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剧场当做战场——桂林抗日文化运动
来源：广西新闻网   2019-11-12 16:40:08

　　在一次桂林抗战文化公演中，一位16岁的少年在致词时说：“我们是一群不愿做小奴隶的孩子，我们是一群流浪儿……我们爱演戏，爱唱歌，虽然能力薄弱，虽然不能上火线和鬼子拼，但尽我们力量做后方工作。”这就是活跃桂林文化城的抗日小战士。

　　欧阳予倩与桂剧学员合影、桂剧《花木兰》的道具。

　　1939年冬，日军从钦州、防城登陆入侵广西，昆仑关激战，前线告急。11月29日晚，各儿童团体联合抗宣一队，举行了一次轰动桂林全城的街头宣传，十字路口挤满了观众，被围得水泄不通，小朋友们的快板和相声，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除了在桂林城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外，儿童团还深入到桂林郊区、兴安，以及柳州等地开展宣传活动，提高了当地群众的抗战热情，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前线。

　　剧宣四队演出的《蜕变》、九队演出的《愁城记》剧照。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兴起，主要受全国抗战政治环境影响。当时，多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造成抗战文化中心几度迁移。由于广州、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内迁，国统区抗日文化中心转移至西南，重庆和桂林便承担起抗战文化中心的任务。而桂林因连接西南、华东、华中、华南的交通枢纽，军事战略地位日益重要，成为沦陷区人员疏散的主要地区之一，人口也由原来的7万人猛增到高峰时期的50万人。

　　剧宣九队演员在演出话剧《胜利进行曲》、《旧家》之前进行化妆。

　　当时的桂林“文人荟萃，书店林立，新作迭出，好戏连台。”先后在桂林活动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共有1000多人。许多重要的作品在这里展出，许多重要话剧在这里第一次上演和发表;出版和发行的书刊，在全国称得上第一。一大批文化界名人以发自内心的民族情感，投身于抗战事业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活跃在桂林的中国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核心力量。他们兴办各项进步文化事业，走向街头、走向农村、走进工厂，进行演讲，举办画展，从事文化创作，利用演讲、传单、标语、墙报、画刊、戏剧、歌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进行抗日文化宣传，掀起了桂林抗战文化的高潮。千人歌曲大合唱，万人火炬歌咏大游行群众性的歌咏会、诗歌朗诵会、街头诗一波接一波。“救亡”“抗战”“保卫祖国”成为时代的呼声。

　　参加西南剧展的人员在座谈。

　　为支援、鼓舞在衡阳抗日作战的士兵，在桂林参加西南剧展的进步文化人士，在 1945 年 6 月 18 日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国旗献金大游行”。初阳画院的画家们高举着“保卫大西南”的标语和大幅漫画为队伍开路，紧接着便是由李济深、龙积之、李任仁、柳亚子等人组成的乘坐宣传车的长老团，再接着是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和桂林培仁小学的几十名代表牵执着的一面国旗,最后是留桂的戏剧工作者。

　　西南剧展期间，在桂平的平剧工作者联合演出的平剧《太平天国》剧照之一。桂柳四维平剧社暨儿童训练班参加西南剧展茶话会留影纪念。

　　一路上，长老团不辞劳苦，向市民作宣传，文化人高呼口号，齐唱抗战歌曲。为配合这次游行活动，桂林各报刊相继发表了一批社论和报道，各主要街头还设立了献金点。献金活动持续 3 天。结束后，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工作队，由田汉、陈残云带队奔赴兴安、全州前线，继续开展“国旗献金大游行”。游行共募捐 400 万元，一部分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转给八路军、新四军，另一部分送湘桂前线慰劳军队。

　　西南剧展会歌、会徽。

　　早在70年前，桂林曾成为中国抗战戏剧之城。抗战时期，戏剧活动最活跃、影响最大。据1942年出版的《桂林市指南》记载，1941年，桂林有三个平剧(京剧)院、两个桂剧院、一个湘剧院和一个粤剧院，平均每天观众在两万人左右。“华灯初上，各院均满坑满谷，坐满了人们，观赏台上的艺事，以谋精神上的调剂。”在桂的文化工作者“把舞台当做炮台，把剧场当做战场”，通过这样的表现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宣传爱国主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1944年4月25日至5月19日举行的西南剧展，规模宏大，盛况空前。演出包括话剧、平剧、桂剧、歌剧，还有少数民族歌舞，傀儡戏，马戏等，总计170场，观众达10万多人次。西南剧展高举抗日、民主、进步、团结的旗帜，推动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显示了强烈的抗战文化精神，把桂林抗日文化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处长、研究员刘绍卫讲述 见习记者黄菁菁整理 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