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扎实开展全区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引导全区党员干部坚定信念,感铭党恩,积极投身幸福新城建设,西安市新城区开设“新城故事”宣传专栏,重点开展新城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蓬勃的发展现状宣传,激励和引导全区党员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创新、以创新促发展,为加快建设发展活跃、治理有序、生态宜居、共建共享的幸福新城努力奋斗,以优异的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工作人员——王遇鸿
王遇鸿(右一)和战友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合影
王遇鸿(1913—2001),后改名王方。辽宁省西丰县人。1935年12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至1938年在绥远和硕公中垦区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秘书,延安中央卫生处秘书主任。抗战胜利后曾先后任吉林省东丰县委书记,辽源市委书记兼东辽县委书记,通化市委书记,营口市委书记。1952年至1969年,先后担任辽东省林业厅厅长,东北财委基建处长,国家计委、建委、经委副局长,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副主任,东北局生产办公室主任等职。1973年至1982年,担任旅大市外贸局党委书记,旅大市革委会农办副主任,大连市政府农办副主任。2001年逝世,享年88岁。
1938年3月——1939年,王遇鸿曾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担任过党支部书记。驻陕办事处原来只有一个支部,1939年成立了党总支,一、三、四、七号院各是一个支部。当时的党总支书记是廖作华,宣传委员是曹根全。王遇鸿任组织委员兼任一号院支部书记。驻陕办事处的党员组织关系原来在驻陕代表林伯渠那里,后来转由在云阳镇的陕西省委管理。所以王遇鸿常向林伯渠和欧阳钦同志汇报党务工作。除了担任党内职务外,王遇鸿还负责途经西安的党员关系的转换工作。当时规定,中央组织部不与外界党团组织和个人发生直接关系,外面各地的党员凡到延安途经西安的,必须通过驻陕办事处转接关系。
当时党的关系都是由本人直接带来的。转关系的方法最初是在拷贝纸上用碘酒书写夹藏在衣物鞋袜中随身带来。后来伴随形势的恶化,就采用公开信约定暗语的办法。为避免暴露身份,王遇鸿化名汪洪。凡是带着一封面交汪洪信件的来人,均由收发室的同志带到王遇鸿的办公室。信的格式用语约定如下:
汪洪仁兄阁下:
兹有胞兄(弟)或胞姐(妹)因生活困难,请你安排介绍云云。
根据约定,信称胞兄或胞姐就是正式党员,胞弟或胞妹的是候补党员。如称表兄或表姐就是正式团员,称表弟或者表妹的就是候补团员。带信的本人不知道这种暗语含义,只有负责组织关系转接的人知道。为了安全,途经驻陕办事处的党员都被安排住在招待所,并乘车北上。在解决不了交通工具时,就等到一定人数后,进行编队,并指定负责人带队北上。
晚年的王遇鸿
对于在驻陕办事处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王遇鸿老人曾回忆到:驻陕办事处非常重视工作人员的学习和文化生活。一是制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因公外出不能参加学习的必须请假。二是将工作人员进行编组学习,因材施教。如把有一定政治和文化水平的同志编为一组,学习《论持久战》《政治经济学》或《联共党史》。把文化水平低的同志如警卫排、勤务班的同志编为一组上文化课,由各科室的同志抽业余时间讲课。当时文化课没有固定教材,大多取材于《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报刊杂志。三是结合实际讲工作。比如讲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结合日常工作讲待人接物的方式和方法等等。此外,中央负责同志途经驻陕办事处时也给工作人员做有关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报告。
驻陕办事处的日常生活很活跃,开会前同志们互相拉歌,同志们写稿,定期出墙报。救亡室(即文娱室)也发挥了日常开展文娱活动的作用。所以尽管生活艰苦紧张,但同志们精神振作,生活愉快。驻陕办事处这种团结紧张、艰苦朴素的战斗作风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一位红十字会医院的医生曾非常感慨地说,看到驻陕办事处上下一致的好作风,再对照一下国民党看,他们非垮不可。正因如此,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这一战斗堡垒始终发挥着统战先锋、抗日兵站、红色桥梁的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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