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基督徒的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
来源：山大研究生学志 文：灰面   2019-04-22 09:43:14

　　抗日战争时期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2009年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的第六届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研讨会就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教会为主题。可见，抗战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从基督教通史性著作的宏观叙述角度来看，抗战时期均是不可或缺的一章，但都较为简略，如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社会》、姚民权、罗伟虹的《中国基督教简史》和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裴士丹(Daniel H. Bays)的《中国基督教新史》(A New History ofChristianity in China)等。[①]对于抗战时期传教士的研究，章开沅先生利用贝德士文献，再现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华传教士所揭露的日军暴行以及对中国难民的救助活动;查时杰教授利用中外教徒回忆录考察了战时情景和战火造成的破坏，杨天石教授考察了司徒雷登的和平调解活动。[②]从教会事业与区域研究的角度来看，刘家峰和刘天路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系统考察了战时基督教大学的活动与发展，刘家峰教授在其研究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专著中，也讨论了战时这一运动的发展情况。陈智衡对香港沦陷三年多时间里教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考察，杨天宏教授对中国基督教会的边疆服务做了系统研究，陶飞亚教授在其研究耶稣家庭的专著里有一章讨论战时中国本土教会耶稣家庭的发展情况。[③]

　　中外教会人士抗战时期的言论主张与思想心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传教士方面，彭剑研究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美国传教士的心态，认为传教士们保护难民的心理基础是他们的爱邻意识，传教士们阻止日军屠杀、揭露日军暴行的心理基础是和平主义思想。[④]对于中国基督徒、教会人士抗战时期的思想与心境，学界多从民族认同与宗教信仰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姚西伊先生对“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教会内部保守—基要派、唯爱派、自由主义主战派关于战争与和平、抗战救亡等问题的言论与主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⑤]刘家锋教授以徐宝谦与贺川丰彦为个案，分析了近代中日基督教和平主义的命运，认为“和平主义听上去很美，但和当时中日两国占主流思潮的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⑥]邢福增对抗战时期陈崇桂在基要主义与爱国主义之间的挣扎进行了讨论;对吴耀宗在抗战时期的思想转变同样做了深刻论证;还对战时沦陷区王明道的心态进行了讨论研究。[⑦]

　　中国基督徒兼具中国国民与基督教信徒的双重身份，是具有特定信仰价值体系的一个群体。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空场景中，中国基督徒如何在神圣的宗教信仰与世俗的民族、国家之间进行思想上的调和，是考察抗战时期基督徒心态的一个重要角度。中国基督徒、教会人士在抗战前后，于基督教中文刊物上发表了众多相关言论，以此为考察文本，来探讨他们抗战前后对爱国问题的理解，对国难原因的分析，对于国难的态度，所提出的应付国难的对策与主张等问题，将有助于深化对于中国基督徒群体主体性的考察，有助于深化抗战史的研究。

　　关于基督徒爱国问题，早在沙基惨案与万县惨案之后，同热、亦镜就在《真光》上有过讨论。同热坦言：“有时如果因为爱国问题而发生阻碍基督道理的，则我宁愿舍爱国之美名，而断不肯阻碍福音的流行啊。”张亦镜对此则不以为然，他诘问道：“同热先生难道承认基督道理是与基督徒爱国心不相容的吗?”在他看来，“基督徒能够爱国正是推行基督教于今日的中国的唯一良法;人家反对基督教，焦点在说基督教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工具，多一基督教信者，即是多一亡中国的分子，今反以爱国闻，他必觉悟他平日所持以反对基督教的论调之纰缪，而反对之力必逐渐消失。反对之力消失，传道之门必会跟着大开……”。[⑧]可见，在张亦镜的心目中，爱国与基督教信仰并无相悖之处，基督徒爱国可以消除非教人士的偏见，并利于福音的传播。不论孰是孰非，基督教是一种来自“他国”的异质文化，中国基督徒始终需要面对民族认同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张力，无论是从神学的观念上，还是从实际的事工上。

　　卢沟桥事变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热潮，再讨论基督教信仰与爱国是否相容的问题，显然已不合时宜，但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阐释爱国，则是必要的。“我们之所以与本国同情，爱护本国，不只是因为我们生在本国，也是为着公理，为着善义，为着我们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被压迫的国家，被屈辱的国家。我们这样爱国，是理直气壮的，是振振有词的。”“我们中国基督徒在国难当中，出来捍卫国家，乃是与恶势力抗战，而维护和平，与平素的主张和努力并无二致。”[⑨]显然，民族危难之际，从普世的善恶斗争与和平主义的理念出发，基督徒很容易找到爱国的依据。

