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7日下午,笔者和岳阳县新墙河抗战文化保护和开发小组史料收集组一行8人,驱车来到甘田乡甘田村陈德祥老人家,采访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1922年,祥爹出生在甘田一个无田无地的贫穷农民家,没读过书,也不认识字。家里有6个兄弟姐妹,从小帮人做长工维持生计,先后做了8年。祥爹虽到耄耋之年,除耳朵有点背外,身子骨依然硬朗,走路一阵风,声音也特别洪亮,脾气还有点急躁。
12岁给王震送信,成为少年英雄
祥爹说,他有一个堂伯名叫陈应初,搞地下工作,任甘田一带的支部书记。堂伯看到他从小机灵麻溜,胆子也大,非常喜欢他。12岁那年,堂伯要他送一通知给王震,因大人行动目标太明显,就要祥爹去送。所以祥爹12岁就为共产党工作。
1930年10月,中共湘北特委在渭洞柘港建立苏维埃政府。王震参与领导湘赣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时,在湘赣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六军团政委,1934年也在这里活动。
“我拿着通知书到渭洞后,很快就找到了王政委,把通知书交给他后,王政委还写了一个证明给我,反复叮咐要我收藏好,说以后有用。那时由于年纪小,不懂事,不知它的重要性,丢失了,现在回想起来就后悔。” 祥爹说。
“由于我干事忠实可靠,共产党十分信任我,我堂伯也很器重我,冒饭吃,冒钱用时,都由他负责解决。18岁时,他还为我做介绍,让我讨了老婆结了婚。”说到这,祥爹一脸的笑容。
18岁参加游击队,炸军车捉日兵
岳阳沦陷后,日军准备发动长沙会战,就扎在新墙河北岸。
“1939年,日军驻扎在新墙河北岸沿线的西塘、尖山、新开塘、筻口等地,为袭扰敌军,国民党就到地方抽壮丁。我家4个男丁,必须抽一个,我喜欢打仗,就去参加了游击队。当时游击队有一个团。”祥爹回忆。
其实,敌后游击队就是国民党地方军人所领导的民间武装部队。
“当时的游击队的头头有兰天一、胡春台、王子贵、胡汉初、胡春、许朗江等。游击队搞行动人少时就七、八个,多时也就十来个。人不能太多,多了行动不方便。一般先开会后报名,不怕死的就参加。我每次都报名。行动主要是炸日军军车和杀鬼子。日军军车单独出去时,我们就把炸弹拆开,塞入车厢。炸弹爆炸后我们就迅速转移车里的枪支和物资。有一次,一个冒炸死的日本兵还开枪打死了我们的一个分队长和一个士兵。撤退要迅速,慢了日军的后续部队就来了,他们兵多,枪多,武器又先进,硬来是搞不赢他们的。”祥爹边抽烟边讲述。
“日本兵像禽兽一样,看到女人就‘花姑娘,花姑娘’叫,抓住就强奸。我哩陈家屋场一处就有4个女的被日本兵强奸。为了报仇,我们便衣队就派人扮成女的,头上系一个花手帕,站在战壕附近假装摘黄花菜。日本兵以为是花姑娘,就会放松警惕,淫笑着跑了过来。我们用这种办法捉了几个日本兵。还有一次,在西塘冯家,一日本兵发现一鱼塘,就把水放干,在里面捉鱼,我们游击队就摸过去,把他捉了,为防止他叫喊,我们还在他口里塞了破布。”
“当时我们队长说,割一个日本兵的头奖20元,捉一个日本兵奖更多。为逮到日本兵,我们就穿上便衣,事先与当地百姓打好招呼,什么时候日本兵走当地经过,就及时通知,我们就提前埋伏在那里搞伏击,先后抓到不少日本兵。”
事实也证明,打伏击是个好办法,它成为了打进沦陷区的契子,形成了敌后游击战场,构成了对日军的严重威胁;牵制了日军,困扰了敌军后方;对于配合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军在行军途中一般不杀人,宿营后就开始杀人。杀时先让人跪在地上,先用刺刀捅腹侧,然后将刀拖出来,被杀者卟的一声倒下,他们又将人扶起来。如果没杀死,第二个日本兵就会啪的一下打第一个日本兵一巴掌,接着用刺刀朝冒死的人胸部捅,刀尖从后背出来,完后,太君还会用东洋刀朝他颈部割一刀,好残忍。他们不仅杀人,还放火烧屋,出来打掳一次就烧一次,烧了不计其数的民房,搞得老百姓住无居所,民不聊生。”
笔架山一仗,他从死人堆里活过来
