日记》一书则有作者亲历的大量事实。

　　日军暴行中最令人痛心的事情莫过于对中国各阶层妇女的侮辱。除了逼迫一些妇女去充当“慰安妇”，他们还对占领区妇女大加污辱。一些日本兵在烧杀抢掠之际还寻欢作乐，即使在枪弹横飞的战场或光天化日之下都敢奸淫妇女，兽性大发之时，他们连老人和小孩都不肯放过。占领区中，有些妇女一天之中被蹂躙多次，而被轮奸致死的女子则多不胜数。被欺侮的妇女稍有反抗就会被剌刀捅死，甚至她们在被奸污的同时，连身边的孩子也逃脱不了被杀死的命运。据统计，日军仅苏州就奸污2千多妇女，占领南京后，更是多达2万多人次的中国妇女被奸淫。在华从事人道求援的西方人士说：“许多妇女跪在我们面前悲泣，肯求我们从蹂躙她们的野兽手中解放她们!”他们慨叹：“兽欲横流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数得清。”纵淫成性的日军，就连出家的尼僧都不肯放过，占领区的尼庵也成为了他们施虐的场所，很多尼僧遭到奸污。

　　日军的暴行发指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被占的南京各处城门都有日军的把守，一个青年女子为脱魔掌装扮男子不幸被发觉，守门日军当场轮番糟蹋了她，最为凄惨的是，恰好此时一个和尚路过这里，余兴未尽的日本兵突发奇想，竟逼迫这个和尚奸污女子，和尚不从，于是他们扒下僧衣割掉了他的下阴，和尚流血不止直至身亡。这样的例子绝非偶有，日军暴行的黑暗与繁多，简直令人难以启齿。他们还逼迫终身禁欲的居士行淫，胁迫同为一家人的子母，父女，公媳及至爷孙之间相互乱伦，许多家庭因不堪此辱集体自杀。连一只蝼蚁都不肯伤害的佛教徒惹谁了，竟落此大祸!我佛有知，当是何等悲伤，人类之中竟然有此等滔天罪恶!真不知道这些日军是否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家人?――尽管一些日本人从战时直到现在都不肯完全承认他们的暴行，可是大量国际友人目睹、经历的事实无可否认，不容置疑。侵华日军给善良的中国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浓重阴影。

　　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就觊觎中国土地和资源，侵华战争目的就是奴役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所以劫掠也是日军的重要目标。除了工业资源，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衣食用具也照样抢夺。鸡鸭等牲畜见到就抓，家具、农具、门窗等各种木器，随手就取去烧火。滴水成冰的寒冬，连最后一床被子这样微不足道的财产也被洗劫一空。日军扫荡之后的地区，往往只剩下残垣断壁与一片荒芜的焦土。按照当时的价格计算，日军的抢掠使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近千亿美元，间接损失超过5千亿美元]。许多寺庙就是在日军的炮火毁坏后，再被日本驻军抢光烧没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佛教文物大量流失海外，时至今日，日本一些地方还留有当年从中国寺庙劫掠的佛像、法物。

　　为了彻底摧垮中国政府，日军在进攻之先，总是要用数量庞大的飞机对中国的城市进行轰炸。自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日本对中国的16个省257个城市、18条交通线，共275处，先后出动飞机16710架次，进行2472次轰炸，炸死和平居民16532人，炸伤21752人。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都遭到了轰炸，狂轰滥炸使无数房屋财产化为灰烬。佛教寺庙也难以幸免，以埋藏有石经而闻名的北京房山云居寺，千年古寺的绝大部分建筑就因日军的轰炸而毁于一旦;天津蓟县盘山好几座历史悠久的皇家寺庙也被日军飞机炸得一座不剩。全国类似遭遇的寺庙数不胜数。

　　为了制造细菌武器，日军在哈尔滨等地建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竟然用活人作细菌战的试验品。日军每年还从关内运送50万劳工到东北和日本做苦役，先后多达857万人，各种非正常死亡200余万人。

　　以宗教配合军事也是日本侵略者的图谋，日本在直接杀掠我人民的同时，也企图利用佛教辅助战争。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就开始在中国东北建立寺庙，继《二十一条》中提出对华布教自由后，不少右冀分子就积极鼓吹日本佛教必须对外扩张。到1933年，仅日本佛教真言宗、净土宗等宗派在旅大地区就建立了寺庙、布教所20多座。到“七•七”事变时，上海租界已有九所日本佛教寺庙，天津租界有五座日本寺庙。其中，受害最严重的要数台湾佛教，长达几十年的占领使台湾佛教几乎全军覆没。全面侵华后，日本宗教更是渗透华北与东南各省。只日本东本愿寺就在中国各地设立近40处布教所，在华布教日僧近千人。日本寺庙基本上都在为日军侵华战争服务，在华日本寺院成了日军侵华的前哨据点，不少日僧直接为侵华战争效力。