　　中国基督徒具有中国公民与基督徒的双重身份，这种双重的身份认同，使他们在国难之际，将奉主与爱国结合起来。“基督徒啊，我们也是国民之一分，国荣共荣，国亡共亡，现在国难已临头上，我们原是世上的光，快快发出亮光吧。”[⑩]“我们既都是神国的顺民，同时也是中华民国国民的一份子，就当依照主耶稣的教训，忠心事奉神。同时因为要彰显神的大爱，也当爱护我们世界上的祖国，扶持它长进，进入光明的途径。”[11]随着抗战的深入，国难的深重，这种号召也越发激烈。“今日中国国难已至最严重关头，我们全国人民，应急起背负十字架来共赴国难，否则就不配做中国国民，正如不背起十字架，就不配做基督的门徒一样!”[12]

　　奉主与爱国的结合，还体现在基督徒从既有的信仰出发，去分析国难的原因。“我们基督徒是具有一种灵识，是别有一种慧眼，对着当今的国难，视线里必有深切的识别力。明白这个国难因何而起，是谁造成，用什么最善的方法去解除，然后表示我们的态度如何。这样做去，方合中华基督徒的身分，既尽国民的责任，更不悖基督的教义。”[13]“凡是一个真正有热血爱国的国民，当他想法子去救国以先，若不先去审查国难的来源何在，那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爱国的国民……”[14]魔鬼与罪是基督徒对国难原因的常见解释路径。“自从撒旦混进世界的舞台，虚伪的罪恶，即布全了整个的人心。亚当夏娃首先学会了偷窃，该隐遂着演成第一次流血的惨剧。从那时到现在撒旦老是要这把戏，他趁机作那罪恶的播种，即是日本这次的逞凶和不负责的推诿，也无非是当年始祖们和该隐的俗套而已。”[15]“该隐所打造的各类铜铁利器，就是残杀人类的东西……因为若有了武器，就可以有强权，若有了强权，就可以不讲公理了。”[16]除了圣经中的原罪，现世国人的罪以及堕落行为，在基督徒看来，也是国难产生的原因。“今日中国国难的病源，是由于人民内心所发出的罪过来的，若要挽回国难，必要消除罪过……”[17]“今日中国腐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得救的人太少，受魔鬼使唤的人太多，尤其是一般执政掌权的，终日在放纵私欲，自私自利，人格破产，道德沦亡，因此酿成今日的局面。”[18]更有基督徒将国难的原因，与教外人士对基督教的攻击联系起来，“你想我们的同胞，近几年来所做的是什么呢，高喊着打倒上帝呀，打倒基督教呀，打倒旧礼教呀。于是道德破产，人格丧尽……举目遍视中国，无处不是罪恶，无地不是孽海……所以说国难是由罪来的……”[19]当然有基督徒认为这种思想不符合基督徒的态度，是报复主义的思想。[20]

　　不难看出，对于国难原因的分析，带有极强的保守基要主义的特点。国难基于罪而产生，那应对国难的措施，无非就是祈祷与传福音，所谓“为国代祷”。“我们今日的基督徒要想去应付这当前的国难，用不着我们去干那些皮毛的社会建设、政治改良、充实军备等事。我不是说这些事不要紧，但一个基督徒，所当有的急务，就是要从彻底的工作上去应付国难。那就是想到国人的罪恶，凭着耶稣的爱与使命，去做那祷告与传福音的要务。从黑暗的罪坑中，引领我们的同胞，皈依耶稣的名下。”[21]

　　随着战事的紧张，民族危机的加深，单纯的祈祷与传福音显然已无法满足国家的需要，务实具体的事工逐渐受到重视。1937年，中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国基督徒公民委员会等组织联合号召，基督徒们“组织救护队……准备救护因战争受伤之军民”、“组织看护训练班……协助看护之工作”，同时训练信徒的防空防毒知识等。[22]基督徒个人战时的生活，除了读经祈祷的灵修以外，还可以“探望朋友，讲一些安慰的话，唱些鼓励的歌;分赠小册子，使伤兵或难友可以消遣;向非基督徒布道;募捐”。[23]妇女基督徒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国难时期的工作，也受到了关注。“我们妇女的责任是何等重大啊!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尽心作以上所提的四件事，就是治家，教养孩童，为国家祷告，为主传道。这样我们不但是为国家服务，且能在主面前蒙喜悦了。”[24]