1939年9月18日,日寇在大量飞机、坦克、大炮猛烈轰炸之后,向新墙河前哨阵地大举进犯。中日双方在金龙山、斗篷山、草鞋岭、笔架山一带殊死激战。奉命守卫笔架山的第52军195师1131团史恩华营,面对五倍以上的日军包围,毫不畏惧,拼死抵抗,多次打退日寇进攻。史营连日激战拼杀,已筋疲力尽,但全营上下没有一个后退,始终士气高昂,浴血奋战。激战至21日下午,全营已伤亡大半。师长覃异之打电话令第3营营长史恩华“阻敌任务已完成,如无法坚持,不得已时可向东撤。”史恩华回答:“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9月22日黄昏,营长史恩华及全营官兵与数千日寇拼杀至最后一枪一弹,五百多将士全部壮烈殉国。
“在笔架山,因为中央军不熟悉地形,我哩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就主动配合195师主力作战。日本的炮比我们的好,能打30里,一个大队还配还有9架飞机,在空中来回俯冲投炸弹。我记得当时我端着一挺有两个支脚的轻机枪,在笔架山的庙里对日本兵开火,打死了不少日本兵。战斗很惨烈,我屋里去了6个兵,其中5个战死疆场,我不仅唯一幸存,而且全身还没有受一点伤。”祥爹说到这里很激动,声音也很高亢,不时还站起来比划。“
“当兵时一天只呷两餐饭,根本呷不饱,打仗就不同了,饭可放开肚皮呷,不受限制。所以我喜欢打仗。”
“日本兵好歹,败退时将战死的日本兵堆到柴上,淋上汽油,点火就烧掉,不留下尸体。有的士兵没断气,痛得‘嗷嗷’直叫,他们也不管。”
审时度势识大局,主动加入和平起义队伍
抗战胜利后,祥爹编入国民党警察部队,1949年又编入国民党自卫团 ,归属程潜的部下。
此时,解放全国已成为历史必然发展趋势,湖南国民党将领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共产党的推动下与蒋介石、白崇禧巧妙周旋,摆脱种种阻挠,与湖南各县市秘密联系,准备和平起义。
祥爹介绍:“1949年7月,程潜将军与岳阳县警察大队取得联系,商讨和平起义事宜。当时自卫团驻扎在岳阳的观音阁,我虽不识字,但学个武功,体格强壮,眼睛也好,站在吕仙亭能望见甘田山上的树一根根,画现画现的,夜行也如白昼。岳阳县和平起义领导小组的干部喜欢我,也信任我,决定派我送信给程潜将军。我把信送到程将军办公室时,看到4个当官的正在那开会,都戴的军帽,穿的皮衣,商量着什么。”
当时,王剪波任湖南省保安副司令。程潜准备和平起义时,希望王剪波弃暗投明,但王坚持其顽固立场。王剪波有一亲信在程潜手下当警卫,知道岳阳县准备和平起义的消息后,也不肯投诚。7月20日,他带着一个连的兵逃窜,想躲到大云山王剪波的老巢。
“程潜知道后,马上打电话到岳阳观音阁自卫团,要我们20日9:00赶到公田大塅阻击,我们等到第二天都没发现他们。我的领导兰天一比我们精明,他提前在甘田派了便衣队,便衣队发现一百多人上了山,在熊家祠堂弄饭呷,枪就架在地坪。我们一个连马上追赶过去。当时我身背四个弹匣,肩扛一挺机枪,带着一个小分队,抢占了附近一个小山头。我扑在地上,准备用机枪扫射,还没有打出一颗子弹,机枪就卡了壳。我把机枪扔给了躺在在我身边的领导,让他试试,怕他怀疑我故意不开枪,结果他也没打响。冒办法,我解下弹匣,赤手空拳跃出熊家山,大声喊话,你们被包围了,不要开枪。结果有6个兵真的没开枪,我就这样轻松缴了6条枪。还有一些从长沙来的,他们死活不肯投降,我们连队追到大云山的石庙,才缴掉他们的枪。清一色的美国卡宾枪。”祥爹讲的眉开眼笑。
8月4 日,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解放军挥戈南下,势如破竹,8月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省会长沙,湖南和平解放。
后话
1983年12月5日,中共岳阳市委落实政策领导依据中共中央〔1979〕6号,中办发〔1982〕41号和湘发〔1983〕10号文件精神,证实陈德祥于1949年7月在岳阳起义属实,正式认定他为起义人员。随后将认定起义投诚人员通知书送到了老人手中。
1985年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也将写有“陈德祥同志,原系国民党自卫团,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在岳阳参加起义”的起义人员证明书送达给老人。现在,老人拿着每月280元的津贴,在家乡安度晚年。
2013年7月8日
史料收集组现场采访陈德祥老人
陈德祥老人(左)和儿子陈次根(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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