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仰慕大师,就应了解大师,弘一大师的一生可分出家前后来说,以他的“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主张为契入点来看,大师的爱国爱家主张是在出家前就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弘一法师,俗名以李叔同最为人知,他原籍浙江平湖,父名世珍,字筱楼,清同治四年(1865)会试中进士,曾官吏部。后来在天津改营盐业,家境颇为富有。虽然李叔同五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但他还没有失去读书的条件。如《弘一大师传》所载:
“李叔同的幼年也和一般当时的文人一样,攻读《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选》等,对于书法、金石尤为爱好。他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曾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学填词、又从唐静岩(育厚)学书法……还有一点以前传记本曾提到的,是他在迁居上海以前,曾以“文童”进过天津县学,受过八股文(当时称为时文)的严格训练。”
可见,李叔同开蒙即学习儒学等传统文化,所以弘一大师从童年时代,接受的是良好的齐家、治国、修身的教育。所谓传统文化即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在传统文化的培养和熏陶下,大师的思想与行为逐渐成熟,形成了他的人生观包括伦理道德、审美、价值等观念。但这些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师的学识在当时即已齐身于名流雅士。
然而,大师并没有固步自封,在上海又进南洋公学特班,成绩优秀,结交有学之士。后因学生罢课学潮全体退学而离开公学。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也就是社会动荡、改良改革风起的时代背景下,他的爱国主义救国思想已根深蒂固。这在他随后所从事的活动和所写的诗词文章中可见体现。如:康梁变法失败后,李叔同到上海刻印明志:“南海康梁是吾师”!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谱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环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实际上,它不仅是口头上的激进,在行动上也是激进的,如:1905年4月决心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填了一阕《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词曰:
“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
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
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这些激昂慷慨,荡气回肠的文词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精神。“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虽然体现他的自负同时也体现了他对现实的认识——感到空谈毕竟是没有用的,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他长夜难眠,以“心肝剖”这样的牺牲精神去日本留学。在留学期间,他也是为救国而努力学习。亦如余世存所介绍:
“在日本留学期间,独力编辑《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刷后,寄回国内发行,力促祖国新音乐的发展。又编有《国学唱歌集》一册,在国内发行,这些在中国新音乐史上都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在日本除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外,他还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同时又师从日本戏剧家研究新剧的演技,与同学曾延年等组织了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1907年春节期间,为了赈济淮北的水灾,‘春柳社’首次在赈灾游艺会公演法国小仲马的名剧《巴黎茶花女遗事》,李叔同(艺名息霜)饰演茶花女,引起许多人的兴趣,这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欧阳予倩受了这次公演的刺激,也托人介绍加入了‘春柳社’。”
留学归国后,他从事教育工作,可谓尽己所能。驰名于艺术教育界,是我国最初出国学习西洋绘画、音乐、话剧,并把这些艺术传到国内来的先驱者之一。用他的学生丰子恺先生的话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他教学认真负责,形式灵活,很有移风易俗的魄力,力求使新学思想融入艺术教学中。
大师的出家之举,也绝非偶然,更不是一时冲动,大师的生母就是虔诚的佛教徒,大师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家庭的熏陶。不仅有信仰,同时具有佛教徒一样敏锐的无常观,这些在上述的事迹中也有所体现。他不恪守陈规,随时事因缘的变动而调度自己的人生方向。正如余世存所评价的:
“在日本留学时,他接受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教育,在审美思维和人生追求上渐趋务实,一扫过去以‘修身、齐家’为目标的‘以学致仕’的儒学体系,逐渐确立了‘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取向。”
同时他也调适自己悲天悯人的情感,由伤痛化为力量。一首久传世间的《离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体现了他对于佛教所讲的“苦空无我”的朴素认知、对人生无常苦多感悟,他出家后,曾自研习《佛说无常经》并写下叙,号召居士印刷流布,也号召人们体会无常之理。
因此,大师出家前后的思想是一致的并非厌世。
他一贯的风格就是做事认真,出家后,摒弃一切俗事,披阅《四分律》和唐代道宣、宋代元照的律学著述。并写成现在佛教流通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除此之外弘一大师在律学方面还有:《在家律要之开示》、《问答十章》、《征辨学律义八则》、《新集受三皈五戒八戒法式凡例》、《佛说无常经叙》、《律学要略》。弘扬在家出家戒法,号召人们严行戒律。
由此,可见大师弘律的悲切之心。正如《弘一大师传》所评:“用王国维说李后主的话,他有宇宙人生之悲及其承担”。弘一大师不仅为佛教文献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国家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而且,为佛教徒的行为规范做了匡正,他成为律宗一代宗师。他持戒念佛,主张“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念佛与救国不相矛盾。都是为了实现和平,创建美好的未来。大师出家时是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在他的号召下,佛教徒的爱国热忱和救国行动层出不穷。
“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也是他对佛法“不二”思想的体悟,是他般若智慧的体现、禅境界的物化。大师把他前半生所学所教与后半生的佛法教育相结合,弘法利生,留下了大量的佛教墨宝——经句禅联,他曾在闽南佛学院任教,为佛教培养人才。
同时大师的修学体验也给后世佛弟子留下了精神财富,大师曾在闽南闭关多次。他在实践着佛陀的教诲。大师临命终时,留下了“悲欣交集”四字,虽是绝笔,却表达了他告别人世前的心境。可谓悲的是世间苦人多,因被七情六欲所缠缚;欣的是自己的灵魂如蜕,即将告别娑婆,赴于净土;对自己最终得到超越的归境颇感欣慰。这不仅是对他一生修学、奉献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世人的警劝——勿要执迷于人生表象,要获取正觉正悟,佛法是可以实践的。
弘一大师提出并实践的爱国爱教的主张,也是历来佛教徒所提倡的。亦如道安大师曾说“法依国主”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国家作为依护,我们还谈什么念佛。所以,无论是否是佛教徒都必须忧国爱国。“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是佛教菩萨权实二智圆融结合的体现。权实二智圆融,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在认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精神价值上,不能存有片面的看法。念佛追求极乐世界,创造极乐世界的精神,反映了人们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热切愿望,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时代价值,这与爱国主义是一致的。
因此,“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弘一精神是在中国民族最危难时期的救国救民实践中孕育和锤炼出来的高尚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内涵着人类道德的最精华的成分,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最核心的价值趋向。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爱国、追求和谐社会生活的人生观,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鼓舞人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动力。即使不是佛教徒也应该具备,可以说,作为佛教徒在这方面或多或少的都做得很好。
由此可见,大师的爱国爱教精神随处体现。如果能按大师所说不犯杀盗等戒,不仅是好教徒,也才是真正的好公民。也有人认为,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科技时代,经济时代,谁还念佛谁还学佛,学佛者是迷信。那么,试看大师的开示,其中大理不就是社会科学吗?大师所提倡的戒律,不就是在维护法律、在维护社会的安定吗?我们看到,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中,无论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也无论社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大师的爱国爱教的精神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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