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文化抗战之文艺运动篇
来源：人民政协日报   2019-11-01 16:09:55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冰雪并没有封锁住母亲美丽的容颜，但历史不会忘记那刺骨寒冷的岁月———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沉睡的中华大地，震醒整个民族的灵魂，冰封的土地发出暴风一样的怒吼，抗战文艺的烽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熊熊燃起……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透过雪夜的草原，那些被烽火所啮啃着的地域，无数的，土地的垦殖者失去了他们所饲养的家畜失去了他们肥沃的田地拥挤在生活的绝望的污巷里：饥馑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着的两臂。

　　中国的苦痛与灾难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

　　———艾青

　　炮火，引燃文艺界嘹亮的战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成立了两个文艺界的救亡团体———“左联”和“剧联”，他们提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号召无产阶级文艺家和一切进步作家：“你们的笔锋，应当同着工人的盒子炮和红军的梭标枪炮，奋勇的前进!”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救亡、抗日民主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内容，抗战文艺运动也由此正式诞生。正如老舍所说“‘五四’而后，有种种运动;此种种运动都是外循社会所需，内求文艺本身之进益，故新文艺不死。此种精神，遇到了抗战，便极自然地、合理地，发展为抗战文艺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文艺工作者，不分政治观、文艺观，不分党派与流派，以无产阶级文学力量和进步文学力量为主体结成了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先后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国新文学、左翼文学自觉地全面地转入抗战文艺阶段。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说：“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也无妨。”

　　在边区，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后改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卢沟桥事变”后，更多的文艺工作者陆续从上海等地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与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结合起来，使边区与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文艺性刊物纷纷创办，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抗日的街头诗、传单诗、枪杆诗以及抗战歌曲在延安和一些根据地十分流行。奔赴前线或深入敌后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写出了一批真实感人的报告文学作品。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创作的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受到了许多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在国统区，从1937年7月到1938年底，大批文艺工作者到前线、敌后、后方乡村从事抗日救亡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开辟出新的文学据点，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战文坛。

　　从“五四”时期兴起的文学大众化运动在这时尤为活跃。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 文协”)成立，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建设。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吴组缃、许地山、老舍、巴金等45人被选为理事，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文协”成立会上，提出了“ 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行动上他们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多次访问慰劳各地战场，推动了文艺工作者的下乡和入伍。“文协”在全国组织了数十个分会及通讯处。此时此刻，全国的进步作家、艺术家在“抗日救亡”这个大目标下空前广泛地团结对敌，使抗战初期的文艺活动呈现出盎然生机。

　　文艺，必须与抗战紧密结合

　　随着武汉、广州的沦陷，国民党政策的重心也发生转移———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这给抗战文艺思想理论的探讨和抗战文艺创作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从1939年到1943年，文艺界开始出现了抗战文艺思想理论和创作实践的争论。这个时期，进步文学界开展了 “民族形式”的讨论，企图解决文艺与人民大众结合的问题，促进了抗战文学沿着抗日民主的政治方向和现实主义道路向前发展。文学大众化运动向深入化发展，抗战文艺创作转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暴露与讽刺国统区的黑暗和抒写浓雾之中人民大众的悲苦生活。郭沫若的《屈原》、茅盾的《腐蚀》、夏衍的《法西斯细菌》等，表达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要抗日要民主的迫切呼声。1939年6月“文协”组成作家战地访问团,前往西北战地访问，他们创作了珍贵的集体日记“笔游击”，被誉为“笔部队”、“笔游击”，既宣传了抗战，又为抗战文艺增添了光彩。

　　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对全国进步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陕甘宁边区文协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号召文艺工作者为创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新文化而斗争。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邀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中毛泽东同志把当时的历史事实概括为七个要点，简明地阐述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我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与现状，清理了延安文艺界思想的某种混乱，从而揭开了中国文艺运动史上的新篇章。

　　“文协”、“文协”工会、《抗战文艺》、《文艺生活》等文艺组织与文艺报刊也相继召开文艺座谈会，总结194 0年、1941年的抗战文艺的发展情况、成就与不足，来深化现实主义，推进抗战文学与抗日民主斗争紧密配合，抗日文艺运动也由此走向了成熟。

