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里的4家《抗战日报》
来源：周国忠   2022-07-15 15:34:13

　　一般而言，一个报刊名称对应着一家报刊社，我们平常所说的某某报刊社，都具有专指性、唯一性的特征。但在特殊的战争年代，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也可能出现多家报刊社共用一个名称的情况，比如抗战时期文化战线上就出现过《民报》12种、《中央日报》9种、《民国日报》和《国民日报》8种、《阵中日报》6种、《扫荡报》5种等百花齐放的局面。考察这一时期的报刊名称，如果不加说明，就可能犯表述上的错误。比如，某作者在提到鲁西北的《抗战日报》时说，“毛泽东曾为该报题写报头”。其实，该报的报头由总编辑齐燕铭题写。毛泽东题写报头的“抗战日报”则专指中共晋绥分局主办的机关报《抗战日报》。笔者以“抗战日报”为检索词，检索CNKI总库显示的最新记录共有55条，筛选这些信息，并比照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的相关记载，结果显示，抗战时期创办的《抗战日报》共有4家。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应忘记烽火岁月里这4家扛起救亡大旗的报纸。

　　一

　　第1家是中共鲁西北特委创办的机关报《抗战日报》(前身为《山东人》，创办于1937年10月，同年12月改名)。1938年5月1日，在国民党爱国将领范筑先(其时兼任山东第六区聊城专员)的大力支持下，中共鲁西北特委决定把已办了半年多的油印版的《抗战日报》改为四开四版的铅印新闻报。改版后的报纸虽然是一份地方性的报纸，但在烽火狼烟的鲁西北依然扛起民族救亡的大旗，前三版既有国内的重要新闻，也有来自前线记者或通讯员采写的稿件，详细记载了鲁西北历次血战的惨烈局面。第四版是国际新闻与社论，并辟有“名词解释”、“人物介绍”等专栏。报社班子成员由中共鲁西北特委推荐，经范筑先将军任命，社长为申仲铭，总编辑由写过《中国文学史略》、《中国戏剧源流》等著作，且领导学生参加过“一二·九”爱国运动的青年才俊齐燕铭担任。社址租用聊城真光照相馆，该照相馆位于聊城县(今东昌府区)古城光岳楼西100米路南。

　　《抗战日报》的办刊宗旨是“建设抗战文化，肃清汉奸言论”。该报在铅印版发刊词《建立游击区文化中心》一文中进一步阐述：“我们主张坚持抗战，坚持精诚团结，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抗日，巩固与扩大鲁西北游击区抗战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真正的最后胜利!”改版后，报纸的初始印数约1000份，随着印刷设备的改善，印数逐渐增加到5000份，高峰时曾达到7000多份。该报靠各县和30多个游击支队的政治机关发行到全区。其中一部分经不同渠道发到大后方，大后方的读者见到出版的《抗战日报》，认为是奇迹。1938年11月，范长江主编的《新闻记者》月刊(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机关刊物)专门刊登了一篇文章——《敌人后方的报纸》，称赞“那里的报人在配合广大游击队在作战”。该文还说“我们佩服这种办游击报的精神，更希望多发现一些。也许将来这些报纸的价值，在伦敦，在巴黎将以英镑、法郎来交换呢。这是我们伟大斗争的最实在的记录”。此外，这份报纸还刊登过不少重要文章，如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叶剑英的《论目前战局——注意敌人沿江跃进》、徐向前的《论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等。1938年11月14日，聊城沦陷，《抗战日报》被迫停刊，铅印版累计出刊210期，为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作了充分的舆论铺垫。

　　二

　　第2家是中共地下党员田汉、廖沫沙等人在长沙创办的统一战线报《抗战日报》。抗战全面爆发后，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回到老家湖南长沙继续从事宣传抗战的文艺工作，在周恩来、徐特立等人的关心和指示下，又一份《抗战日报》在田汉等人的精心筹备下于1938年1月28日在长沙皇仓坪的一家电影院楼上诞生了。选择1月28日作为《抗战日报》正式创刊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一天是“一·二八”淞沪抗战6周年纪念日。在报纸的创刊号上，田汉写的《张治中将军印象记》在头版刊出，文中追忆了他参加上海抗战文化慰问演出时，在前线见到张治中将军及此后的情况，热情讴歌了张治中率部积极支援抗战的功绩。张治中当时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田汉所写文章的政治用意是想争取并期待张治中以民族大义为重，将抗战进行到底，也希望报纸能够在长沙立足且公开合法化。报头“抗战日报”四个字从右到左横列，由田汉题写。报纸为四开四版，每期可容纳约17000字的篇幅。第一版刊登抗战要闻或社论、“来论”(通讯员写来的重要言论稿件)，其他版面的稿件大都出自自由投稿者。徐特立、郭沫若、老舍等著名人士也多次为报纸提供稿件。报纸的中缝有时还插有广告和结婚启事，令人耳目一新。不少读者评论该报：图文并茂，丰富多彩。