　　侵略者还在我国东北建造不少日本神道教神社。据统计，1945年东北城乡大小日本神社有295座，他们利用这些神社强迫我国东北人民“供奉”所谓“日照大神”。他们企图通过日本的民族信仰，消灭中国宗教，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志。

　　佛教在我国历史悠久、流传很广，为汉、藏、蒙、傣等民族广泛信仰，故而日本侵略者积极利用佛教为侵华战争服务。1934年7月，在东京成立日华佛教研究会。1938年，策动汉奸在天津成立伪“中华佛教会”，妄图代替我国原有的中国佛教会。随后每占领一个地方，都相应设立各种伪传教组织。他们还在这些地方开办日语班，倡日语、禁汉语，影响极其恶劣。日本侵略者自称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国家，对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他们强迫占领区里寺院的出家僧人为他们做法事，强迫有名望的僧人到电台讲经，利用各地庙会时间散发亲日言论，还逼迫一些占领区佛教团体选派佛教徒接受日本军队的训练，作为他们侵略的先锋和工具。

　　这诸多罪行，实际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剖面而已，日军无恶不作，侵华恶行可谓罄竹难书，国际友人揭露说：“他们整个的行动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罪恶阴谋” 。

　　如果说日军占领下的暴行是显而易见的摧残，那么少有人能够察觉的是日本侵华的影响对中国佛教长远发展的伤害。众所周知，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以来中国佛教最繁荣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各地寺院大量恢复，文教弘法事业蓬勃展开，佛教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如果不是此时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中国佛教至少能够接着再上一个更高的台阶。日本的侵华，非但直接破坏了中国佛教的生存基础，而且扰乱了中国佛教的正常发展秩序，还迫使中国佛教本来集中于佛教自身向前发展的力量，不得不转向于支持抗战、护国卫教的努力。比如，为避战祸，当时正如日中天般兴盛的南京金陵刻经处与支那内学院被迫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举家”西迁，搬迁加上战争造成的困窘，一番折腾，支那内学院元气大伤，从此再没有了昔日的辉煌。支院的情形代表了当时整个中国佛教的真实处境，很多佛学院就是这样刚刚起步就陷入了停顿半停顿状态，教育不继，佛教也就失去了长足发展的动力和潜力。日本侵华，扼杀了刚刚成长起来的近代中国佛教新生力量，大大延缓了中国佛教的前进速度。今日中国佛教的落后，日本军国主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佛教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下被欺凌蹂躏得面目全非，几近灭亡。日本侵华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也是中国佛教的大劫难。

　　中国有句俗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又说：“福祸无门，惟人自招”。日本侵略者对和平济世的中国佛教之摧残，必然激起大雄大力的中国佛教徒的奋起反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血泪暴行，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全力反击。为了自救，也为了救他，中国佛教界与中国广大人民一道，展开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中国佛教界不甘人后，自抗战爆发，大部分佛教界人士就积极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在抗战的过程里，涌现出许多英雄的事迹和英勇的形象，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与人类的和平事业谱写出了感人的新篇章。

　　二、振臂疾呼图救世――佛教界高僧、大德的嘉言懿行

　　抗日战争中，佛教界最使人钦佩和受到社会广泛赞颂的是一些高僧、大德的杰出表现。他们或以自己修行和道德感召力，号召佛教徒乃至普通民众携手抗敌，或是亲自组织参与抗战大业，对凝聚抗战的力量作出极大贡献。比如：

　　僧界航导：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一直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早年曾因参与反清革命而遭到通缉。抗战期间，身为当时佛教领袖的太虚大师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大业。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太虚大师指出，列强当中压迫中国最厉害的就是日本，它们以中村事件籍口出兵东北，实际是强占我领土，杀掠我人民。“此种暴行，为国际公法所不许，人道正义所不容，而日人竟悍然不顾，但求达到吞并满蒙，征服中国之目的，可谓狰狞极矣。”

　　七•七事变前，太虚大师撰文指出，中国想要不被吞并或分割，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太虚大师立刻通电全国，呼吁国内外的佛弟子同赴国难。他明确地指出，佛教徒虽说反对杀生，“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松沪会战爆发，太虚大师号召佛教界组织僧侣救护队与前线战士共同作战。

　　他还多次撰文，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警告它们“以地大人众新兴蓬勃之中国民族，又岂能为日本所能完全吞灭!”如果相持不下，引发世界大战，危害的不只是中国，日本的多年发展也将一举归于毁灭。他呼吁日本人民起来反对战争，呼吁日本的佛教徒迅速觉醒，不要当侵略者的工具，否则只有自取灭亡。他要求日本佛教联合会“领导日本三千万佛教民众，运其大悲般若，速破除贵国当局之无明贪嗔，撤兵回日，服礼谢华，弥将动之魔战，彰遍常之佛慈”。他建议台湾、大陆、朝鲜的佛教徒联合起来，以菩萨大悲无畏之神力，制止一切非法行动。

