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
巴金的这篇《做一个战士》,可以视为中国“文人抗战”的写照。在13日晚举行的“做一个战士----中国作家抗战诗文朗读会”上,数位抗战时期知名作家的后人、与社会各界人士一起,以朗读会的形式举办了一场纪念活动。诵读了包括巴金、茅盾、靳以等19位作家和诗人的作品。
巴金
“上海的文化战线在当时是非常突出的。”作家靳以的女儿章洁思告诉中新社记者。章洁思朗诵了靳以的诗作《他们是五百个》,以此表达对父亲、对上海抗战文化的致敬。
靳以是巴金、曹禺的好友,抗战时期活跃的诗人,并与巴金共同创办《收获》杂志。《他们是五百个》以“八一三”淞沪抗战为背景,创作于1937年9月28日,就在前一天,靳以写出了自己的另一名作《我的家乡》。
章洁思说,那段时间正是父亲创作的喷发期。在1930年代,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的文学创作在上海已经渐成气候,抗战爆发后更是掀起一阵“笔作投枪”的高潮。在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中,一大批作家和诗人奔走于烽火之中,以坚强的意志和火一样的热情,为民族争取自由与正义而创作。他们揭露敌人的罪行,激发同胞的勇气,成为一股强大的“文人抗战”力量。在“八一三”后,许多救亡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包括邹韬奋主编的《抗战》、胡风《七月》、郑振铎《救亡日报》等,至淞沪会战结束,救亡刊物达53种,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掀起一阵报刊热。
“上海抗战文化的繁荣,是多方面合力的结果。这种活跃和繁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阵营中,也都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法国、捷克、波兰、匈牙利、苏联等,都以文学艺术的兴荣闻名于世,但在整个二战期间,在这些国家的德占区中,没有一座城市出现过像上海一样规模宏大、长期坚持、成果丰硕、影响广泛的抗敌文化运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陈青生如此认为。
文化界的抱团取暖,形成上海有规模的文化战线。上海漫画界救亡会派出以叶浅予、张乐平领衔的漫画宣传队,冒着日军的轰炸进行抗战宣传,在南京举办的“抗战漫画展”观者达数万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动员50多个会员团体,组成共2000多人的百余支宣传队分赴各地,并且同上海各界抗战后援会等几十个团体发动“保卫大上海”运动。在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等的组织下,一大批表现抗战救亡的作品被搬上舞台和银幕。夏衍等人集体创作了《保卫卢沟桥》、于伶创作了《皇军的伟绩》等,上海话剧协会先后成立13支救亡演剧队,长途跋涉开展抗日宣传,袁牧之、贺绿汀等组成战地移动演剧队,奔赴前线出演。《木兰从军》、《乱世风光》、《孔夫子》等影片通过多种形式展现民族气节和斗争精神,隐晦地表达抗日主题,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抵御侵略的决心。“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电影界还与香港爱国人士合作拍摄进步粤语片,《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等都名噪一时。
在上海群众艺术馆正在举行的“抗战珍存”上海市民史料实物收藏展中,存世稀有的第一版《国歌》唱片十分引人瞩目。泛黄的唱片封套上,有百代公司的金鸡标志,编号34848b,这是上海轻音乐团团长褚保杰的私藏。首版唱片中的《义勇军进行曲》配乐很简单,演唱也少技巧,但穿越岁月的声音,唱出了国家生死存亡之时民众奋起反抗的爱国情怀。“这首歌的曲子最早是从东北义勇军中传出来的,经过聂耳田汉的重新作词编曲,由上海传到全国,流传至今。”褚保杰感慨道。
据介绍,音乐和歌咏活动是上海抗战文化战线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翼。除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保卫华北》等歌曲也从上海流出,传唱于烽火连天的中华大地,或豪迈、或悲壮、或激昂,唱出了民族的危亡,唱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悲壮,也唱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最强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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