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晓磊、黄豁、李萌
国画《愚公移山》,是徐悲鸿先生的著名作品,许多国人在中学的语文课本上就认识了它。然而,许多人并不了解它背后的真正故事:它所表现的,是修筑“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的感人故事。
六个健壮的赤膊民夫,顶天立地,在画面中央并列排开;肌肉鼓张的躯体大幅度扭曲,挥舞铁耙,正奋力开山;白发长须的老者在旁交代着什么,透着镇定和坚毅;妇女和孩子也出现在工地上,显然也经历了一番辛苦劳作……
“画中的这些民夫,表面上是愚公和他的家人,实际上是滇缅公路上挥洒汗水的修筑者。”重庆交通大学校长唐伯明说。
滇缅公路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之中。由于日军封锁中国东南沿海,东部、中部主要港口、铁路、公路沦陷。为了运输盟军支援的物资,和外部世界联系,二十余万国人在崇山峻岭、原始森林中修建了这条长一千多公里的简易公路。
大师徐悲鸿为何把目光投向祖国西南方的滇缅公路呢?故事要从1939年说起。
那时,侵华日军攻势凶猛,中国国土不断沦陷,已到了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为了捐资救国,徐悲鸿来到华侨聚集的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并把全部收入捐献,用于赈济灾民,支援抗战。
画展结束后,徐悲鸿应著名诗人泰戈尔的邀请做客印度。虽然地域隔绝了战火,但徐悲鸿始终牵挂着苦难中的祖国。当时,喜马拉雅山另一端的滇缅公路正在紧张修筑之中,修路民夫的坚强意志、巨大牺牲,让徐悲鸿深为感动。激情澎湃之下,他创作了这幅《愚公移山》,在1940年完成。
“修筑滇缅公路,和中国神话故事‘愚公移山’有极其相似之处。”青年国画家韩鹏说,愚公所面对的太行山和王屋山,就是修筑滇缅公路的民夫所面对的崇山峻岭;愚公和修路的云南人民,都是为了信仰而不畏牺牲,矢志不渝。
那么,《愚公移山》中所画的妇女小孩上工地的情景,符合修筑滇缅路的实际吗?记者重走滇缅公路发现,它完全如实反映了当时几乎全民动员修路的场景。
“我们村里,八九岁的娃娃去修路的就有四五个。”在滇缅公路新修路段的起点——云南漾濞县,89岁的修路老民夫马树华说,当时全县动员修路,家里有钱、殷实的,还可以雇人出役;许多没钱的人家如果派不出壮丁,就只有让妇女、娃娃上工地。
不仅如此,《愚公移山》中描绘的那些简陋的修路工具——铁耙、小车、拉车的牲畜,也是完全符合史实的。“修筑滇缅公路,几乎没有任何先进施工机械,仅靠双手和简单工具完成。”唐伯明告诉记者。
石碾子——对于这种简陋的修路工具,86岁的老民夫黄炳祥记忆犹新。“八九个人才能拉动,一出事故就要人命。我一个姓许的工友就被它碾压死了。”
新华社记者此次重走滇缅公路,见到了石碾子的真实面目。它是重达数吨的巨大石轮,用木架牵引,是当年修筑滇缅路的常用工具。“它沉重、简陋,很难操作,一旦遇上险路、陡坡经常发生事故。”漾濞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应讯说,修路时的事故率和民夫伤亡率都很高。
许多路,是悬崖峭壁上生生“抠”出来的。例如著名的“老虎嘴”,就是在怒江峡谷西岸的悬崖上硬挖出来的一个豁口,成为了来往滇缅路上重要桥梁——惠通桥的必经之地。
70多年后的今天,重走滇缅路的记者找到老虎嘴,尽管路面更宽了,路况更好了,仍然觉得颇为凶险。它一侧是峭壁悬崖,另一侧就是汹涌奔腾的怒江。头顶上千钧巨岩突出,状如虎口,仿佛随时都可以把车辆吞噬。当年筑路的艰辛可想而知。
“如今,当我们站在《愚公移山》前,仍然能感到作者澎湃的激情。”韩鹏说,只有记住滇缅公路的历史,才能读懂大师的这幅画作——它不只是一个古老的神话,而是一个伟大东方民族追求自由的史诗。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18928111
纠错电话:15116420702(微信同号)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