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河北宗教界
来源：解成 吴丕清    2019-06-30 15:39:22

　　内容提要：1932年，今河北省辖区道教和佛教已经衰退，伊斯兰教以回族为依托正焕发着生机，天主教在罗马教廷的集权指挥和若干欧洲国家的配合下有条不紊地向城乡各地推进，基督教借助若干欧美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开展传教活动的势头正旺。

　　日本对待各宗教的策略是：复兴佛教;对天主教界网开一面;设法使中国基督教会摆脱欧美各国控制而成为它手中的工具;利用伊斯兰教分裂中国;利用道教(主要是会道门)。

　　大多数宗教信徒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的斗争基本上是分散的个人行为，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则在个人行为之外还有成建制的抗日组织特别是武装部队的行动。

　　河北宗教界在抗日战争中的遭遇和表现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启示：

　　1、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宗教对社会的依赖程度各有不同。

　　2、宗教界的主体是中国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在一起。

　　3、共产党人同宗教教职人员相处，要力求政治大节之同而聊存世界观和信仰之异。

　　4、世俗政治的标准如果能同宗教教义的标准取得一致，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清除宗教界败类的作用。

　　5、应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对当前各宗教愈演愈烈的世俗化趋势和基督教超常规的发展态势从立法和制订政策入手加以扼制。

　　本文使用“宗教界”概念而不用“宗教”和“宗教界人士”，是因为前者外延过大，有形的实体(信徒、团体、场所、经典、科仪)和无形的虚境(信仰、心理、感情)均须顾及;后者外延过小，只涉及一小部分信徒(特别是其中的教职人员)。简言之，“宗教界”指的是特定时空状态下包括教职人员在内的全体宗教信徒。就今日河北省辖境而言，抗日战争始于1933年1月2日至5日的榆关(今位于秦皇岛市境内的山海关)战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历时12年零7个半月，是在时间跨度上仅次于东北三省的中国行政区。“抗日战争中的河北宗教界”，指的就是这12年零7个半月今河北省辖境里包括教职人员在内的全体宗教信徒。他们的生存状态受到哪些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表现如何，两者作为一段历史给予当代人什么样的启示，在河北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从宗教工作的角度做一番探讨，我们认为是有意义的。

　　一、抗日战争开始时河北宗教界的概况

　　1995年12月出版的《河北省宗教志》是这样记述的：

　　“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道教中出家的道士、道姑大大减少，道教的宫观田产也受到冲击……许多道教宫观被废。”[1]

　　“辛亥革命以后，兴办新学，河北各乡镇的寺庙，差不多都改成了学校。当时曾有民谣：‘中华民国改了良，毁佛撵僧办学堂。’ ……即便是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名刹大寺，也是‘僧走潦倒满院草，殿堂楼阁住雀鸟’的荒芜景象。”[2]

　　“沧州一带是河北回回人口最多的一个地区，”“河北另一个较多的回民居住区是京东廊坊一带。”“除沧州、大厂两个较大的回民聚居区外，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地也都有较多的回回人居住，在这些地区，伊斯兰教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此外，在张家口、山海关等地，还有部分回民聚居区。”“经堂教育在河北各地清真寺非常盛行。”“民国年间，清真寺经堂教育继续发展。”[3]

　　到1939年，今河北省辖境内有12个完整的天主教教区：永平(主教为荷兰人)、献县、永年、安国、宣化、保定、正定、赵县(主教均为中国人)等代牧区和顺德(主教为波兰人)、易县(主教为意大利人)、大名(主教为匈牙利人)、景县(主教为奥地利人)等监牧区，有7个跨行政区的天主教教区：北平、天津(主教均为法国人)、西湾子、热河(主教均为比利时人)、赤峰(主教为中国人)等代牧区和临清(主教为德国人)、卫辉(主教为意大利人)等监牧区。[4]“据1949年统计，河北省天主教……建有总本堂区46个，本堂区182个，有大小天主教堂5249座，其中大中教堂311座，有教徒80万人……分布在全省148个县市，7000多个村镇。”[5]

