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桂林抗日烽火的“灯塔”
来源：桂林晚报   2017-10-13 15:53:22

 
1938年桂林“八办”外观。

如今的桂林“八办”旧址。

　　 遗迹今何在

　　 “万祥醩坊”复原当年“八办”

　　 在中山北路与叠彩路交叉路口，一栋三进两层的白色小楼显得很安静。与周边建筑完全不同的建造样式，显示出它背后悠长的历史。

　　 抬眼望去，门头墙壁上“万祥醩坊”四个大字非常醒目。乌黑的大门两边挂着两块牌子，分别写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字样。这是叶剑英元帅1983年元月题写的。

　　 从大门右侧的小门进入，首先见一个半人多高的老式柜台和酒坛子。然后便是警卫室，当年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下称：“八办”)联系工作的人都要在这里办理手续。再往里走一点，值班室、阅览室、救亡室等用途不同的小房间进入眼帘。木质的墙壁上，挂着不少老照片、旧物件以及当年的工作人员亲笔书写的学习标语。置身其中，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那过去的年代。

　　 再往里走点，看到一方不算太大的院落，院中绿色盆栽生长茂盛。沿着木楼梯拾级而上，便进入了当年工作人员休息、交谈、娱乐和学习的地方。

　　 小阁楼的休息厅里，放着两套竹椅、竹茶几，是当年用过的样式。穿过休息厅，可以看到当年的会议室、李克农办公室，还有周恩来到桂林时暂住的地方。除了这些房间，后院的建筑里还设有秘密电台室、秘书室、警卫班战士宿舍、娱乐室等。一个个遵照历史复原的房间，原汁原味地重现了桂林“八办”原来的风貌。

　　 听讲解员说，1944年11月桂林沦陷，“万祥醩坊”也毁于战火。解放后，桂林“八办”才依原样恢复。“八办”纪念馆于1977年1月正式成立，后来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并入选全国首批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2013年7月1日，紧挨“万祥醩坊”新建的陈列馆对外开放。陈列馆总建筑面积3820平方米，集展览、研究、文物保管为一体，光展厅面积就比原来增加了6倍。馆内陈列的“抗日烽火映桂林”，展示历史照片逾1300张、文物实物达200余件。

　　 如今，桂林“八办”旧址不但保存完好，还通过仿真场景、电子沙盘、电子地图、多维动画等高科技手法，多层次、多视角地展示了桂林军民的英勇抗战史，回顾了桂林文化城这一独特现象。每年，该馆的接待量都不低于36万人次，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市民游客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去处。

　　 那年那些事

　　 桂林“八办”犹如红星照亮了中国南方国统区

　　 当年的“万祥醩坊”属于黄旷达，他靠做些酿酒、卖酒的小生意谋生。如今醩坊还是原来的样子，房东黄老先生和他的儿子已先后离世。

　　 这位当事人的远去，并没有让人们忘记他与“八办”之间的故事。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副馆长文丰义，更是对这段历史如数家珍：“那时的桂林‘八办’，无疑是中国南方的抗日红色指挥部，宛如一颗璀璨的红星，照亮了这片广袤大地。”

　　 两担谷子租下半边“万祥醩坊”

　　 这次采访在桂林“八办”新陈列馆中进行。结合一件件珍贵文物，文丰义打开了话匣子，说的第一件就是“万祥醩坊”的事。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逃难的人大批流入广西。而中共南方局早在1938年8月9月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时，就已经打算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很快，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刘恕奉命来到桂林“打前站”。刘恕与党外友好人士熊子民，为了找到合适的房子展开了周密勘察，可找了很久都一直没有合适的。有一天，刘恕想起在上海时认识的吴淞铁路工厂钳工老张。听说他已随工厂迁到桂林，刘恕就跑到工厂门口等老张。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等到了。刘恕说想在桂林租用几间房子，老张赶紧推荐：“我的一个朋友在广西银行当经理，通过他或许可以找到。”

　　 在广西银行经理黄昌炎的引荐下，刘恕等人找了桂北路138号的“万祥醩坊”。不过因为遭了火灾，醩坊还在重建。黄旷达就建议，等完工后再来租。刘恕赶紧说：“我们急需房子，让我们住下后再慢慢完工。”双方当即签订了租房契约。

　　 担任过电台台长的刘澄清老人回忆说：“醩坊分为前院和后院，刘恕花了两担谷子租了前院，双方还商量好，前院留下一小块地方卖酒，其他的供八路军办事处用，后院则留给黄旷达一家生活。”之所以对这栋两层楼的砖木房屋“情有独钟”，其实是看中它能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

　　 租下“万祥醩坊”后，刘恕又到阳朔租了八间房，作为仓库。在离城七公里的路莫村，他又租了几间房作为招待所及安置家属。至此，桂林“八办”终于具备了创办的基础条件。1938年11月中旬，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部分人员一路艰辛抵达桂林，住进了“万祥醩坊”。不久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正式建立。

　　 周恩来直接领导桂林“八办”创立

　　 射灯下，文丰义在一个皮质的黑色公文包前站立许久：“这是周恩来使用过的公文包。它曾跟随周恩来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并三次来到桂林。”

　　 它是怎么回到桂林并“定居”下来的?

