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僧众抗战期间义举史实解注
来源：四川地方志 史料之窗   2017-12-31 10:17:49

　　整理并披露一段尘封于70多年前成都僧众在抗战最艰难岁月的义举史实，除了有对成都抗战历史文化中一些几乎淹没沉寂的点滴史实聚沙成塔补白的意思外，对于后人了解这座底蕴厚重的现代城市是颇有益处的。

　　一、民国时期成都军政界与佛教界的人缘关系

　　(一) “传奇都督”尹昌衡与一代高僧能海法师

　　四川与青藏地缘关系近，民国时期寺庙众多，在此文化环境下，不少川军将领及政商要人大多信仰佛教。1916年，原四川都督尹昌衡[1]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相当于校长)时的部下龚缉熙受佛源法师启示，与人共同出资在成都少城的祠堂街建少城佛学社，并设有佛经流通处，除为信众提供经书外，还常请路过或安居于成都的居士讲经。龚缉熙从军较早，19岁时考入陆军速成学堂，小他3岁的川军将领邓锡侯去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前亦在此校学习。1908年当13岁的刘文辉虚报年龄为16岁前去应考该校被尹教习破格录用的时候，龚缉熙已是云南讲武堂的教官了，而与之同岁的朱德恰为其在讲武堂时的学生。1917年护法运动正盛时，龚受刘湘之邀回川军任职。1924年春，已是少将旅长的龚缉熙在儿子刚满40天时，脱下军装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佛源法师为他取法名“能海”，不久从新都宝光寺贯一大和尚受具足戒。1928年起能海进藏修习密宗，拜拉萨著名僧人康萨格西学习密法，获密宗格鲁派宗喀巴大师第二十八代嫡传，并在上海、太原等处多次讲经。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能海法师率弟子从上海返回四川避难，因此他被佛教界公认是民国时代在汉地弘扬藏传佛教、显密同修共证菩提的代表人物。1949年底，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秘密潜往成都彭县龙兴寺[2]并联名率部向毛泽东、朱德发出起义通电时，在此讲经的能海法师遂施以巧妙的掩护。1950年春解放军第18军进藏前，西南军政委员会派人通过老师尹昌衡联系，拜见能海法师商谈藏区和平解放事宜。法师不仅介绍藏区宗教民俗，还当即给康、藏的上层写信引见，并派弟子隆果喇嘛随军进藏做翻译。建国初，朱德委员长专往北京广济寺看望住持于此的法师，愉快地回顾在云南如烟的往事，并仍以学生身份称之为老师。

　　(二) 邓锡侯将军与能海的两位高足隆莲法师和清定法师

　　能海法师在近慈寺讲经期间，每日听者甚众。其中有他唯一的女弟子、被誉为中国第一比丘尼的隆莲法师[3]。隆莲法师俗名游永康，四川乐山人，外公是郭沫若的老师。她幼时自学国文、地理、数学，曾拜经史名家刘豫波为师，跟美籍牧师燕思恩的夫人学英语，又随悦西格西喇嘛学藏文。在1931年的四川省高等文官考试和1936年的省政府行政人员考试中隆莲均获全省第一。这位巴蜀第一才女还是民国时期省政府的第一位女文职人员，深受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4]将军的赏识。20世纪40年代初，她又师从成都著名老中医陈云门，对《素问》等岐黄之术具有独特造诣，开诊行医。但作为知识女性的隆莲却是一心向佛，1941年6月，32岁的隆莲剃度出家，在文殊院受具足戒时，在场的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亲询其本意，知其出家意愿不改，遂大为感慨。之后，隆莲住持于成都爱道堂[5]。1942年正式师从能海法师学习《大威德生圆次第》，此后，更以她深厚的底蕴，翻译了藏文《入菩萨行论广解》，参加了《汉藏大词典》的编纂，并协助斯里兰卡佛教界编撰英文佛教百科全书和《菩萨戒本》等佛经典籍。1960年，隆莲亲自主持了《四川省志·宗教卷·佛教篇》的编写，是四川地方志宗教史料收集和整理当之无愧的元老和专家。