　　基督教主张“爱敌如友”和“有人批你右颊，转左颊向之”，各人神学思想的差异，对圣经与教义解读的不同，导致自“九一八”之后基督徒对国难取不同的态度，“各种的据理，各种的偏误……以致弄得思想纷纭”，集中体现在“爱敌问题”与是否武力抵抗侵略的问题上。有基督徒主张要“抱定和平天国的实现，不应有同仇敌忾的心，并且是当忍耐，宽恕，不应当报复，又当爱你的仇敌，不当恨恶日本人，要想我们有天上的福气，世界上的事，是苦痛也弄不清，请让他去吧”。反对此种主张者，将之斥为“伤心病狂的亡国奴的心理”，“你在世上不能忠心保国，你上了天也不能保国的，你赶快到地狱去吧”。但主张爱敌不抵抗的基督徒在教会中“也可以占得一部的势力”，可见这种争论是持续且激烈的。[25]

　　如何将“爱敌如友”的思想与抗战的主张调和起来，成为一个问题。有基督徒从态度与手段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基督教我们‘视敌如友’……只是教我们取态度的方法。取了正当的态度，则用什么手段来应付特殊的境遇，又另一个问题。……今日日本军阀横行到这个田地，我们为爱护和平，爱护公理，甚至爱护日本七十年内文化建设之努力，及其无辜之善良起见，我们都要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使他们根本觉悟，放弃他们一向的主张……就是参战也是基督徒之本分，何况是参‘抗战’。”[26]到1938年，《真光杂志》“根据整个的基督教道和历来的社会实情”，对“爱敌问题”做了系统的分析。文章认为爱敌要把“私人的仇敌与人类的蟊贼”分别清楚，“私人的仇敌，可以尽量用自己的爱心来对待他，但是人类的蟊贼，就不能这样对待他;因为若这样待他，那便是牺牲众人的幸福以满足少数恶人的欲念，是违背爱敌真理的”。其次，“爱仇敌不是怕仇敌也不是屈伏于恶势力”，而是“要积极地推行人道和正义”，否则，便是“卑怯与屈辱的劣行”。并且“爱敌不是纵敌”，“若用爱敌的美名，作纵敌的行为，那是罪恶”。“仇敌且须爱，那么亲属和善良的人更须爱”，“倘若我们牺牲了多数的亲属和安分的平民，以满足仇敌的恶欲，做自己爱敌保身的勾当，那还成得为人吗?”最后，“牺牲是有限度的也是有时间的”，“要能达到感化敌人和造福人群的目标”，否则“只有牺牲敌人”。[27]这反映出基督徒将基督教义与抗战需要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

　　关于基督徒能否使用武器，从军当兵的问题，全面抗战以前，更多的人是主张以传播福音作为抵抗的手段，反对武力抵抗。“这种武力抵抗不能解除国难，我主耶稣早已了然于胸中，所以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以悔改二字作为解除国难建设天国基础的不二法门。”[28]“本着基督徒不屈不挠决不妥协的大无畏精神，和除恶务尽的决心，手持真理的宝剑，口吐利刀，直抵敌人的老巢……”[29]随着战争的全面爆发，基督徒对此问题的态度更加灵活务实。如有人认为，“耶稣虽爱和平，但亦非绝对的不用武器，只看恶势力下之压迫情形如何罢了。耶稣岂不曾入圣殿以绳为鞭……”[30]“个人的信仰与良心，略有出入，各人尽可照着自己的信仰与良心，来效命国家。有些人的信仰和良心，是不能杀人的;有些人的信仰和良心，为维护公义和善良，是可以杀人的。……只要我们基督徒，各人按照神的恩赐，在这国难当中，各尽本分就好了。”[31]“维持公义的力量不只是靠法理，也须靠法理背后的武力”，不过，“非到万不得已，是不可采用武力的”，“若是良心不许可当兵，则当随从良心的自由”。[32]

　　以上只是将有关抗战时期中国基督徒民族认同与宗教信仰的几个问题，做了相当粗略的梳理。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甚至很多史实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对著名基督徒的考察，在深入挖掘资料的基础上，应该多多关注底层基督徒在抗战时期的生存境遇与思想实践，看一下他们如何在民族国家与个人信仰之间寻求平衡。在区域研究上，对于沦陷区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如果能够选取沦陷区的中国本土教会，或者教会人士作为个案，从中国教会自立的角度，来探讨其抗战时期的发展或抗战时期的心态，将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尝试。总之，抗战时期中国基督徒的民族认同与宗教信仰，是一个亟待深入研讨的课题。

　　[①]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Daniel H. Bays, A New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Ltd.,Publication, 2011.