　　创刊不久，田汉因工作需要，调往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艺术宣传工作，报纸的编务工作由廖沫沙负责。《抗战日报》因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版式多样，在当地报刊中异军突起，当时有北“新华”(指《新华日报》)南“抗战”(指《抗战日报》)之说。然而时事艰难，1938年7月之后，长沙时不时遭到日寇的野蛮轰炸，《抗战日报》被迫休刊。同年12月底，《抗战日报》在湘西沅陵复刊(当时沅陵因地理位置优越成了湖南的战时首府)，社址在沅陵郊外的马坊界1号民房周举仁家(现为沅陵县文物保护单位)。蒋寿世担任复刊后的社长，主编则由富有办刊经验的廖沫沙、周立波先后担纲。据廖沫沙回忆，当时在报社长期当志愿者的还有南开大学黄仁宇(后赴美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著作)和来自朝鲜的安炳武。《抗战日报》复刊出版后，继续扛起救亡的大旗，在沅陵刮起了热血抗日的舆论旋风，尽管受到一些阻力，但大家办报的热情始终有增无减。周立波(当时兼任中共沅陵县委宣传部长)常鼓励大家说：“《抗战日报》是奉了周恩来同志指示，从长沙迁到沅陵来的，它不仅仅是一张报纸，更为重要的，它是共产党团结广大民众，坚持抗战的一个窗口，它多存在一天，就多在湘西播洒一片抗战救亡的种子。”然而，1939年6月，《抗战日报》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当月16日再次被迫停刊，以后再也没有出刊。尽管存在时间短暂，但这份报纸在宣传积极抗日思想、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第3家是湖北房县抗战动员委员会主办的《抗战日报》。笔者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1938年春，在交通闭塞的湖北房县也创办过一份《抗战日报》，据曾担任该报主编的张云冕在《记房县〈抗战日报〉》(《湖北文史》2009年第1期)一文中回忆“报纸发行之初，日销200份左右，订阅户主要为城关、下店镇、青峰、大木等镇市，后来发行量增到400份左右，发行区域扩展到郧县(当时八区专署所在地)、竹山县等地……抗战宣传，不可避免地要揭露阻碍抗战的社会黑暗面，当时封建势力把持下的房县，也就决定了《抗战日报》在工作上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不怕阻力甚至承担风险地进行斗争”。1939年8月，该报被迫停刊。遗憾的是，笔者花费大量时间搜索了国内主要数据库、网络上的信息，并检索了湖北及省外多家图书馆的馆藏资源，最终却没有获得这份报纸的相关收藏记录，期待能有更多的知情人士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四

　　第4家是中共晋绥分局主办的机关报《抗战日报》。该报创始于纪念九一八事变9周年之际，社址在山西兴县石楞子村，社长由中共晋绥边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兼任，赵石宾任总编辑。该报为四开四版，是晋西北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份铅印报纸。时任晋绥边区司令员的贺龙为《抗战日报》创刊题词：“人民呼声。”该报初始为周报，后改为周双刊、周三刊、隔日刊，1944年9月18日正式成为日报，印数最多时达15000份。在创刊两周年时，贺龙为该报题词：“《抗战日报》犹如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广布新民主主义光华，团结着晋西北的群众奋斗前进。”同年10月，中共晋绥分局作出了《关于〈抗战日报〉工作的决定》，指出“《抗战日报》是晋绥辖区600万人民的报纸，是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喉舌，是体现党和政府一切政策的有力工具，是反映人民生活和要求的镜子，是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晋绥分局决定于1946年7月1日将该报改名为《晋绥日报》。毛泽东对这份报纸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3次为这份报纸题词或题写报头，2次对如何提高办报质量作了具体指示。第一次是1944年12月20日，他说：“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到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及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于新华社的文章，有些应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本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去地方性的指导意义。”1948年4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些都已成为研究抗战史和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史料。

　　回顾这4家报纸虽然创办历程不同，持续时间也不长，但都以民族救亡为己任，在烽火岁月里克服重重困难，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积极扛起抗日救亡的大旗。报社同仁或工友有的冒着生命危险去采购物资，采写通讯，发送报纸，有的因积劳成疾，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如晋绥版总编辑赵石宾殉职时年仅27岁。这些文化战士和前线的烈士一样，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值得永远铭记。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文献信息论坛》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