　　中国抗战文艺的国际交往也一直在进行，“文协”成立时就发布了《告全世界文艺家书》;1939年2月，又组织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聘林语堂等为驻法代表，熊式一等为驻英代表，萧三为驻苏代表，胡天石为驻日内瓦代表。后来“文协 ”迁渝后，会员们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特别是苏俄文学，我国的抗战文学作品、理论、运动等也被介绍到国外。国外很多杂志对我国抗战文学都抱积极友好态度。

　　利剑，刺向扼杀抗战文艺的黑心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高压政策，动用了他所控制的一切报刊和受他影响与被他裹胁的文人，一次又一次地大吹大擂其“文艺政策”，企图扼杀如火如荼的抗战文艺。广大文艺工作者把抨击国民党反动文艺政策与要求民主结合起来，采用迂回曲折、此起彼伏的方式予以批判，终于使之体无完肤。一大批优秀的文艺界人士，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如茅盾的《清明前后》、夏衍的《芳草天涯》、巴金的《寒夜》、陈白尘的《升官图》以及袁水拍、臧克家的政治讽刺诗和老舍等人的杂文，都犹如一柄柄利剑刺向国统区扼杀抗战文艺的“黑心”，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

　　“皖南事变”前的文学大众化运动活动颇为频繁，通俗讲习班就进行了多次，去战区、上前线，创作通俗作品等声势也比较浩大。“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文学大众化运动在艰难困境中仍然取得了极为可喜的成绩，文学大众化运动与争取民主紧密相连。延安的文学大众化运动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健康地成长，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更是生机盎然，在“深入社会，面向群众”的基本原则下，真正彻底地做到了“从民间来，到民间去”。

　　这一时期，国统区抗战文坛上有一件大事应当载入史册，那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的传播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方针的确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多种方式，向国统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胡乔木、何其芳、刘白羽受中共中央委托，先后来到国统区协助南方局传播毛泽东文艺思想。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乃至香港等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都初步接触和学习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并联系国统区抗战文学的实际，开展大后方文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的讨论，提出了文艺“面向农村”的口号，创作了许多反映工农大众现实生活的作品，抗战文艺开始与毛泽东思想逐步紧密结合。

　　抗战后期，1944年10月，边区召开文教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报告。1945年3月18日，延安文艺界100多人集会座谈大后方的文化。由周恩来、何其芳报告大后方文化情形，代表们热烈发言。1945年8月18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延安倾城欢庆，诗、画、戏铺满巷尾街头。

　　胜利，为了更加昂扬奋勇地前行

　　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结束之后，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抗战文艺运动进入了总结阶段。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引发的全面内战，广大文艺工作者为适应新的形势，担负新的任务，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运动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

　　冯雪峰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指出：“总结过去的经验，明白现在的基础，决定今后的方向和工作。”重庆、昆明等地的文艺工作者召开文艺座谈会，总结抗战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重庆文艺工作者郭沫若、田汉、阳翰笙等数十人于1946年4月22日在中苏文协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这些座谈会中“规模不算小的”抗战文学总结会。在这次会上，郭沫若就新文学在抗战时期的新发展及今后的文学任务作了发言，艾芜、臧克家、阳翰笙、杨晦就抗战小说、诗歌、戏剧、文艺理论作了总结性发言。郭沫若、茅盾等人在这次座谈会前后还分别撰写文章，对抗战文艺进行总结，如郭沫若写有《抗战八年来之历史剧》、茅盾写有《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其倾向》、老舍写有《八方风雨》、肖协写有《抗战戏剧的路子》、冯雪峰写有《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等。

　　1946年5月，中共中央的派出机关、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战文学运动的司令部———中国共产党代表机关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由重庆转至南京，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文学阵地上的旗帜———《抗战文艺》于此时终刊，抗战文艺活动和创作到此也圆满结束。

　　抗战文艺运动作为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已成为过去，但是它无尽的热量和光芒将永远辉映中华民族反法西斯斗争的史册，永远鼓舞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勇而前行!本报记者毛梦溪实习生赵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