　　“民国14年(公元1925年)统计，在直隶的美国美以美会有教会151处、教堂103处、传教士住宅140处、中外传教士289人、信徒17170人。教堂和信徒总数占全省总数的三分之一。”“民国21年(公元1932年)，上海伯特利环球布道团来到河北，在张家口、保定、邢台、大名等地召开大型奋兴布道大会。北京马氏布道团到冀东地区积极开展奋兴布道……一时间，河北各地教会组织起几百个布道团，深入农村、街道、医院……形成了基督教在河北的传播高潮，达到鼎盛时期。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河北基督教会达到886处，教堂达750余处，外国籍传教士664人，中国籍传教士853人，信徒约有7.5万人，正式信徒约.5万人。”[6]

　　质言之，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今河北省辖区各宗教呈现的面貌很不一样：道教和佛教已经衰退，只有少数教职人员勉力支撑着残局;伊斯兰教以回族为依托，是广大穆斯林安身立命之本，正焕发着生机;天主教在罗马教廷的集权指挥和若干欧洲国家的配合下有条不紊地向城乡各地推进;基督教借助若干欧美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开展传教活动的势头正旺。

　　佛教在日本国内势力巨大，因而在对华战争中复兴佛教就成了日本实行精神侵略的手段之一。近代天主教和基督教之传入日本几乎与传入中国同步。在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争取到了罗马教廷对“满洲国”的承认，因而对中国天主教界网开一面，战争期间有数千名德国和意大利传教士在沦陷区工作。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日本无意挑衅欧美各国，之后则与欧美各国处于交战状态，这使它对欧美各国在华传教士先礼后兵，并设法使中国基督教会摆脱欧美各国控制而成为它手中的工具。日本对待其本土只有很少人信奉的伊斯兰教的策略是“利用伊斯兰教分裂中国”，在这方面它曾煞费苦心。日本也尝试利用其本土没有人信奉的道教，但主要是在当时还不入流的会道门上打主意。

　　以上就是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河北省宗教界所面临的敌我双方的基本态势。

　　二、日本在占领河北期间针对各宗教的不同策略及其效果

　　日本侵略者对待中国宗教界的态度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1、道教

　　“抗日战争时期，大同观、龙泉观的道士拥护反满抗日，庙宇充作抗日人员活动场所。日军侵占本境后，将道观烧毁，有的道士被其杀害。”[7]

　　“县城内西大街、西董铺均建有吕祖社，为道教支派，冬季多施舍粥饭，救济贫民。日军侵入栾城，许多百姓入社避难，幸免于祸。”[8]

　　但日本人觉得当时中国社会上相当兴盛的会道门更有用处。新编《石家庄市志》便记载：“日军侵占石门后，一些日本间谍和汉奸道士在侵略者怂恿下，争相创立各种反动会道门……”其中最典型的是一贯道。总道首张光璧于1937年投靠日伪，曾“指派亲信爪牙张天然等分赴天津及津南各县活动”。[9]“刘德曲秉承日军特务机关旨意，由天津回沧县发展道徒。到1944年最为盛行。”[10] “据新乐县抗日政府民国32年(1943)《一年来敌特奸细工作总结》调查，汉奸特务为日军侵华的需要，对人民群众以威胁恐吓、利诱、发证准予通过敌占区等各种手段，仅两个月裹挟入各种会道门者2万余人。民国35年(1946)国民党档案记载，仅一贯道就有485人。”[11]

　　类似的会道门还可列出如下几种：

　　“普济佛教会 ……1937年传入吴桥。……它声言赤发佛(影射红军)当灭，弥勒佛(影射日伪)治世，污蔑抗日军民为‘魔鬼’，只有入道才能免除劫难。……道徒遍及全县。1942年，该会道徒转入一贯道的颇多。

　　“万字会 抗日战争时期，连镇沦陷，该会与日伪勾结，该会会长阎秀峰，是效忠日伪的铁杆汉奸。”[12]

　　“安清帮 ‘七七’事变前乍兴，民国31年(1942)最盛，凡为日伪鹰犬者均入帮。”[13]

　　“还乡道 民国31年(1942年)，发展道徒达1007名之多。道首余琴轩改还乡道为先天道，在正定大河镇(现归获鹿县管辖)设总部，组织武装少壮道徒效忠日本侵略者，搜集抗日政府情报，与共产党为敌。

　　“青红帮 ……日军侵占正定后由齐铭德、齐呈祥父子主办，更名‘中华共进会’，后又改为‘安清会’。日本人中尾一德为青红帮石门区顾问，经常来正定‘指导工作’”。[14]

