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中的呐喊——论抗战文化与民族觉醒
来源：解放军日报   2019-11-01 16:35:43

　　文化感国运之变化、发时代之先声。特别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文化的脉搏总是连着国家民族的心跳，为中华优秀儿女奋起抗争、顽强拼搏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撑。

　　习主席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指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民族觉醒往往从文化觉醒开始，而民族团结更离不开文化的凝聚。在那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艰难岁月，伟大抗战文化以黄钟大吕般的怒吼与呐喊从灵魂深处唤醒了民族自觉，重振了民族精神，激励着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走向反抗侵略的战场。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抗战文化全面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全面展现了中国军人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共御外敌的血性忠勇，也成为滋养我们这支军队、培育一代代官兵的精神源泉。

　　今天，当我们在中国梦强军梦的召唤下，再次回味那带着血性之光、无畏之勇与团结之志的抗战文化时，那一声声怒吼与呐喊仿佛又在我们耳畔回响，而那震撼灵魂的声音早已深深融入我们的血液。

　　——编 者

　　人类历史潜流深沉，关键的转折却往往只有几步。70年前，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诞生并孕育的伟大抗战文化，为中华民族复兴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到今天仍然闪耀着熠熠光辉。触摸抗战文化的脉搏，我们仿佛又听到当年的战鼓和呐喊，看到当年的愤懑和抗争，感触到中华文化生生不息、自立自强的血性基因和强大力量。

　　1、是什么样的伟力让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凝聚一心

　　一个民族只有经历生与死的磨炼才会真正凤凰涅槃，一种文化只有经历血与泪的洗礼才能浴火重生。

　　以灿烂古代文明辉煌于世的中华民族进入近代以后，曾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雄风不再，沉睡不已。自1840年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大门，中国在外敌入侵的打击下几乎无战不败、无约不损，更至山河破碎、神州陆沉。中国，这一拿破仑口中的“东方睡狮”，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40年代近百年的时间里，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凌辱。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更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而此时的中国不仅经济上十分落后，政治上也不统一，当政的国民党政府内部四分五裂，各派军阀之间纷争不断，民众处于一盘散沙状态。

　　这一看似实力悬殊的战争，最终以中国的胜利和日本的失败而告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128万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中国人民取得近百年来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的胜利，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改变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屡战屡败的历史，使中华民族重新找回了民族的自尊与自信。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是什么样的伟力让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凝聚一心?是靠什么样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在无比艰难的情况下进行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

　　回顾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这种伟力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战文化的蓬勃兴起，及其唤醒的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离不开全民族优秀儿女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心理依归汇聚起的磅礴力量。

　　“忧危启人智，厄穷见人杰”。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经中国近代历史的百年激荡，从鸦片战争后以郑观应、张之洞为代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到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救亡”思想;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三民主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中国人，正是在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借西方这面镜子才照到了自己的影子，使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觉醒。1902年，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后，章太炎、杨度等人也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但都基于比较狭隘的认识。五四运动爆发后，梁启超等人把“中华民族”概念扩大为所有民族的共同体，成为引领中国人自我认同、民族意识崛起的重要开端。但令人遗憾的是，此后数年，国人的觉醒还大多停留在个体层面，仅仅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处于“精英在觉醒，大众在沉睡”的状态。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尤其是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畔的枪声彻底惊醒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战则存，降则亡”，一场全民族抗日救亡之火迅速燃遍九州大地，中华民族在这场烈火中重获新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思想被赋予新的意义，救亡图存的抗战文化迅速在全国兴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民族意识在外敌入侵之时得以唤醒，抗战文化在侵略者刺刀之下崛起。

　　伴着抗战文化的一声声怒吼，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法国作家古列久在评述中国敌后斗争时感叹说：“民族的精神，在受到侵略时突然奋张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国长城。”就连日本史学家也感叹，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觉醒”。

　　2、文化的强音，常常在最黑暗时震烁;文化的震颤，也常常在最危险时产生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屠杀了无数国人的生命，摧毁了中华儿女的家园，却永远无法撼动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在抗日战争的不同阶段，抗战文化在忠实履行着反映现实、鼓舞民心、激励军心的特殊职责中，以一大批高质量的文化成果，极大推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为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支撑。

　　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文化界的灵与肉都受到了空前的震荡。在艰难困厄的环境下，知识分子主动或被迫走出了象牙塔、亭子间，或者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执干戈以卫社稷”;或者卷入逃亡流浪的人群之中，一面苟全性命于乱世，一面从事国民教育事业，以唤起更广大民众的自觉。这支文化大军的主力，已经无暇享受闲情逸致，而是时刻关注中华民族之命运，并为之呐喊。

　　最早感受到国破家亡苦痛的东北青年，怀着满腔悲愤创造出一系列优秀的文化成果。“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一首《松花江上》，集中反映了山河沦陷的痛楚，更饱含亿万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广为流传的街头剧《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激起了无数人的共鸣和义愤。国民党编印的《中国历代贤豪传》，陈安仁的《中华民族抗战史》，王敬的《中国名将传》，以及郭沫若的《虎符》、吴祖光的《正气歌》等史书史剧，点亮了无数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救亡使命感。在抗战文化的感召下，全体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热切期盼，冲破重重屏障，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

