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庆明：投笔从戎 请缨杀敌
来源：湖南知青论坛   2014-10-16 10:00:04

　　易庆明和老伴范素敏站在他们的金婚纪念照前。图/记者马金辉

　　老兵姓名：易庆明（生于1918年）

　　部队番号：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第51师主要作战经历：石牌保卫战

　　家庭住址：长沙市书院南路646号长征花园8栋6门

　　1937年7月，日寇把战火烧到卢沟桥，烧向华北，烧向全中国。当时我是长沙广雅中学（现在的七中）的高中学生，正在接受军训。听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大家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去南京向蒋委员长请愿，上前线杀敌御侮。省主席何键选拔我们33名学生代表到庐山晋见蒋介石聆训，拨给路费和生活费1000大洋，并给每人发了一套新军服、一顶钢盔、一把刺刀。我们登上庐山，后又到南京，蒋介石接见了全国的学生代表，并安排我们参观陆军、海军演习，展示抗战决心，勉励我们“爱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爱国”，鼓励我们报考军校。我当即到黄埔军校报了名。

　　回到长沙后正是学校暑假，我串联发动了彭中荣、代国荃、施正球、周少海等一起退学去武汉参加入学考试，当时长沙总共有220人一起报考。我的父亲是铁路局的段长，家庭条件优裕，不同意我去，要我继续读书。我偷盖了父亲的图章，从学校退了学费，毅然北上。因前方战事吃紧，考试推迟一个月，，考生食宿无着，派我回长沙再次找到何键要求解决，何键指示民政厅汇款2200光洋。当时正是10月25日，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长沙，在建湘路老火车站投下炸弹，附近落星田的两湖旅社也被炸毁。旅社正好在举行婚礼，当场死伤两百余人。父亲带我看了轰炸现场，但这不但没有吓退我反而更增加了我对日本强盗的仇恨。父亲从自己身上脱下铁路呢服送我披上，我再次赶到武汉，参加了面试、体检，还要进行文化考试，考官要求我背诵《总理遗嘱》，我清清嗓子马上背了起来：“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考官说，你既是高中生，可以用英文背吗？我立即改用英语背诵：“I devoted to the revolution, where fourty years with the aim of seeking freedom of equality. Forty years of experience, ……”我终于如愿以偿被录取，编入黄埔军校14期第一总队步科。

　　刚刚入学，军校就奉命西迁四川，我们与先期入学的13期一起行军，我被安排先到长沙打前站安排住宿。我找到母校，想安排在这里宿营，遇见我的老师，他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你难道不怕死？”我回答：“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他又说：“你的成绩好，又是班长，不继续升学太可惜”，我说：“国难当头，假如亡了国，书读得多又有什么用？”部队乘火车开拔时，我在开动的火车上忽然看到了我在铁道边的家，看见母亲和家人正在忙碌搬运家什，好像是要回乡下避难。我请假跳下火车向母亲辞行。母亲看着我磨破的衣衫心痛地流下眼泪，我为母亲擦去泪水，安慰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请母亲原谅儿子忠孝不能两全了。”伯伯说：“家里已经为你订了亲，对象是你表姐，嫁妆行头都已经进屋了，你上了前线她怎么办？”我说：“我能不能回来还不一定，不要耽误她的青春，还是退婚为好，嫁妆行头赶快退回去吧。”