　　“万国道德会 ……日军进关后，被日军所利用，其内部大都为日军走狗和汉奸，从事特务活动。民国23年(1934年)，在北京建总会……下设分会。迁安分会于民国30年(1941年)建立……”[15]

　　“九宫道(弥勒会) ……最高顾问为日本人正兼菊佐。境内九官道隶天津……1940年传入，先后在万田各庄、大顾佃子……等村发展道徒。”[16]

　　“先天道防共救国会 ……总会有日本顾问……于全国各地设分会……1940年春，昌黎县李合自北京带委任状，来昌黎鸿兴旅馆筹建昌黎分会，下设4支会，其中蛤泊支会道首6人，会员36人。此会喧嚣‘反共救国会的旗帜能插遍全中国。要让八路军公开放下武器’。1943年取缔。” [17]

　　需要提及的是有的会道门具有两重性，即在特定条件下主张抗日。如：

　　“霸县……的红枪会，民国二十一年就曾在石城等地设过坛，胡说佛法上身，可以刀枪不入，为日寇剿共‘强化治安’效劳。” [18]

　　“1938年8月9日，日军百余人，由连镇进犯吴桥梁集。当地红枪会闻讯后，在牟家庵一带，奋起杀敌，但因红枪会孤立无援，当场牺牲27人……

　　“黄沙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疑黄沙会为抗日武装，所到之处，即没收该会所有武器，并勒令停止活动。”[19]

　　2、佛教

　　日本对待中国佛教的策略一是利用已有的教团，二是组建新的教团。前者有以下例子：

　　“1928年，上海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佛教会’ ……张家口也建立了‘察哈尔省佛教会’。七七事变张家口沦陷后，被日伪强逼改称‘日华佛教会’。不久，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在日寇刺刀的保护下，建立起蒙疆政府，随着就把张家口提升为他的‘首都’。从此‘日华佛教会’又改为‘蒙疆佛教会’。”[20]

　　后者亦可举一例：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县后，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时，少数人拜倒在日军脚下，……成立了赵县佛教会。佛教会设有办公地点……会员有会章标记，为虎作伥，猖獗一时，活动在县城附近。1945年赵县解放，会长被依法惩处，佛教会被解散。”[21]

　　对于佛教寺庙，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亦以其需要为转移。如建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涿州松林店的“文殊寺有房70余间，地200余亩，住僧20余人。抗战前，香火旺盛。日伪时期，该寺被伪警察署占用，僧人被赶走。”历史同样久远的涿州南关保庆寺“每年春四月、冬十月设庙会。前祀药王，中祀弥勒，后有大悲阁81楹和千手观音立像1尊。1931年至抗战初，画家月舟和尚住持该寺。涿、良、宛、房四县佛教分会设此。日伪时期，大悲阁改建为坐殿。”[22]

　　3、伊斯兰教

　　从明治三十三年(1884)起，日本的黑龙会、浪人会就先后派人来华，在我国东北、西北发动伊斯兰教独立运动，鼓动创建“大回回国”。1932年7月，“满洲国”在长春建起了“伊斯兰协会”。[23]1936年春，日本与意大利秘密订立“防共协议”，条文写明：“为防止共产主义在近东回教方面之活动，日本应负相当之责任，同时须促进回教国家政治与社会之进步，脱离英法势力羁绊。”1938年2月，日军在北平匆匆建起了“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该会下设华北、西北、外蒙古、华中、华南、西南六个联合总部。[24]又在华北地区策划“募集”回教两千人，以“剿共”为名成立所谓“回民大队”，实行“以回治回”政策。之后，又密谋强迫华北回民“情愿”集体移民满洲，计划每年移民1至5千户。[25]为了阻止穆斯林抗日，伪联合总部和地方日伪势力胁迫各地成立伪“回教联合会”。他们一边利用伊斯兰“顺从”、“和平”、“安宁”之含意，打起“和平救国”的旗子，散布“回回争教不争国”、“顺从日本是安拉的定夺”、“拥护友邦仗义兴师”、“拥护中日共存共荣”等卖国主张;一边组织回奸武装——自治联军进驻回族村庄，甚至还以“挂功德”为名将自治联军从汉族村落抢来的财物，运往回族乡村和清真寺，以制造回汉民族矛盾。这一切都是为了“利用伊斯兰教分裂中国”[26]。

