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图：东北抗战的苦难血泪史
来源：南方都市报 文/黄茜   2016-05-11 09:19:03

 矿工图之一——王道乐土，周思聪，177x236cm，宣纸水墨，1983年。



周思聪 矿工图之五——同胞、汉奸和狗 178×318cm 1980年 纸本水墨



周思聪 卢沉 矿工图之六——遗孤



周思聪 矿工图之三——人间地狱
 

　　以东北煤矿为原型

　　《矿工图》最早于1966年由卢沉构思立意，以东北沦陷时期的矿工苦难血泪史为创作主线。这套组画以反映中国普通的劳苦大众《背井离乡》为起点，以人民的抗争胜利，《当家做主》为结尾。不过，由于构思挖掘得不够深入，这组图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

　　“文革”结束后，周思聪、卢沉决定重新构思创作《矿工图》。1980年，夫妇二人结伴奔赴吉林辽源煤矿写生采风。那里是伪满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为掠夺我国资源，集中华工苦力最多的煤矿之一，老矿工是感受亡国之痛最深刻的人。周思聪、卢沉在辽源煤矿拜访了幸存下来的老矿工，听他们亲口讲述当年在日军的暴行下的惨痛经历。他们绘制了大量的炭笔速写，捕捉下每一处重要的细节。

　　虽然仅仅是搜集资料，这些描绘矿工的肖像速写非常感人，强烈的黑白对比和夸张的造型有些珂勒惠支的意味。它们传递着来自人间底层的消息：贫穷、疲惫、匍匐在地，困惑茫然，受尽剥削。从那些尽量内敛的笔触里，几乎能看到艺术家快速的运笔和悲悯的眼神。

　　未完成之作

　　《矿工图》组画构思共计九幅，周思聪、卢沉首先合作完成了《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但是在之后不久，卢沉便因患肝病而逐渐退出了《矿工图》组画的进一步创作，周思聪独自完成了《遗孤———矿工图之六》、《王道乐土———矿工图之一》、《人间地狱———矿工图之三》等三件作品。

　　“《矿工图》是卢沉、周思聪人物绘画的代表作，它的艺术语言非常具有现代意义。它的绘画语言是现代的思维和现代的观念创造的，这些画非常动人，有传统的功力，有现代的意识。”著名美术批评家邵大箴告诉南都记者。

　　“为了《矿工图》他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长期深入生活，他们在辽源的矿山待了有2个月的时间，创作了很多写生小稿。在这个基础上，又酝酿和吸收了西方现代绘画，包括日本画家丸木位里、丸木俊夫妇的《原爆图》的构成法，创作了这些作品。”邵大箴说。

　　从1981年到1983年，周思聪、卢沉将全部精力投入创作《矿工图》。这些最后完成的画作与真实到撕扯人心的速写不同，它们精简大气，充满错落的构成美和形式美。然而，1983年周思聪查出了类风湿病，这组画便没能再继续下去。

　　曾因“不传统”受争议

　　在《矿工图》最初创作出来的时候，举办过一次小型观摩展。邵大箴回忆，当时“说好的，觉得它表现了大悲大爱。说不够好的，认为它离开中国画的传统笔墨远了一些。”

　　“其实卢沉对中国画是非常有思考的，不仅思考画的主题内容、人物造型、形象塑造，还考虑艺术语言。周思聪写了篇很短的文章，谈《矿工图》的艺术语言。她说画因为各种不同的需要，发出不同的声音。画《矿工图》能用文人画的笔墨画吗？如果用线，的确是继承了文人画的优秀传统。但她要表现更沉郁庄重的主题，必须用新的形式。”邵大箴说。

　　当代水墨的著名画家李津是周、卢二人的学生，谈到《矿工图》组画，李津表示：“他们当时受到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悲剧意识的影响特别大，他们更喜欢悲剧，不喜欢喜剧。喜欢沉重的东西，不喜欢轻盈的东西，喜欢民族的东西，而不喜欢个人的东西。这和当时受的教育，他们的艺术前辈有关。”

　　对话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

　　“他们是极少功利的艺术家”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矿工图》组画是周思聪、卢沉两位艺术家合作的产物，你是否知道他们具体的合作方式？

　　王明明：他俩关系非常好。卢老师身体不太好，肝出现问题，所以后来退出了这个主题的创作。他俩有不同的特点，周老师实战多于想法，卢老师想法多于实际。卢老师的很多想法实现不了的时候，有可能他就退出了。我印象里，第一张画《同胞、汉奸和狗———矿工图之五》是他们俩共同来画的，后来才是周老师来执笔。卢老师对周老师非常尊重，他们合作一般都让周老师来执笔，因为她的表现力和整个的把握能力比卢老师强，卢老师也承认这一点。

　　剩下这些为什么周老师承担起来了？原先的构图，比如《背井离乡》，都是非常具体的场面性的创作。随后又到了一个升华，从场景到了构成，具有了象征意义。这个过程大家去研究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理念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受很多外来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丸木位里、丸木俊的《原爆图》和《南京大屠杀》的影响。这两对艺术家夫妇的感情也非常默契，日本那对画家夫妇到中国来，周老师夫妇还陪同。

