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八路军驻贵阳办事处旧址
来源：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2018-08-27 14:55:20

　　八路军驻贵阳办事处旧址，即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位于贵阳市民生路92号。房屋为木结构，有正房，厢房。正房是三开间带矮楼的平房，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建筑面积920平方米，院内住户23户，临街门面5户，1949年后该处一直作为民居使用。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以后，随着南京中国政府西迁重庆，许多工厂、大学和科研机构纷纷西迁至西北和西南。贵阳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38年12月下旬，经中共中央南方局研究，决定在贵阳设立中国共产党的公开办事机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即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并派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袁超俊到贵阳设立交通站。1938年底，袁超俊等人在黄齐生和达德学校校长曾俊侯等人的协助下，开始筹设交通站的工作。1939年1月3日，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正式挂牌成立。

　　袁超俊按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同贵州地下党建立了联系，省工委先后派丁树奇、高言志、雷正光(雷光远)作为省工委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之间的联络员。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在南方局领导下，充分利用其合法地位，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作为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负责人袁超俊就曾应黄齐生先生要求，到疏散至摆郎乡的达德学校去给师生讲述过抗战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还不断将中共中央的文件和机关刊物《解放》、《群众》等运到贵阳，交由中共贵州省工委组织散发，并运入了一批由苏联外文出版社用中文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等理论书籍。

　　1939年初，徐特立同志路过贵阳去重庆，袁超俊请徐特立给达德学校的师生以及贵阳的一些中上层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讲国际、国内形势，鼓励大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树立革命人生观。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不仅是我党连接华南、华东、西南与延安的重要枢纽，还担负着与中共贵州地下组织、中国红十字特别支部等的联系。交通站自建立后，积极转送大批军需物资，转送党的干部、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延安，营救被捕同志，领导和联系党的地下组织，进行秘密的地下斗争。在1939年至1940年期间，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就接待过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李克农等同志的家属以及新四军的大批干部，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都曾在此住过。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还以公开机构的身份，积极协助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1938年发生的“二一九”学联事件以及同年8月发生的“八一三”民先事件中，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黄大陆、李策等同志和贵阳“民先”领导人张益珊、凌毓俊，被国民党当局长期关押，拒不释放。事后，袁超俊曾多次到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要求放人。1939年5、6月间，叶剑英参谋长从衡山经桂林到贵阳停留期间，袁超俊陪同叶剑英找到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书记黄宇人，交涉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遭到对方的执意拖赖。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将这些同志秘密杀害。在执行“隐蔽精干”方针的同时，为了确保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南方局把在贵阳活动的中共红十字总会特别支部以及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贵州企业公司、生活书店贵阳分店、读新书店的一些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由袁超俊直接领导，以免同贵州省工委发生横的联系，让这个特别支部和这些地下党员能顺利开展秘密工作。

　　1939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时贵阳交通站物资运输任务逐渐减少，人员也开始了精简，到1940年底留在贵阳交通站的只有7、8人。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20日该站被国民党查封。1981年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经贵阳市文物保护委员会申报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贵州省政府批准公布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