　　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人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弱国抵抗强国的侵略，想要彻底打击武器兵力占优势的敌人，必须更加充分地发挥文艺这一激励人民、发动大众的有力武器。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文化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下，建立并形成了共赴国难、一致对外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集聚了当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精英。各类抗战文艺团体组织不同类型的工作队、宣传队、漫画队和剧团，一队复一队地走向兵营、战壕、原野，使这些地方成了激励战斗意志的一线课堂，抗战话剧、抗战电影、救亡歌曲成为武装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硝烟中、战火中，国统区、沦陷区、敌后根据地，到处都兴起了抗战文化的热潮，激荡着全民抗日的呐喊与怒吼，回荡着英勇杀敌的血性与豪情。

　　只有在文化上觉醒的大众才是更有力量的大众。文化教育落后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深刻根源之一。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损失，108所高校中，80%以上被炮火毁坏，国民教育处境维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造就更多的抗战人才和民众，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中共急需“许多最好的干部”，也急需千百万群众投身于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除了建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等军事院校发展干部教育外，还通过开办识字组、识字班、读报组、半日学校、冬学等，大力发展扫盲教育和普通学校教育。在解放区，人民的文化生活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兴盛景象：村村都建有文化组织救亡室、农民剧团、扫盲学校等，使成千上万世代受压迫而与教育无缘的农村成年男女告别文盲。《解放日报》社论当时这样写道：“有些人曾认为在战争中，不可能有任何文化运动，战争来了，文化只有退位，只有逃亡。但是，今天的事实却告诉我们，包容着广大人民的冬学运动恰恰就展开在战火最炽烈、战斗最残酷的地区……”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在宣传抗战文化

　　回望这段深重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整体精神气象和中国抗战文化的繁荣发展，我们所得到的是一幅悲壮与凄怆、苦难与辉煌、觉悟与沉沦相互交织的斑斓图像。大动荡的时代刺激了抗战文化的崛起。无论是学术思潮，还是文化运动;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国民教育;无论是宗教文化，还是民俗习惯，都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血火的熔铸，使中国文化重新焕发出血性之勇，彰显出民族之志，也升华了革命之理想，复兴之图腾。就像郭沫若说的，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

　　3、抗战文化在鲜血的灌溉中与救亡图存融为一体，不断迸发出气贯长虹的英雄之气、血性之光

　　丘吉尔在二战时曾说，“不伴随力量的文化，到明天将成为灭绝的文化”。

　　抗战文化是中华民族奋起救亡的心声，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号角，激起了全民抗日的热潮，谱写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敌无比壮阔的历史篇章。当中华民族亘古以来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热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和蹂躏时，文化禁不住歌于斯哭于斯，不再浅唱低吟、漫弹风月，在血泪之中率先采取各种艺术形式，运用各种教育方法，激起中国人的强烈愤慨和深切忧患，唤醒中国人的曾经沉睡的心灵。

　　抗战文化大军是一支战斗在最前沿的生力军，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顽强抗争，既先声夺人，率先发力;又发自心声，催人奋进。“九一八”事变次日，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大道剧社”立即创作了一部反映人民抗日要求的独幕剧《乱钟》。1932年1月28日，《乱钟》在暨南大学演出，当演到日本侵占沈阳的炮声响起时，日军进攻闸北的枪声同时也响了起来。霎时，舞台上东北大学学生冲出寝室到操场上集合的情景真实再现于舞台下。2000多暨南大学的学生齐集操场，高唱起救亡歌曲，自觉发起支持国军抗战的学生运动。“一二八”第二天，众多学生民众欢送十九路军开赴战场，犹见“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4个月后，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在悼念阵亡将士时手书挽联：“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字字迸泪，足见忠勇。

　　文化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它能冲破任何屏障，摒弃一切前嫌，真正凝聚起全民族统一的抗战意志。1937年，日本侵略者燃起了全面侵华的熊熊战火，也点燃了抗战文化的熊熊烈火。这一烈火以燎原之势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也席卷了每个中国人的心灵。广大文艺工作者以“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中华民族的解放与新生”为己任，他们和全国人民融为一体，共同奏响了空前豪迈的民族解放斗争交响曲，书写了一部雄伟壮阔、激昂嘹亮的英雄史诗。在抗日烽火中，催生了一大批歌颂英雄人物和英雄业绩、彰显中华儿女奋起救亡、敢战敢胜、血性忠勇的文艺作品，有力地弘扬了民族精神，鼓舞了战斗士气。