　　[②]章开沅：《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0期;章开沅：《到底是谁在制造伪证?——驳田中正明著〈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对贝德士的诋毁》，《历史研究》，1999年第2 期;章开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章开沅：《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张宪文主编、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4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查时杰：《抗战基督教会史——从回忆录与传记来重建(一)》，《台湾浸信会神学院学术年刊》，2009年。杨天石：《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五》，载氏著《抗战与战后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 —195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陈智衡：《太阳旗下的十字架——香港日治时期基督教会史(1941 —1945)》，香港：宣道出版社，2009年。杨天宏：《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三联书店，2010年。陶飞亚：《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研究——以民国时期耶稣家庭为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④]彭剑：《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宁美国传教士的心态研究》，硕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2年。

　　[⑤]姚西伊：《“九一八”之后中国基督徒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与讨论》，载刘家峰主编：《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姚西伊：《中国基督教唯爱主义运动》，香港：基道出版社，2008年。姚西伊：《旷野中的呼声——20世纪前半期中国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与思潮》，《基督教思想评论》第七辑。姚西伊：《属灵派与抗日运动》，《中国教会》，2010年第1期。

　　[⑥]刘家峰：《近代中日基督教和平主义的命运——以徐宝谦与贺川丰彦为个案的比较研究》，《浙江学刊》，2007年第2期。

　　[⑦]邢福增：《中国基要主义者的实践与困境——陈崇桂的神学思想与时代》，香港：建道神学院，2001年;邢福增：《烈火洗礼中的基督教——抗战时期吴耀宗对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关系的探索》，载李金强、刘义章编：《烈火中的洗礼——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教会》，第39—70页;邢福增：《王明道与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沦陷区教会人士抵抗与合作的个案研究》，载氏著《冲突与融合：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论集》。

　　[⑧]同热，亦镜：《基督徒爱国问题》，《真光》第26卷第1期，1927年，第 6—16页。

　　[⑨]《编者谈话》，《真光杂志》第36卷第9期，1937年8月5日，第1—2页。

　　[⑩]陈金镛：《国难中基督徒应有之态度》，《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第1485期，1932年，第1—2页。

　　[11]张春江：《国难期中基督徒应努力的三事》，《真光杂志》第34卷第6期，1935年，第60—62页。

　　[12]万福林：《背起十字架来共赴国难》，《真光杂志》第38卷第5期，1939年，第5—6页。

　　[13]陈金镛：《国难中基督徒应有之态度》，《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第1485期，1932年，第1—2页。

　　[14]张海松：《基督徒救国的根本良策》，《圣公会报》第27卷第9期，1934年，第13—16页。

　　[15]姜树蔼：《国难声中基督徒应有的认识和努力》，《真光杂志》第31卷第1期，1932年，第43—49页。

　　[16]陈金镛：《国难中基督徒应有之态度》，《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第1485期，1932年，第1—2页。

　　[17]张海松：《基督徒救国的根本良策》，《圣公会报》第27卷第9期，1934年，第13—16页。

　　[18]张春江：《国难期中基督徒应努力的三事》，《真光杂志》第34卷第6期，1935年，第60—62页。

　　[19]齐水：《国难的主因及基督徒的任务》，《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第1712期，1936年，第3页。

　　[20]陈金镛：《国难中基督徒应有之态度》，《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第1485期，1932年，第1—2页。

　　[21]齐水：《国难的主因及基督徒的任务》，《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第1712期，1936年，第3页。

　　[22]《国难期中基督徒公民应尽之义务》，《福音光》1937年，第13卷，第8期，第26页。

　　[23]《在战时中一个基督徒之生活》，《明灯道声非常时期合刊》1938年3月，第2—3页。

　　[24]《妇女基督徒当怎样为国家服务》，《真光杂志》第36卷第11期，1937年，第34—35页。

　　[25]毛吟槎：《国难中基督徒的态度》，《兴华》第28卷第40期，1931年，第7—8页。

　　[26]招观海：《基督徒对国难应有的态度》，《广州青年》(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编印)，第24卷第37期，1937年。

　　[27]《国难期间基督徒急于求解的两个问题》，《真光杂志》第37卷第10期，1938年，第1—4页。

　　[28]陈金镛：《国难中基督徒应有之态度》，《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第1485期，1932年，第1—2页。

　　[29]黄敬三：《国难中基督徒的使命》，《金陵神学志》第14卷第2期，1932年，第28—31页。

　　[30]招观海：《基督徒对国难应有的态度》，《广州青年》(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编印)，第24卷第37期，1937年。

　　[31]《编者谈话》，《真光杂志》第36卷第9期，1937年8月5日，第1—2页。

　　[32]《国难期间基督徒急于求解的两个问题》，《真光杂志》第37卷第10期，1938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