　　在河北，日本人于1937年冬季“向冀中各清真寺投寄了大量的劝降信和《告伊斯兰教民同胞书》，企图让广大穆斯林当温顺的亡国奴。冀中各清真寺的阿訇和乡老用《古兰经》的教义、“圣人”的教导和血的事实批驳敌人的反动宣传。他们说：‘如果我们穆斯林违背《古兰经》的教义、违背圣人的诲训，去向侵略我们的日本鬼子投降，还讲什么伊玛尼(注：“信仰”的意思)。’”[27]面对广大穆斯林的反抗，日本侵略者实行了残酷的镇压。据有关史料记载，他们曾在张家口开办回民女校，强迫大批回族少女入校学习，逼她们去做艺妓、歌女。[28]而干得更多的是烧杀淫掠。自1940年至1942年三年间，仅今孟村一县被日伪杀害的回汉群众就达1300余人，烧毁房屋12000多间，在清真寺内杀猪、奸淫、残害伊斯兰人士等暴行多次发生。[29]

　　4、天主教

　　日本于1931年占领我国东北。梵蒂冈在世界上率先承认伪满政权，并派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为驻伪满代表，1937年”七七”事变后罗马教廷又命令中国天主教会要“不偏左、不偏右”。日本充分利用了这个宗教背景。对在他们占领区的主教、神甫和其他教职人员，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一般均予以优待。以下是有关记录：

　　“民国26年(1937年)10月，日军侵入栾城县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许多村庄百姓躲避在油通天主教堂。日军在教堂寻衅闹事，经神甫李明源、罗贯之劝阻，日军退出教堂，使躲在教堂的百姓免遭灾难。”[30]

　　“日军攻打正定县城时，当地很多群众躲入天主教堂避难，使这些人免遭日军杀害。但也有个别主教和少数神甫充当日军汉奸和国民党的特务，与共产党为敌，破坏革命，杀害当地群众。”[31]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本县有的(天主教)教堂被日本侵略军占据，有的反动教徒投靠日本侵略军，充当汉奸。”[32]

　　“教会到处宣传日本人不杀教徒，又借灾荒之机施舍高粱，以此诱人入教，天主教发展到鼎盛时期。后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好转，许多人又脱离了天主教。”[33]

　　保定教区主教周济世是一个与日伪勾结的典型例子。

　　1938年6月中旬，周济世应日本人要求积极筹备“祈祷和平”宗教仪式。6月15日早7点整，保定教区所属的淑慎女校、公教医院、南关天主堂、若瑟修女会、育婴院、备修院、西关修道院等单位的修女、学生、教职员工、男女教徒800余人齐聚教堂。7点45分，日本驻保定官兵和伪省长吴赞周等伪官员共20余人就坐宾席。8点整，“祈祷和平”大礼开始。礼毕，周济世做了半小时的讲道，最后归结到“中日亲善”，“共存共荣”。随后日本特务机关长铃木讲话。午饭后，周济世透露，铃木对天主堂举行的“祈祷和平”大典和双方“合作精神”表示赞赏，说天主教位于保定各宗教之冠。次日，伪《河北日报》报道了该大礼弥撤的消息和周济世、铃木讲话的摘要，并刊登周济世由法国教士暴陛师、艾勋荣陪祭的照片。不久，日本特务机关的布告便张贴在教堂大门上，内容是“禁止日本官兵骚扰天主堂”。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铃木等人一日数次到天主堂捶胸顿足，抱头痛哭。周济世则以所谓“博爱”胸怀，一一抚慰之。.[34]

　　总体上，日本人对河北天主教界使用的是又拉又打两手。决定他们这样做的一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二是共产党领导着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例如：

　　“1939年，日军在吴桥县城建立伪政权，到处洗劫财物，荼毒人民。有些群众为求庇护，纷纷加入天主教，教徒人数增至2000余人。除城内教堂外，在各村设立分堂30余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为清除欧美势力，封闭了吴桥天主教堂。”[35]

　　1941年，日军因怀疑张家庄总堂与八路军有联系，将献县教区主教赵振声抓进城内监狱关押了52天。在1942年至1945年日军占据总堂大西院时，赵振声曾两次设宴招待日本军官，还多次参加追悼阵亡日军的大会。[36]

　　5、基督教

　　日本对待河北基督教界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显示为两个阶段。但利用中国基督教的自立倾向为其所用则是贯穿其侵华全过程的一根主线。新编《邢台县志》记载：

