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群鸡》
潘天寿作品《鸡石图》
徐悲鸿作品《竹石三鸡》
黄胄1973年作品《饲鸡图》
历史永远向前。随着时代变迁,文化习俗发生着剧烈变化。时下,春联变为“印刷品”,“年关”去了,“狐仙”也完成了历史使命悄然隐去,画家笔下的鸡也被寄予新含义。虽然文化的内涵与习俗的外延总在变,但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精髓,一直延续至今:那些对民族精神的歌颂,对新生活的向往,对朴素纯真的追求;那些在物质匮乏年代里,迸发出的乐观与坚强,一直留存在人们心中。丁酉年钟声敲响之时,寄托吉祥愿望的花灯,飘荡在夜空,与民族文化一样,照亮国人心中最静谧的空间。
“鸡”与“吉”谐音,又代表东方与黎明,史籍有载:“鸡有五德:首带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敌在前敢斗,勇也;见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信也。”因此,鸡自古就成为中国画艺术家钟爱的题材。20世纪,西方美术理念与技法传入,在东西方艺术理念共同作用下,加之社会剧烈变革,作为传统题材的鸡,在20世纪艺术家笔下呈现出不同面貌。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在新中国诞生之初,在崇尚朴素、歌唱劳动的年代,不同艺术家笔下鸡的形象都发生着变化,表达新的寓意。一动一静之间,一浓一淡之中,他们通过对鸡的描绘,赋予对国家、民族的无限憧憬。
救亡的时代勇士
20世纪影响最大的国画艺术家,当属徐悲鸿。有着欧洲留学背景的他,谙熟西方绘画精髓,又能与传统绘画融汇。他在创作中坚持写实,虽然其笔下的马闻名于世,但不论马、鸡或其它动物,他都在画作中对其赋予寄托。他所画的鸡,往往昂首挺立、怒发冲冠,细节之处笔法精到严谨,尾巴则以浓墨大笔扫出。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期间,徐氏笔下的雄鸡犹如勇士,通过这些“勇士”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
徐悲鸿《竹石三鸡》创作于1939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救亡运动波及全国。当时,徐悲鸿在新加坡举办画展筹款抗日,在胡少炎倾力协助下,募得三万多元。徐悲鸿对此感激不尽,于是,将这幅作品送给胡氏,并题写“少炎先生热心社会公益,于吾星洲之展助力尤多,心焉感之,写奉纪念。”可见徐悲鸿对胡氏的感念,从中也能读出艺术家对抗日救亡的迫切心情。作品中石上雄鸡的昂扬气势寓意抗战勇士的必胜决心,石下母鸡的闲适生活则透露了艺术家对美好田园生活的向往,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两相对比,心意令人动容。
徐悲鸿创作于1942年的《山花三鸡图》,也是在战火中诞生的杰作。1942年,徐悲鸿在云南举行“抗日劳军画展”,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动荡年代,李景熙先生慷慨解囊,为抗日捐款,徐悲鸿特以此幅作品相赠,取意为:“一唱雄鸡天下白”,寓意为抗日战争必胜。抗战期间,李景熙的“元兴昌”商号奋力振兴民族工业,为抗日捐款捐物。徐悲鸿笔下的雄鸡正是这些爱国志士的生动写照。
唱响新中国
潘天寿的艺术跨越新中国成立前后,尤其新中国成立后精品频出。在中国美术与文化遭遇西方文化冲击时,中国画何去何从,是每一位艺术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尽管很多人主张中西融合,但潘天寿经过长期探索思考,提出“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他认为,中西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两座高峰,彼此不可替代,唯有坚持民族性,才能使中国艺术重新屹立于世界。
潘天寿赠与伏罗希洛夫的《鸡石图》,是潘天寿鸡题材绘画的代表作品。斯大林逝世后,克里门特·叶·伏罗希洛夫接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参加过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与卫国战争的这位前苏联元老,于1957年4月15日率团访华。在这次重要的外事活动期间,潘天寿的作品被作为国礼相赠。画面中,潘天寿匠心独运,在五尺对开的画面上,一壮硕凶悍的黑鸡俯踞岩石之上,双目圆睁。创造出结构严谨、大气磅薄的雄鸡形象,表现出独有的雄浑与气魄。
潘天寿纪念馆藏有一幅《磐石墨鸡图轴》,创作于1948年秋,是艺术家书房内的珍藏。这一类题材,潘天寿十分喜爱,前几年现身拍场的另一幅《磐石墨鸡图》作于1950年,是潘天寿为了庆祝挚友结婚而作。
潘天寿认为“指墨以凝重生辣见长”,手指作画正适合表现其在作品中追求的力量与气势,这种技法在《磐石墨鸡图》中展现无遗。画面中,潘天寿以指头代笔,蘸墨涂写而成,以最简括而又富有力量的指墨线条,大写勾勒出一块巨石。石上,一只墨鸡昂然伫立,富有张力,展现出新中国之初,民族文化的勃然生气和强劲生命力,也透露出,这个新生国家不断迸发出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劳动者最美丽
黄胄的艺术黄金时期晚于前代艺术家,时代不同,精神风貌也不尽相同。在其作品中,少不了活泼生动的人物与激情燃烧的岁月。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是黄冑创作鼎盛时期,“饲鸡”题材作品体现了他对鸡元素的理解。
一幅创作于1973的《饲鸡图》,是黄胄创作黄金时期的代表作品。画面饱满的构图、愉快的场景及浓烈的生活气息,是他积极生活态度的真实反映。
为了画鸡,黄胄曾专门向养鸡姑娘请教,并亲自养鸡。李可染得知黄胄着手画鸡,便专门送给黄胄一群小鸡。黄胄非常高兴,精心喂养,近距离观察小鸡喝水、吃食、玩耍的动作和神态。《饲鸡图》中,几十只小鸡姿态各异,喂鸡少女阳光活泼,赤脚站立,专心喂养雏鸡。艺术家通过这些形象,传达出一个明确理念:劳动者是最美的。
1975年,另一幅《饲鸡图》是这一创作路线的延续。画面以鸡群环绕的农妇为主要对象,其后有掩映的芭蕉叶。农妇侧身的背影与生气盎然的鸡群呼应。画面素朴,布置紧凑,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黄胄在人物劳作和动物飞逐嬉戏活动中准确捕捉其特色,并赋予其感情。浓浓的生活气息使人身临其境,切实体会到那个年代里,人们对朴素的向往与对劳动的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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