　　丘东平的战地报告《第七连》，通过与一位身负重伤的连长谈话，记载了这支仓促拼凑且装备不良的连队，如何在上海战役中不畏牺牲、英勇杀敌的事迹。亦门发表的《从攻击到防御》，引用了一个士兵的呼喊和一个排长的日记：“抗了日死了我也就甘心了，总算当兵也当出了这样一个好结果来!”“今天我们应战了，攻击了，震动了闸北，震动了全中国，不，震动着全世界的呀!”舍身杀敌、抗战到底的自豪感跃然纸上，鼓舞人心。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它养育了炎黄子孙数千年的文明，象征着中华民族的顽强不屈的精神。1939年初，光未然从陕西宜川壶口附近东渡黄河，目睹了黄河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回延安后仅用5天便写就了大合唱歌词。冼星海看到后十分激动，欣然为之谱曲。5月11日，四部八乐章的大型声乐组歌《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公演，之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它的歌声“和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一样，从北方吼唱了起来”，这是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抗战文化在鲜血的灌溉中与现实融为一体，不断迸发出气贯长虹的英雄之气、血性之光。吴伯箫的散文《雪行三日》，记录了4个自告奋勇参加攻打晋东南沁水城的小勇士，他们半夜抢登城墙，扼死正在打盹的日本哨兵。不幸，敌人发觉后，两个孩子牺牲，两个被俘。被俘的孩子直挺着胸膛，全无畏惧，最后壮烈牺牲。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记录了一名母亲在孩子被日军屠杀后，从昏厥中醒来，又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报告文学《海上的遭遇》《冀中宋庄之战》等，记录了八路军、新四军在与日寇力量悬殊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场景，作品中悲壮而又磅礴的气势，使许多人对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凛然正气肃然起敬。

　　文化是现实之光。抗战文化以及其唤醒的中华儿女的血性忠勇，迸发为强大现实力量，重新铸就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4、抗战文化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景象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一面旗帜。在中国抗战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斗争和文化运动，对抗战的宣传和鼓舞、支持和推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最终取得胜利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深厚的民众基础。

　　先进的政党才能建设和发展先进的文化。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和官员的贪污腐化，使之不可能成为先进文化建设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发展先进抗战文化的重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为发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文化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文化的新篇，由此开启。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正是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把发展抗战文化“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领导和发起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翻开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光辉一页。

　　抗战文化的主流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在文艺作品中，既有歌颂抗日根据地的优秀小说、戏剧、歌曲、美术作品，也有描绘国民党战场的小说、电影、报告文学、诗歌;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不仅宣扬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实，而且宣扬国民党抗日军队英勇抗战的事实。《新华日报》发表的《踏进台儿庄》《台儿庄血战速写》《湘北会战回忆》等通讯高度赞扬了国民党军队抗战的英勇事迹。张自忠殉国后，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他的抗战功勋，毛泽东、周恩来分别题写了“尽忠报国”“为国捐躯”的挽词。

　　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思想和政策在文化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既团结了一切支持进步文化的力量，又转化为了全民抗战的现实力量，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1937年的《解放日报》有这样一段评述：延安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今天看来，该评述中肯恰当、永载史册且光芒依旧。

　　5、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但抗战文化遗产却不会消失，只会历久弥新

　　“千载下读之，犹凛然有生气焉。”抗战文化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精神财富，不仅激发了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而且是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历史再一次昭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伟大的抗战文化，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巨大力量。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但抗战文化遗产却不会消失，只会历久弥新。她将特殊时空锻造的民族精神凝固成型，给后人留下真切可感的历史场面和历史精神，成为矗立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不朽精神丰碑。

　　今天，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但当今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我国安全和发展形势更趋复杂，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增多。虽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但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我们的渗透和破坏。

　　遗忘就意味着毁灭。今天世界霸权主义的阴霾不散，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已经在向我们敲响警钟。潜流之下，暗潮涌动。“看不见的敌人”“无形的刀子”，有时比明火执仗的对手更加可怕、更加危险。有的敌对势力妄图在中国搞“颜色革命”“政治转基因”，并且宣称“独立思考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我们要让这种稀缺资源变得更加罕见，直到完全无影无踪”。这是一场文化思想之战，虽然不动刀枪、不见硝烟，却也异常惨烈残酷，实质上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若不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和战略定力，若没有自觉自新自强自信的民族意识与敌对势力相对抗，后果将不堪设想。

　　和平是军队存在价值的彰显，但沉醉于和平、忘忧于和平则是军队最大的敌人。军人一旦丧失忧患意识、血性精神，沉迷于享乐之风、奢靡之风，就等于自毁长城。在当今时代条件下，伟大的抗战文化精神，对于打造强军文化，加强战斗精神培育，塑造中国心、民族魂、强军志，仍然具有深远的价值和意义。

　　抗日战争的烽火已然远逝，但战争留给人们的记忆仍刻骨铭心;救亡图存的任务虽已完成，但民族复兴的事业仍任重道远。历史是现实的向导，现实是历史的升华。抗日战争孕育出的伟大抗战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历经苦难而凝结成的灿烂之花、辉煌之果，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宝贵的精神财富。

　　70年过去了，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那硝烟中的呐喊，正穿透层层迷雾，如黄钟大吕一般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今天，我们纪念抗战、缅怀先烈，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抗战文化精神，从那段凝重的历史中汲取伟大的精神力量，从那场悲壮的奋斗中获得深刻的警示与启迪，从而自觉肩负起强国强军的历史使命。这便是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