　　抗战爆发后，与我相邻的东南亚友好国家大都积极支持中国抗战，于是日本发动第五纵队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展开破坏工作，煽动缅甸人民反对开放滇缅公路。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日本大造谣言，谎称日本对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为此英国曾将这条公路封闭三个多月，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对我国抗战造成极大困挠。为了揭穿敌人的伪装，太虚大师组织佛教团队出国访问。

　　1939年9月，访问团由昆明抵达缅甸，随后开始对缅甸、印度、锡兰等国进行访问。次年3月抵新加坡，转吉隆坡、槟城。4月，访问团于返回星洲后取道西贡、河内返回昆明。问团受到了海外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太虚大师会见了尼赫鲁、甘地、缅甸僧上座等各国政要、僧俗人士。同时召开新闻大会，阐述中国与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揭露日本侵略所犯的暴行，宣传中国抗战的政策。这不仅使东南亚人民对中国的抗战情况有所了解，澄清了国际友人的误会，而且取得了友邦的精神与物资支援，对我国抗战的最终胜利贡献不少力量。

　　太虚大师在抗战中的作为完全符合他所倡导的人生佛教思想，他的贡献获得了当时的政府的肯定，国民政府对他多次明令嘉奖。

　　金刚无畏：圆瑛大师

　　圆瑛大师毕生热爱祖国，反对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勇行为是最使人钦佩的大德懿行。日本侵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圆瑛大师领导的中国佛教会发表了《中国佛教会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界书》，谴责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呼吁日本佛教徒“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实施慈悲平等主义”。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危急关头，圆瑛大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的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他还到各地帮助建立抗日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为筹集救难资金，他携徒明旸两次到南洋诸地募捐，以他炽热的爱国热诚感得华侨踊跃捐献，前后共计募捐国币三万二千四百元，他将这些钱悉数寄回祖国以作抗日救护的费用。

　　1940年9月，圆瑛大师刚从南洋回到上海，凶残的日本宪兵队突然涌入寺院将圆瑛、明旸师徒二人以“抗日”的罪名抓到宪兵队，后解往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关押。宪兵们面目狰狞，情况非常紧急。每当夜阑人静时刻，日本宪兵就对大师进行严刑审讯，大师从容陈辩，不为所惧。日本侵略者见严刑高压制服不了圆瑛大师，便劝诱他出来与日本合作，然而皆遭到拒绝。圆瑛大师始终没有向侵略者屈服，更不与他们合作。威逼利诱不成，日军只得放人。出狱后，他虽对外宣称闭门谢客，却依然关心国家的命运，曾致书北京中国佛教院的师生，郑重叮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

　　1942年6月圆瑛大师在天津佛教居士林演讲中明确地提出爱国与爱教不可分离。他甚至在临终之前留下的遗嘱中还一再强调：“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圆瑛大师是一位高风亮节的大无畏爱国志士。

　　三、万众一心赴国难――佛教界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狮子奋迅：战场救护与直接参战

　　在各地佛教界举办的不同形式反日斗争中，最有成绩的就是僧伽救护队对伤兵与难民的救助了。

　　芦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佛教会立刻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僧侣救护队”。圆瑛大师被选为“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僧侣救护队由宏明法师担任队长，队址设在上海法藏寺内。那时上海集合着全国各地而来的知识僧青年，消息传出很快就有一百多名僧青年报到参加，救护队迅速宣告成立。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冒着敌人的枪炮，抢救伤员。在沪战的三个月中，本着“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精神，这一群僧侣救护兵，英勇地在东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于浏行、大场、昆山之间，不分昼夜地辛苦工作。在伤兵外，他们还负责救护租界内被日机炸伤的同胞。在战火中，他们有的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人被敌人炮弹炸伤，造成终身残废。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写下了新的一页。根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1938年报告书记载：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战争中，共救护伤兵及租界难民达8273人。上海的报纸将他们誉为“英勇僧侣”，外文报纸称他们为“战神之敌”。他们的英勇事迹，深受社会各界的赞美，博得中外舆论的好评。

　　为了配合上海僧侣救护队的工作，中国佛教会还在赫德路觉园内成立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至3千多人，并供给全部饮食医药。上海尼庵的尼众，她们自动为前线战士缝制征衣，还充当医院的看护和杂务工，做到了救国不分男女之别。在沪战后期，僧侣救护队在枫林桥抢救出3百多名伤兵，各医院人满为患无法收容，上海佛教界齐心协力，马上成立佛教医院，聘请医护人员，募集医疗器材和医药用品等，使负伤官兵得到了及时治疗，恢复健康后又设法护送他们归队，让他们能继续为国杀敌。