　　告别父母和家人，我跟随部队经过常德，沿着川湘公路一路步行入川，行程4000多里，边行军边学习训练，来到四川铜梁，1938年11月提前毕业。 黄埔军校毕业后，我先是被指派到补训处当排长训练新兵，新整编的部队以整齐的军容、高昂的士气到重庆沙坪坝南开大学操场接受了蒋委员长和各国使节的检阅，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决心和实力，纷纷增加军事和经济援助，我们全部换上了捷克式装备。1940年宜昌失守，张自忠将军殉国，我们暂编51师奉命坚守南津关这个长江三峡上的天然屏障，也就是现在修建葛洲坝水电站的地方。我们决心与阵地共存亡，决不让日寇西侵重庆的阴谋得逞。我们营的四连当时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20多人，团长指派我去接任连长，我设立一个收容站，三天时间从前线溃败的散兵中招募300多人，我连补足到建制180人，还补充了其他连队。南津关地势险要，我军阵地与日寇仅隔50米对峙，敌人在战壕工事里说话都清晰可闻，我营各连队轮流接防，顶住了日寇飞机坦克大炮的狂轰滥炸。六连轮守时，日寇冲到我阵地前20米，破坏我铁丝网，六连长刚伸出头观察，就被日寇狙击手一枪击穿头颅，形势十分危急。团长急命我组织30余人的敢死队增援。我率队吹号冲锋，一阵扫射，击毙日伪军30多人，稳住了阵地。在我军的坚决抵抗下，遏制了日寇的侵略势头，保住了通往大西南的长江黄金水道，日寇始终未能越雷池半步，抗战从此进入相持阶段。

　　抗战后期，我奉调到湖北大洪山一带，掘壕据守，佯攻武汉，配合第九战区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终于盼到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我所在部队奉命开赴开封受降，押送日军到上海登船回国。在上海，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伴，结为夫妻，她从此离开家乡跟着我漂泊迁徙，来长沙定居。

　　内战期间我当随军教官，没有上过前线，三次被解放军俘虏放回，不愿再打内战，回到长沙，在第三机械厂做会计工作。1958年我40岁，因历史问题被判刑七年送到岳阳建新农场强制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 1965年，因为同属专政机关管辖的耒阳新生煤矿缺乏劳动力，我被调来当井下掘进工，工作任务是用风镐打眼、用炸药放炮。为了抢进度，经常是爆破后的烟雾还没有消散，就要冲进工作面检查抢修被炸断的起爆电线，准备下一次的爆破作业。没有劳保设备，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不能呼吸，只能摸索着凑在输进新鲜空气的风管口子上换一口气接着干。我有四次遭遇哑炮和塌方被掩埋，那真是个“埋了没死”的“活棺材”。我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下了何等深重的罪孽，需要用几十年乃至全部生命来救赎？

　　1978年我才被摘掉“历史反革命”帽子，恢复公民权，直到1982年我64岁时才被允许回到长沙，与苦等我20多年的妻子团聚。因为按当时政策，原劳改就业单位不作退休处理，由民政部门作为“统战对象”（黄埔学生）发给生活救助，开始时每月400元， 现在提高到每月800元，无医保。我曾经对当年判刑提出申诉，请求复查撤销，我申诉的理由是：原判决书认定我的主要罪行是：一、担任连长时曾设置哨卡盘查行人抓捕群众，二、曾杀害一名湖北乡民。我的申诉理由是：“设置哨卡盘查行人”应属于执行上级命令的职务行为；“杀害乡民”杀的实际是日本奸细。请法院重新调查取证。法院答复我，因为我是被俘不是投诚起义的，所以“原判并无不当，维持原判”。

　　我的老伴也有84岁，我们结婚已经65年，最困难的时候她对我不离不弃，相伴到老，悉心照顾我，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亲生子女。虽然年高体弱多病，我不服老，84岁那年我还登上了八达岭长城，成为登上这段长城年龄最大的人。近年来，社会给了我很多关爱，经常有志愿者来看望慰问我们。回顾一生，投笔从戎、请缨杀敌是我一生无悔的选择，是我毕生的光荣与骄傲。 采访录像的最后，易老对着镜头唱起了《黄埔校歌》和《大刀进行曲》，最后他又执意要再唱一首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爱国军歌》，他瘦骨嶙峋、青筋曝露的脖颈上，突出的喉结一上一下。几十年了，他仍然唱得一字不差、铿锵有力，苍凉、嘶哑的歌声却依旧饱含着激昂与忠诚：

　　枪口对外，

　　齐步前进！

　　不伤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

　　我们是铁的队伍，

　　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

　　装好子弹，

　　瞄准敌人，

　　一弹打一个，

　　一步一前进。

　　我们是铁的队伍，

　　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

　　永做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