　　“日军占领邢台后，烧杀抢掠，城关居民纷纷逃到基督教会院内避难。教会在露天搭棚，大灶煮粥救济难民，并乘机传教。至1940年，基督教邢台会堂教徒发展到680人，设耶稣教堂三处。1940年11月，由于同盟国对日宣战，邢台宪兵队为打击美国教会势力，曾抓教会长老、执事等人，并扣押教会中的美国人，邢台基督教会一度消沉。”[37]

　　下面各是两个阶段的个案：

　　“抗日战争爆发后，基督教……城内教堂刘牧师1939年曾放赈救济灾民;里坦教堂牧师张玉平为群众看病等。”[38]

　　民国29年(1940年)驻定县日本侵略军捣毁了(基督教)救世军医院，其信徒人数大减。[39]

　　“1942年，青龙县协和会查封了青龙县基督教会，7月，热河省承德安息日基督教会派牧师二桥正夫(日本人)来青龙接收被查封的基督教会财产和会务，经过整顿，成立了‘安息日基督教支会’和‘安息日基督教分支会’。”[40]

　　《河北省宗教志》对此有一个宏观的分析：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封锁了所有敌占区的英美系统的基督教会，查封接管了所有教会的教堂、学校和医院。把英美传教士及其侨民集中看押到山东潍坊集中营，遣散部分中籍教职人员。华北各地教会的教牧人员在北平组织伪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总会，1942年10月15日正式成立伪华北中华基督教团。规定教团宗旨为‘上面联络当局、幸赖友邦襄助’，‘为大东亚战争服务’，推选卫理公会监督江长川为主理、邀请日本牧师村上治、织田金雄为特邀委员。伪河北基督教团分会会长由叶保罗担任，特约委员为日本牧师稻田浩。日本牧师小川秀一在张家口组织伪‘蒙疆基督教团’，由姚树德牧师为团长。承德基督教英籍传教士被日本人‘优待管束’，日本牧师福井二郎直接接管承德教会主教堂，统领承德各地基督教会。基督教团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多次组织和平祈祷，以掩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民国32年(公元1943年)，伪华北基督教团对所属各地教会进行调查统计：河北省基督教会共计301处，其中城市教会109处，乡村教会192处，较民国26年(公元1937年)教会锐减三分之二。”[41]

　　三、河北宗教界的抗日义举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河北各宗教的大多数信徒忍无可忍，有的坚贞不屈，有的奋起反抗，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比较起来，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的斗争基本上是分散的个人行为，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则在个人行为之外还有成建制的抗日组织特别是武装部队的行动。分述如下：

　　1、道教、佛教和基督教

　　“天圆观：在丰润县东北25公里的腰带山上。天圆观的道士在历史上曾对人民有过贡献。日本入侵期间,冀东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和机关、报社工作人员曾多次到山上隐避,安全脱险。抗日战争时期道士们做掩护工作达36次,并有3人壮烈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纪念腰带山道士们的爱国精神,河北省副省长阎达开派人把八路军战士用过的道袍、布兜、瓦罐等物收集起来送到天津革命历史博物馆存放,以资纪念。”[42]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察冀军区在(佛教)普佑寺开办晋察冀军区政治干部学校，还开办许多训练班，培养出许多干部。本县不少僧人本着‘出家不出国，抗日护教’的原则，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真禅和尚(招提寺主持)和护旺和尚(普佑寺主持，俗名慈玉善)以阜平县代表的身份参加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护旺和尚因参政积极受到过边区领导表扬。”[43]

　　“广大爱国基督信徒同全省人民一样，积极投入抗日战争，一些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中华圣公会安国牧区医院院长杜大夫率领12名医生、护士，参加了八路军白求恩医疗抗战医院，该院护士长何明清(凯瑟琳·霍尔，新西兰籍)女士，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救死扶伤，大力抢救八路军伤病员，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一些教会帮助爱国人士逃离敌占区，参加抗日武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44]

　　“民国31年(1942年)冬，中国牧师张昆山为保护八路军三八六旅战士，被日军杀害。”[45]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基督教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站到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最前列。郝淑斋(女)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她在八路军冀中军分区锄奸科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她的任务。

　　2、天主教

　　“1941年日本侵略军与伪治安军、汉奸队向我太行山完县峦头村一带扫荡进犯，遭到八路军区小队的重创。日军气急败坏，肆意烧杀掠夺，用刺刀挑死峦头总铎陈奥定和神甫李模儿。李模儿是徐水县李家庄人，自幼习武，在日军刺刀面前威武不屈。”[46]