　　上海沦陷后，僧侣救护队转移武汉继续工作，后来又转移到重庆。队员万泉、觉初等十余人，辗转到了延安抗大，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道路。于此同时，各地僧俗也纷起仿效，建立起了僧侣救护队。有文献可考的有广州佛教救护队，湖南南岳佛道救国会、僧侣抗敌慰劳队、佛教青年服务团，云南佛教救护队，成都佛教僧侣救护队，镇江佛学院僧众宣传队，西安僧众战地服务团等。

　　“南岳佛道救国会”由巨赞法师等人联合道教徒一起成立，招集青壮年僧侣，举办军事训练班。参加者身着新式僧装，接受多门课程学习，集中训练2个月后，组成了佛教青年服务团和佛教流动工作团两个组织，分赴长沙、湘潭二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们出版宣传抗日思想的佛教壁报《佛青》，还四处作抗日讲演，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民众亲切地称他们为“和尚兵”。他们曾得到中共领导叶剑英的赞许，连周恩来也为他们题词道：“上马杀敌，下马学佛”。

　　印光大师在上海每天登坛说法二小时，将自己所得的香仪和印书款悉数捐到绥远前线，以至整个寺上的帐上只存百元费用。

　　栖霞山僧人在南京保卫战失败后，将许多官兵挟于难民之中给予保护，掩护的抗日军民数以万计，国民党将领廖耀湘就在其中躲过敌人的搜捕。镇江焦山寺的僧人将炮台未来得及撤退的数十名将士掩护在寺内达半年之久，最后终于脱离险境。至于像无锡源修法师那样，在战乱之际集资开设收容所，为数以百计的难民提供食宿、旅资，全国不知有多少!1938年10月，由阿泰尔率领的印度救护队曾参观了汉口佛教正信会所设的妇孺避难收容所，对中国佛教徒所做的工作深表钦敬。

　　除了战场救护，有些僧人及寺院还组织难民救济，甚至直接参加武装抗战。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一度占领了五台山，金阁寺住持释含空和尚目睹日军践踏文殊圣地，占据寺庙，劫夺文物，决心卫国卫教，在他的带领下寺中有不少僧人直接脱下了僧装，穿起军装，参加了八路军，留寺的僧人组建了“僧人抗日武装自卫队”。他们热烈欢迎并款待八路军，踊跃认购根据地救国公债，捐献衣食财物，主动为抗日部队提供食宿，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积极配合八路军反“围剿”、反“扫荡”，含空和尚因此受到边区政府和当地人民的尊敬。

　　慈悲喜舍：举办法会与进行宣传

　　早在1935年8月，北平僧俗就举办了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的阵亡将士。上海、湖北、山西、陕西等地佛教徒呼应北平，在当地也举办类似法会。1936年5月，上海佛教界举办护国息灾法会，76岁高龄的印光大师应邀出主，首倡献金救灾护国之举。翌年1月，上海又举办了护国和平法会。1937年10月，重庆佛学社启建护国息灾法会，由能海上师主坛修法。次年，湖南各大寺院纷纷举办护国法会，湖北汉口佛教正信会也举办“七•七”周年法会，国民政府还举办了由太虚大师主坛追荐九世班禅的法会，以利团结。1939年3月，戴传贤、屈映光等发起在重庆二次启建护国息灾法会，请藏传佛教大师贡噶主坛，追悼阵亡将士，死难同胞。1942年11月，虚云和尚应各界邀请，在重庆主修的第三次护国息灾法会，蔚为一时之盛。

　　支持抗战，中国佛教界还鼓励信众捐款捐物，支援前线。五台山的僧俗人士非常支持八路军的抗日活动。1938年未，菩萨顶范围的寺院捐款1万元，显通寺范围的寺院捐款2万元，镇海寺范围的寺院捐款2600元，全部用于八路军的抗日费用。广东南华寺的僧人在虚云和尚的领导下，为支持抗战，每天礼忏2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寺内每人每天减省晚饭一餐，将省下的饭粮捐给抗日事业。广州沦陷后，虚云和尚集资20余万元赈济款。江苏各大寺院如镇江金、焦二山，常州天宁寺，句容宝华山隆昌寺等都承担了巨额救国公债。甘肃酒泉、安西、敦煌等七县佛教联合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获得大后方佛教徒热烈响应。

　　中国佛教徒还有提倡护生思想来祈祷停止战争的人，如丰子恺绘《护生画集》。他指出，此画要旨就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呼唤和平。

　　各地寺院陆续举办的各类法会，对于号召广大民众出资出力，对于安抚追悼死难将士同胞和鼓励他们的家属化悲痛为力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