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南方局“文委”与抗战文化运动
来源：华龙网   2019-10-31 16:17:51

　　中共南方局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秘密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它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凯丰，副书记周恩来，秘书徐冰。文委曾设书店组、社会科学组、文化组、文艺组、宣传组、新闻组。“皖南事变”后，文委改为文化组，仍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由徐冰主持日常工作。南方局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广泛发展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左翼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陷于孤立。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是能够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的。”南方局根据这一指示，在国统区团结和领导进步界文化人士，深入开展了抗日民主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和具有广泛统一战线的文化运动。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捕杀、监禁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重庆文化界异常沉闷。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有计划地隐蔽和转移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周恩来亲自领导这一工作，作周密的部署，能留在重庆的，周恩来鼓励他们继续为抗日民主文化活动而斗争，不能留在重庆的，为他们提供路费，帮助有困难的进步文化人士转移。这次转移“经文委手疏散的计100余人”[1]，其中有去延安、昆明和新四军的，有去香港、仰光、新加坡等东南亚一带的。这次大规模的文化人士保护活动，有效地保存了文化界的实力，增进了进步文化人士对共产党的了解，党的文化统一战线政策更加深入人心，为抗日民主文化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留在重庆的部份文化界人士，主要在文协和文工会。皖南事变后，文协的活动几乎“全部停顿”。文化工作委员会“被监视甚严，会内外之特务工作加紧，对外活动甚少”。出版界由于检查制度的限制“出版新书甚不容易”，加上经济困难，即使出版了新书，也难以销售。《新华日报》由于稿件大量被扣，由原来的一大张改为一小张。40多个文化团体被解散，重庆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重庆抗日民主运动及文化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南方局分析了这一形势，决定利用顽固派统治薄弱的环节，采用新的斗争方式，以祝寿、话剧演出、援助贫病作家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打破文化专制的局面，推动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正当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处在十分艰难的时候，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国统区的文化运动指明了方向，鼓舞了国统区广大文艺工作者。5月12日，《新华日报》转载了延安《解放日报》登载的萧军的文章：《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将毛泽东在《讲话·引言》中提出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等文艺基本问题传达给重庆及国统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接着，南方局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整风改版”活动，解决报纸为谁服务的问题，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针，也是文艺运动的总方向。1944年元旦《新华副刊》用整版篇幅发表了《讲话》的主要内容，后来，出版发行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单行本。《新华日报》在南方局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在国统区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任务。在学习《讲话》、并以《讲话》精神指导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同时，解放区产生的许多优秀文艺作品，也陆续传入到国统区。1944年11月10日，周恩来同志从延安飞返重庆，1945年1至2月，《新华日报》社为庆祝该报创办七周年和欢度春节，先后举办过两次秧歌晚会，演出了《兄妹开荒》、《军民联欢》、《牛永贵受伤》、《一朵红花》。这些来自解放区的小型秧歌舞剧在重庆演出，使广大观众耳目一新，别开生面。接着，《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吕梁英雄传》、《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解放区的优秀文艺作品，也相继传入国统区。当国统区的音乐工作者提出对《讲话》在解放区的实践所发生的影响没有感性认识时，周恩来便设法使延安的新歌曲，如《七月里》、《纪念碑》等，在国统区很有影响的音乐刊物《新音乐》和《音乐艺术》上发表。于是，这些新歌曲很快在国统区传唱开来。周恩来还从延安带来了大批鲁艺木刻作品，送给中国木刻展览会，这些作品在重庆展出获得了好评。

　　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对重庆抗日文化运动不仅在政治思想上进行领导，而且还在组织上进行领导。在三厅和文工会都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开展工作。重庆天官府4号郭沫若的家，实际上成了南方局与各民主党派人士、文化界进步人士的联系据点，成为抗战文化运动的指挥部。共产党员、作家阳翰笙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与郭沫若紧密合作，出色地工作。冯乃超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敌情研究组长，实际上是南方局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联络员。南方局就是这样从组织上掌握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权。尽管文化工作委员会里还有国民党安插的钉子，但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共产党人和左派手里。为了加强领导，南方局还派出一批共产党员以合法身份与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联系，广交朋友。如张颖、陈舜瑶、张剑虹等，或以《新华日报》记者、或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身份与作家、演员、诗人、音乐家等联系，实际上是南方局派去的联络员。如张友渔于1939年春到重庆，周恩来要他到国民政府新设的“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设计委员”，做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张友渔的公开身份是救国会领导成员之一，主要做救国会的工作。皖南事变后，他撤离重庆，1943年返回，当时公开职业是生活书店的总编辑，以左派文化人和救国会成员的身份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参加民主运动。他任南方局秘书长，经常到曾家岩50号或新华日报营业部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又如戈宝权以《新华日报》编辑兼编委，又是全国文协和中苏文化协会理事的身份，常和文协和中苏文协联系，和出版界(生活、读书、新知)以及木刻版画界也有联系。他还代表南方局文化组同苏联大使馆的文化处、苏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处和塔斯社通讯社联系。就这样，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团体和各个方面把重庆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掌握起来。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副会长陈立夫、邵力子，都是挂个名。它的研究、杂志、编辑、妇女及财务等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只有秘书主任洪舫是个右派。它的机关刊物《中苏文化》的主编是侯外庐，因而这个刊物便成为宣传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公开而合法的阵地。

　　南方局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密切配合文协、文工会，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依靠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中的知识分子，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广泛团结了一切爱国的文化知识界朋友共同前进，使进步文化在国统区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始终占着优势。

中共南方局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