　　 1939年底，周恩来的警卫副官廖其康到延安抗大学习。这个包被周恩来作为纪念送给了追随自己多年的革命战友。文丰义说：“虽然历经了不同的时代，廖其康始终珍藏着这个包。1974年，桂林‘八办’纪念馆面向社会征集文物，廖其康就把它捐赠了出来。现在，它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

　　 桂林“八办”得以建立，中共南方局能够暂时落脚桂林，其实是周恩来抓住与白崇禧巧遇的机会，真诚相待并在路途中达成的协议。

　　 1938年10月24日，国共两党人员几乎都撤出武汉了。然而，途中人流集中、队伍庞大，大家都走得非常艰难。就在离武汉不远的湖北荆门，白崇禧乘坐的指挥吉普车抛锚了。正当白崇禧一筹莫展时，周恩来率领的车队恰好经过。看到白崇禧焦急地在路边走来走去，周恩来让司机停下车，走过去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考虑到情况紧急，车一时又修不好，周恩来提议说：“敌人的先头骑兵部队离我们不远了，还是与我同车先走吧。”

　　 此后一路上，两人交心长谈。周恩来趁机向白崇禧表示了共产党要在广西设立办事机构、真诚与广西合作办些事的想法。周恩来诚恳的表白与光明磊落的想法，打消了白崇禧原有的一些顾虑。“在周恩来的多次交涉下，不但桂林‘八办’得以顺利建立，还为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争取到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文丰义说。

　　 根据当年报章记载，周恩来抗战期间到桂林的时间分别是1938年12月初、1939年2月15日、1939年4月下旬。每一次停留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他亲自指导和部署桂林“八办”的工作，具体策划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开展，还为八路军办事处在桂林的建立，多次与白崇禧商谈。为使《救亡日报》顺利在桂林复刊、合法出版发行，周恩来还与郭沫若一同拜会白崇禧。白崇禧不但同意此事，还答应每月资助《救亡日报》200元经费。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桂林“八办”广泛接触文化界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团结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和爱国群众，使他们自觉地投身于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李克农留下许多故事

　　 如果按照珍贵程度把桂林“八办”现有的馆藏文物做个排名，一部老式135莱卡相机绝对可以进前十。别看它已经非常残旧，但文丰义依然将它视为珍宝：“这部相机跟随李克农走南闯北，现在桂林‘八办’陈列的许多当年办事处人员的照片，就是由这部相机拍摄的。在特殊的年代，李克农在桂林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体现了他超凡的斗争智慧。”

　　 1938年11月，李克农来到桂林，做的第一件要事就是在桂系民主派人士陈此生陪同下，到王城八桂厅拜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

　　 尽管事先已经得到白崇禧的关照，黄旭初仍对共产党在桂林设立办事处忧心忡忡：“你认为广西有没有共产党啊?”李克农不慌不忙、镇定自若地回答：“有是有的，不过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也不会挖你们的墙角。说没有那是骗你的，我就是嘛。”李克农的真诚和坦率，给黄旭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回来后，“万祥醩坊”门口就公开挂出了“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的牌子。

　　 展览馆中，一张李克农与小儿子李伦的合影摆在了醒目的位置。“这张照片想要表达的，不仅仅是父子情深，还有一段故事呢。”文丰义笑着说。

　　 桂林“八办”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治主张。于是，“八办”的工作人员组成宣传队，积极带头开展文化活动，就连李克农都在自己编写的独幕剧《日寇暴行》中扮演了老日本鬼，时年十二三岁的李伦则扮演小鬼子。李伦经常在“八办”和大街上演出，一下子就出名了，很多人干脆用“小日本”代替他的本名。后来，李伦在电台室当学徒，成为桂林“八办”最小的工作人员，也是办事处里唯一的“童工”。

　　 桂林“八办”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引导了桂林抗战“文化城”运动的发展，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奇迹。此外，桂林“八办”还为党中央和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筹集、转运抗战军需物资，并护送大批爱国热血青年、进步人士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但1940年，随着桂林行营被撤销，桂林“八办”面临的政治环境也越来越差。

　　 办事处当年的工作人员邹华清，就曾谈起过这样一件真实的事。

　　 一个姓王的小战士出门买东西时被特务抓了去。被关了几个小时后，特务开始威胁小王，要打听中共地下党的情况。小王想起李克农平时的训练，故意表现出非常慌张的样子：“我是刚来的勤务兵，什么都不知道啊!哥哥姐姐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没有其他安排啊。”一个打扮得很妖艳的女特务从侧门进来，用起了“美人计”：“你把情况了解清楚，我们不会亏待你的。”小王回到办事处，李克农将计就计，整理了一堆看起来很有价值但其实都是国共合作抗日过程中公开的资料让他送给女特务。为了不让小王遭到报复和迫害，“八办”次日就将他调往重庆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