　　能海法师的另一位高足，则是与隆莲出家同年在重庆慈云寺随澄一法师剃度出家的清定法师[6]。清定俗名郑全山，浙江三门人。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他又进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深造，与军统戴笠、郑介民等曾为同僚。“七·七事变”后，清定担任第四战区党政军训练团上校训育处长。1939年他奉调陪都重庆，任国民党中央高级党政军训练团政训主任，官至少将。清定在重庆慈云寺出家时尚未受戒，据文殊院方丈、当时任文殊院知客的宽霖法师生前回忆，1941年冬天清定在成都昭觉寺受具足戒时，在场的邓锡侯、龙云等川滇将领以兄长名义曾力劝无果。1942年能海法师在近慈寺举行大威德金刚大灌顶，清定与隆莲法师此时成为了同门师兄弟，受能海法师之托翻译了大量的藏文佛经。此后5年间清定一直跟随能海法师修习《大威德生圆次第》，在近慈寺、大慈寺和龙兴寺传经。有趣的是，能海的这位高足与隆莲一样，清定法师精通中医《灵枢》，1955年至1975年在他人生最灰暗的二十年中靠推拿针灸绝技为人治病，悬壶济世维持生计。

　　实际上，民国时期四川军政界与佛教界的深层关系远不止于此。如1925年就有传闻说时任川西北屯殖军总司令的田颂尧将一件宝物——明末崇祯皇帝之妃所绣的千佛袈裟——捐赠与了文殊院，受其影响，田的部下常到寺庙捐功德礼佛。刘文辉1933年兵败退至西康，夫妇俩到阿坝藏区的金川广法寺皈依，期间常请喇嘛到府宅讲经，其经堂中的鎏金佛龛现在还存于西南民族大学，是研究刘文辉与藏传佛教的重要文物。

　　二、成都僧众对抗战所做的贡献

　　据李卓夫[7]老先生生前回忆，193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来成都，在少城公园参加成都各界抗日救亡献金大会时，亲眼目睹了梨园弟子和川剧名角捐黄金，僧众捐资，商铺小贩义卖，妇女捐首饰，市民和农民捐粮，流落街头的残疾人、乞丐甚至青楼女子都捐出钱物的感人场面。抗日救亡献金大会召开前，戏剧名家在会场外搭台为义演《岳母刺字》、《八大锤》等剧目。会后，昭觉寺、文殊院、大慈寺等各寺僧众相继举行庄严的和平、护国法会，期间募集了不少经费。笔者的舅婆曾回忆过当时的点滴印象，“和居士婆婆把几个功德箱抬出会场的时候，周围人还一边哭一边捐钱。”李老还记得当时听到邓锡侯将军在少城公园向刚从西昌率47军赶到成都的李家钰军长介绍说坐在台上的两位和尚中有一位“是刚从江浙才回近慈寺的大和尚，我们是老朋友。”笔者根据时间和人物关系推断[8]，当时的这位“刚从江浙回近慈寺的大和尚”极可能就是指能海法师。

　　和平法会后不久，从前方传来消息说川军官兵们没有御寒的棉衣[9]，部队到达河南博爱车站时，已是冰天雪地，马匹冻得迈不开步，要在站台上烧火取暖才能走动。又听闻蒋介石许诺补给的军需后来也说话不算数，一时间民众气愤难平。部队官兵到北方后不仅要和日本人打仗，还要与寒冷的天气抗争。近慈寺、昭觉寺的僧侣和广大信众闻讯随即成立了后援会组织捐献冬衣棉被，送到47军驻成都办事处处长陈启銮手中。

　　笔者的姑婆系观音阁的比丘尼，姑婆和舅婆与隆莲法师及爱道堂监院能潜法师均是好友。1944年夏，二十二集团军经整编后的所属部队再次回川募兵时，姑婆所在的观音阁的道友和文殊院、爱道堂的许多僧众将禅房和寺庙里打坐的蒲团棕垫全部都拆下为前线改做蓑衣，所有僧众就寝或打坐时都改用谷草做垫，并请来一些居士打棕草鞋送往部队。

　　1943年前后，隆莲受能海法师托，在铁象寺建比丘尼道场时，这里是一所保育院，住着许多外省来的保育生，笔者很小的时候去铁象寺时舅婆曾回忆那里当年“孤儿多得吓死人”。所谓保育生就是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的孤儿，由先生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慈善机构收养起来转送到四川大后方，由保育院负责抚养和教育。隆莲法师和笔者的姑婆、舅婆及其他信众曾经在保育院最困难的时期，多次将募集到的冬衣送到铁象寺负责保育院的一个“胸前挂着十字架”的外国人那里。