　　“‘七七’变作，全面之战乃起，公(中国籍比利时人雷鸣远)发表《我国现在需要什么人》一文，谓国人有三分之一肯牺牲，国即得救。而公主持之《益世报》，虽在津市沦陷后，犹日斥敌伪，力攻奸邪，至经理被捕后，始被迫中止。公初投第三师第三十六团，在易县训练担架队，时七七后才三周耳。八月二日夜，为耀汉会立遗嘱……。十二师师长唐淮源以卫生连连长相属，公以义不容辞，八月十九日，下耀汉、德来二会总动员令，阅一日，救护队第一队即告成立。队员一百八十人，皆高阳、清苑二属教友，……此后辗转涞源、易县、涞水、高碑店、满城等地，历程数千里，未尝遗弃一伤者。”[47]

　　献县张家庄的村民全部信仰天主教，其中有多人在抗日战争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敬(后改名张羽时)是其中的佼佼者。张敬曾任党的县委书记，在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伊斯兰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率先成立。河北相继建立了“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保南回民抗日义勇军便衣队”、定县“抗日动员会回民部”、文安县“回民抗日挺进军”、安国“回民抗日自卫军”、献县“回民抗日义勇队”、“冀中人民抗日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任丘“抗日动员会回民部”、“任丘回民抗日救国会”、“八路军冀中区回民教导总队”、“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总会”、“冀中伊斯兰教抗日先锋队”、“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冀东军区回民队”、“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后改称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定县、雄县、霸县、新城、武清、文安、任丘、河间、肃宁、献县 “回民抗日救国会”。在“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成立时，宣唱誓约歌词：“我们是穆圣和好儿女，不受鬼子欺侮，不让汉奸给圣教丢人，为了民族和生存，改善生活，提高政治地位，加强民族团结，结成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的自由，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如违背以上誓约，愿受团体纪律制裁。[48]

　　“抗日战争时期，以孟村回族战士为骨干的‘回民大队’(后称‘渤海回民支队’)即曾经用过‘爱国就是“伊玛尼”’、‘国存教乃存’、‘要“伊玛尼”就要反抗日本侵略者’等口号，号召当地穆斯林参加抗日，发挥了积极作用。”“1940年8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冀鲁边区回民抗日大队’在新县镇清真寺门前召开庆祝成立大会，开始武装反侵略的斗争。”[49]当时，沧州清真大寺、泊头清真寺、孟村北大寺、新县清真寺、献县东辛庄清真寺、河间南大寺都成了抗日堡垒和抗日活动中心。

　　河北穆斯林中的抗日英雄数不胜数。清苑县的安德馨是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九旅六二六团一营营长。1933年1月2日守卫榆关南门时说：“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人一日决不能过去，日人欲过去，只有从我尸首上过去!”日军集结3000余人，重炮40余门，飞机8架，坦克20余辆向榆关发动进攻，安以一个营兵力与敌激战三天两夜，全身多处受伤，终因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开封、镇江等地分别为他举行了追悼会。[50]泊头杨八里村杨玉麟是国民党某部营长。“七七”事变时驻守山西雁门关广武镇，曾嘱其家人、亲友称：“时机已到，正是我为国家、为主义、为宗教效命之时。我身为回民，定以吾教之精神与敌死战，愿在战场上归顺主宰。膝下两个小儿，望加以培养，期其成器，以继余之未竟之志。”两个月后率部与日军战于山西忻口，左腋中弹坚持不下火线，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以《杨营长玉麟忠勇报国》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沧州城里张杰阿訇“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救亡。曾先后在甘肃榆中县、徽县组织 “回民教育会”，在延安清真寺任教长，在陕甘宁边区回民救国协会任代主任，后来成为中共高级干部。东光县丁溪野、曹奎等阿訇直接参加了回民支队，主导了回族战士的宗教生活。孟村辛宗真、沧州城里刘品一、河间县金殿杰等阿訇，都曾多次以宗教人士的特殊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战士。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跃在华北大地上的“冀中”、“渤海”两支回民支队，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囚笼战术”。冀中回民支队被誉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1940年八路军冀中军区为之命名“能征惯战的回民支队”，同年毛泽东主席题词“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渤海回民支队与日军作战百余次，歼敌2500余人，多次受到军区嘉奖。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是河北献县东辛庄人。其母白文冠1941年被敌人掳去，英勇不屈，绝食身亡。其本人于1944年2月7日病逝于开赴延安途中。中共中央3月17日在延安文化沟清真寺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同年，献县抗日民主政府将其家乡辛庄命名为“本斋村”。