　　写生是周老师画的。最开始很多构图都署名他俩，我接触过很多夫妇画家，他们俩还是非常默契的，我见过很多夫妇画家，最后恨不得两人打起来，根本不能往一块融，因为个性都是很强的。卢老师和周老师互相非常尊重，很多时候都是主动让周老师去画。所以最后我感觉到，最后的构成的整体也是因为卢老师有很多具体想法，由周老师来具体实施的。

　　南都：《矿工图》组画在20世纪的主题性创作里很有代表性，在他们之后，当代的主题性创作的情况如何？

　　王明明：其实现在我们的创作环境比他们更好，国家也更重视重大题材创作。比方说国家已经完成的《中华五千年》的重大题材创作，投入了许多精力、财力来组织选题。问题是艺术家怎么去把握这件事？怎么样去尊重创作规律？我们有些画家请了很多模特，拍了照，从电脑里组合，组合完了就变成草图了，然后就开始创作了，这就违背了创作的根本规律。我不是否定现代科技，可艺术最后是心灵的东西，是用心去画。画成的一张画和使用高科技是不一样的，画是人的精神升华，不代表形式或表现力。现在的画家可以用技法画得很有表现力，大家看了感觉很震撼。你看周思聪的很多刻画，近处看，表现的笔道很少，她很厚重。艺术如果只注重细节和描绘，它成不了好的艺术。艺术需要升华、概括、意境，需要跟内容非常相符的艺术表现形式，这是任何科技和技术代替不了的。

　　从这次的展览看到二位老师的创作态度，从构图、构思、转化、写生，写生的形象如何注入创作，一条线看下来，他们没有依靠照片，完全是靠人的观察和思考，最后将之升华。她去除了很多没有必要的技法，由此凝聚了关于人物最主要的特征，所以观众看了才会感动。这种创作规律现在丢失得非常多。

　　南都：你是周思聪老师的弟子，经常跟随在周老师身边，是否知道她画《矿工图》组画时的创作状态？

　　王明明：蔡玉水年轻的时候做《南京大屠杀》，在美术馆搞展览，完了之后生了一场大病。因为用心去做艺术，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周思聪画完这部分《矿工》组画之后，马上就发现了类风湿。我1983年陪她到去甘肃，发现她流鼻血，回来一查是类风湿，跟她创作的时间挨得很紧。

　　她后期画了一批彝族题材的画作。她作为一个妇女，看到了农村的生活场景，可这些场景她完全是画的自己。她背负了很沉重的包袱。最典型的就是画一个彝族妇女，背着柴，靠在树上休息。我认为最能代表她个人的情绪和现状。她背负着非常沉重的家庭包袱和精神上舍不掉的负担，还有艺术上不断的思考，这些都叠加在一起。荷花是她晚年生病非常严重的时候画的，表达出她对生命的渴望，对病痛的无奈，已经想通了之后的超脱。

　　今天有人问我，你能不能完成她没完成的？周老师去世，卢沉完成也不对。维纳斯就是断臂的美，谁也接不上。她这种残缺的画作，让人更有余地去遐想。

　　南都：你怎么看周思聪和卢沉老师在《矿工图》组画里实现的现代艺术形式的转变？

　　王明明：她的风格转换是巨大的，题材也是多样的。实际上他们两个人是非常尊重传统的。我到了画院以后，到资料室里借阅很多书、画册，这些画册的借阅记录里很多都有周思聪的名字，在“文革”前、“文革”中。可见她对传统是非常重视的。可是他们俩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提出要打破传统。他们也知道传统对现代的禁锢，“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外国的东西进来以后，他们也在追求变化和思考，尤其是卢沉先生会亲力亲为地尝试。但他们的情结还是中国文人的情结。所以你看周老师画这么沉重的题材，画得重，但不是死黑，她那么的丰富，可是又透着很多灵气和虚实相间。这些都是从中国画里出来的。所以“85”运动以后，最大的问题是，有些人把自己好的东西一刀切开，变得没有根了。周老师最后画的荷花，还是传统的形式，大开大阖的构图，禅的境界，贯穿她一贯的创作。

　　南都：《矿工图》图组画最后没有完成，周老师和卢老师自己觉得遗憾吗？

　　王明明：他们俩是极少功利的画家，像这样淡泊名利的人很少。所以《矿工图》画不了了，他们就不强求，就画别的去了。

　　周老师对商品化极其反感，可是又不得不画。她早期画了一些非常漂亮的少数民族，流通起来大家都很喜欢，但他俩都不承认这些作品。周老师去世以后，我跟卢老师说，您在整理周老师的作品时，这批画作要给她记录下来。卢老师说不行，周老师活着的时候对它们就不满意。他们认为这是为了金钱画的，是有人约她画的，这东西是不堪启齿的一件事。不像现在的画家卖了几千万上亿，使劲宣传，他们是拿不出手，说不出口。他们也有他们的局限性，但这是最传统的文人心态，对于金钱、名利是可以都放弃的。1985年全国美协选举的时候，那一届她当选副主席，票数是最高的。可见她的影响力和大家对她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