　　1944年5月底，在河南陕县壮烈殉国的李家钰将军灵柩由川陕公路回川安葬，他是继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官张自忠将军阵亡后中国军队第二位捐躯的集团军总司令官。噩耗传闻，全国爱国人士为之含悲而沉痛。将军的遗体在昭觉寺特意停留了整整七天，能海法师及弟子清定法师皆率僧众同将军的姐夫冯德成等亲属一道为将军守灵。之后，护送灵柩自北门而入，经北大街、鼓楼街、春熙路绕道南大街、文庙后街自李宅后门而入(因系血光不自前门而入)。，李家钰出殡仪式在成都举行，李家钰将军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邓锡侯(时任四川省主席)亲自主持，僧众开示、诵经超度。参加追悼会后，隆莲法师的一个居士朋友受法师之托(隆莲法师当时回乐山了)，把法师自制的一大坛去腐生肌散通过邓锡侯将军——隆莲法师出家前的老上级——转送给前线将士，以表寸心。据说当时成都的《新新新闻》报社对相关细节均有报道，后来孙震[10]将军特意还向能海法师致信表示感谢。

　　三、史海钩沉后的感叹

　　这些如沙般沉寂于宏大而久远历史中的细节，不管今天的人是否还有记忆亦或知晓，历史，它就在那里。七十多年前台儿庄大捷后孙震同时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关于滕县战役的战斗详报犹在耳边：“在滕县血战中，我集团以绝对劣势之装备抵抗高度机械化敌兵，于极不利于防御之地形上阻敌锐进，达三昼夜之久，弹尽援绝，继以白刃，更继之以拳，复继之以齿，终继之以血，以头颅，以达成巩固津浦北段，保障徐海，争取余裕时间使友军得以从容布置之任务。虽牺牲殆尽，亦不稍顾。则中国军队战斗意志之坚强，奉行命令之彻底，官兵之视死如归，可谓超今逾古，罕有其匹，而死事之烈，报国之忠，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与这些史诗般壮阔故事相比，成都僧众所做的义举或许微不足道地静静停在背后，如今，当年的有些建筑虽随特殊历史时期的荒唐事件或后来的城市化进程湮灭了，但是笔者想说，构成这座城市生动历史丰碑的那些“细沙”和“流水”，是我们记忆中不能忘，也不该忘的根。

　　谨以此小文向成都当年护国、仁爱、慈悲的僧众们表示敬意。

　　参考文献：

　　[1]尹昌衡(1884-1953)，字硕权，四川彭县(今彭州市)升平镇人。辛亥革命时期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四川军政府军政部长。1911年12月因率部平息清廷残余发动的成都兵变，生擒赵尔丰并将其斩首示众，遂被成都军政各界推为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1913年与云南的蔡锷一并被袁世凯诱骗至北京遭软禁。蔡锷发动讨袁护法运动后，袁世凯于1916年死亡，尹昌衡被黎元洪特赦。回到四川的尹昌衡从此脱离军界，淡泊著书。1949年后，尹昌衡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病故于重庆，享年69岁。

　　[2]龙兴寺：位于今成都市彭州北门，始建于东晋义熙年间，距今1300多年历史。寺内供奉有斯里兰卡国王赠送的佛舍利及《贝叶经》，还有一代高僧能海、清定上师倡导建成的仿印度加尔各答金刚宝座塔、舍利塔各一座。

　　[3]隆莲法师：(1909-2006)，成都爱道堂住持。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副会长;四川省佛协秘书长、会长、名誉会长;成都市佛协名誉会长;四川尼众佛学院院长。

　　[4]邓锡侯：(1889-1964)，字晋康，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抗战时期任二十二集团军司令长官兼45军军长，1938年初晋公奉调回川主持抗日大后方的军政要务。

　　[5]爱道堂：位于成都文殊院旁的通顺桥街，由古圆觉庵在民国元年(1912年)改为十方爱道念佛堂，是四川第一所十方尼众丛林。庵内供奉观世音菩萨，隆莲法师圆寂后其灵塔和骨舍利亦安奉于此。现任住持为隆莲法师的高足照心法师。

　　[6]清定法师：(1903-1999)，成都昭觉寺住持。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成都市政协常委;成都昭觉寺佛学院院长。

　　[7]李卓夫：(1914——2006)，抗战时任第四十七军104师312旅624团上校团长，参与过长治战役。生前晚年时为民革成都市委社联副主任、民革成都市青羊区支部成员。

　　[8]此推断得到了能海法师弟子、现年110岁的蒲江黄宗寺云澄嘉措法师的旁证。

　　[9]据李家钰将军之子李克林先生(四川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回忆，川军1937年9月出发时，许多部队官兵们仍穿着单薄的灰布军装，有的还穿着短裤，士兵们都穿草鞋。

　　[10]孙震：(1892-1985)，字德操，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抗战时期任二十二集团军代司令长官兼41军军长，与邓锡侯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1938年初邓锡侯回川后升任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长官。1929年起先后创办了成都树德第一小学、第二小学、第三小学和树德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