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住湖南省洞口县花古乡田家村石桥组。
民国8年8月出生,没有文化,在部队里学了几个字。
民国32年3-4月份被乡公所的抓了壮丁,老人有五个兄弟,前两个生病死了,第三的抱养给了大叔,第五的没有成人只有12、3岁,老人排行第四。乡公所的来家抓老人几次都没得手。老人晚娘同乡公所所一人是亲戚,一天请保长、乡公所的人吃饭,哪知在吃饭时就被抓了。被抓时老人已有四个孩子,在老人出征的6年中死了2个。
我娘因为我去当了兵整天伤心痛哭,死于第二年(民国33年)。
我由乡公所的送到洞口观音阁关了2-3个月,接着开到洪江。洪江师管区的营长做布生意,要我们三个人担一担白布,一个小时换一次,担到贵阳贩卖。一路上我们吃米汤煮芥菜,某天,休息、吃饭,长官们在木楼下吃饭,我们伸头看了一下,就因为这看了一下所有人挨了罚——用竹条狠狠地打了十下手掌。到贵阳后由贵阳师管区的人押往云南,一路上吃米汤水,吃的一身都肿了,臃肿的身体走路都不便。
从洞口到云南保山一直是步行,在保山交了兵,当时已是33年正月。训练了几个月,训练内容:打野外,如何利用地形,如果冲锋跑到高处(暴露点),就说你阵亡了等等。
训练完后编入71军。5、6月份开始攻打松山,连长带走了三个排去挡日军的骡马部队,我们一个连有四个排。我排与友军凑起30来个人进攻松山,当时我是预备机枪射手,用布袋背400发机枪子弹,4、5个弹夹,一个弹夹装25发。我有一个1斤重的装弹机,大小如洋碗,一次放入3、40发子弹,此物能给弹夹快速填充子弹,挂在备用枪管上。我在这个30来人冲锋队伍的中间,只见射手倒地不知是死是活。班长可能看我是新兵就捡起机枪向前冲,我紧跟其后。班长越过战壕爬上高地,我没有爬上,在战壕里绕了10来米远才爬上,上面是一块小平地。只见班长跪在地上痛苦地长嚎,头上直流血,机枪翻倒在地,我吓傻了不知所措,只知跑,“人死才枪亡”,我捡起机枪就跑。班长平时对我很好,进攻时下雨,分到班的唯一一件雨衣也给了我。我在山里碰到二班长,跟随他作战,这时有6个鬼子“哇哇”地冲出来,其中三个拿着白亮亮的三尺来长的刀,6个鬼子被我们三挺机枪干掉了。我们伤亡过重撤了下来,排长负伤,1班长负伤,我班长阵亡,30多个人只剩5、6人。现场指挥官说:看到你们是军直属部队就不枪毙你们,负伤的下去,没负伤的赶快吃饭,吃完饭再上去。
特务团的排副叫我去煮饭,骑兵团没有做饭的,又没有炊具。 我就捡了一个子弹箱和一个当地人丢弃的木桶洗洗煮饭吃。正煮饭时枪声、喊杀声又紧起来,我心里害怕裹起雨衣就往下面滚。滚到下面又碰到先前那个指挥官,指挥官说:这一次要枪毙你!哨兵对长说:赶快上去。我就飞快地跑到煮饭处,饭已经熟了且烧糊了。我吃了几快锅巴,用木桶装上米饭往上找到排副。十几人围着吃,一发炮弹在木桶边爆炸,米饭里落满了泥土,大家各自回到了位置。我左手受了伤,自己走了下去,年底才出院。一开始在保山晴云住院,吃的全是砂子饭,后来到了楚雄陆军医院,生活稍微好些。
出院后编到长官司令部,天天出操,我嫌日子太闲,主动要求到第8军166师497团炮兵营某连,营长看到我高大能吃苦,就把我调到身边当传令兵——送信。
坐飞机到泸溪、泸亮(很有可能是“良” 字)训练,随后开往山东等地。1948年,我在南京请假回家,南京到汉口坐船,汉口到衡阳、长沙坐火车,最后坐汽车到邵阳、洞口。
回家后,大队干部看我老实、吃苦肯干,就没有挨过斗。70岁时还能挑100来斤重的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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