　　四、几点启示

　　河北宗教界在抗日战争中的遭遇和表现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启示：

　　1、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宗教对社会的依赖程度各有不同。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长的宗教不一定比历史短的宗教发达，但有国际背景(即有外国财力支持)的宗教的发展态势一定强于没有国际背景(即完全自给自足)的宗教。

　　2、宗教界的主体是中国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在一起。长期的中国历史积淀而成的爱国主义已经渗透在他们的细胞中，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理所当然要相信他们，依靠他们，带领他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3、宗教教职人员虽然在世界观上持唯心主义，在信仰上持有神论，却不妨碍他们在政治大节上持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和民主主义。共产党人同他们相处，就要力求政治大节之同而聊存世界观和信仰之异。团结了他们，对于团结广大信教群众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4、宗教界有少数败类，一般情况下总是遵循“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历史规律。清除他们或强迫他们改恶从善的最有效的力量来自何处?不是世俗的暴力，而是信仰的排他性和多数信徒对信仰的坚持。世俗政治的标准如果能同宗教教义的标准取得一致，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5、党的十六大重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51]这是对新中国50多年宗教工作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结合以上4点和我国宗教生态的现状，是否可以对当前各宗教愈演愈烈的世俗化趋势和基督教超常规的发展态势从立法和制订政策入手多少加以扼制呢?

　　作者简介：

　　解成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理事

　　吴丕清 河北省沧州市民委原副主任、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1] 《河北省宗教志》第10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12月。

　　[2] 同上第54页。

　　[3] 《河北省宗教志》第147—150页

　　[4] 同上第206—207页。

　　[5] 同上第208页。此数据大约与抗日战争胜利时相当。

　　[6] 《河北省宗教志》第385—386页。

　　[7] 《宽城县志·宗教》

　　[8] 《栾城县志·宗教》

　　[9] 《吴桥县志·宗教》

　　[10]《沧县志·宗教》

　　[11]《新乐县志·宗教》

　　[12]《吴桥县志·宗教》

　　[13]《新乐县志·宗教》

　　[14]《正定县志·宗教》

　　[15]《迁安县志·宗教》

　　[16]《卢龙县志·宗教》

　　[17]《昌黎县志·宗教》

　　[18]《霸县志·宗教》

　　[19]《吴桥县志·宗教》

　　[20]《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第27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21]《赵县志·宗教》

　　[22]《涿州市志·宗教》

　　[23] 杨敬之：《日本回教政策之全貌》(宁夏人民出版社《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第1777—1793页)。

　　[24] 丁明俊：《日本在西北建立“回回国”阴谋的失败》(《回族研究》1995年第3期第66—69页)

　　[25] 马云山：《抗战时期回族人民的民族救亡运动述略》(河北人民出版社《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第60—61页)

　　[26] 同23

　　[27] 《河北省宗教志》第151页。

　　[28] 刘秀萍：《回族为什么能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河北人民出版社《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第212页)

　　[29]《孟村回族自治县志》第278页。

　　[30]《栾城县志·宗教》

　　[31]《正定县志·宗教》

　　[32]《容城县志·宗教》

　　[33]《深县志·宗教》

　　[34]《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第194—197页

　　[35]《吴桥县志·宗教》

　　[36]《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第239页

　　[37]《武强县志·宗教》

　　[38]《大城县志·宗教》

　　[39]《定县志·宗教》

　　[40]《青龙县志·宗教》

　　[41]《河北省宗教志》第386—387页。

　　[42] 《河北省宗教志》第25页。

　　[43] 《阜平县志·宗教》

　　[44] 《河北省宗教志》第387页。

　　[45] 《馆陶县志·宗教》

　　[46] 《河北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第196页。

　　[47]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雷鸣远》，中华书局影印，1988年。

　　[48] 刘苏政《思萦梦绕抗战情》(中共孟村回族自治县党史研究室编《孟村风云录》第四卷第384页)

　　[49]《孟村回族自治县志》第279页。

　　[50] 平克军《回族抗日英烈安德馨》(河北人民出版社《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第178页)

　　[51]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