靓丽的红色记忆—— 一部由地下党员编印的诗集《诗与木刻》
来源：贵州政协报   2022-09-22 14:47:38

　　石仲达(?-1971)，原名石俊民，生于四川，中共党员，喜诗文创作，1944年到绥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在洋川小学、县民众教育馆从业，同时兼绥阳中学教师。曾担任中共绥阳特支宣传委员、中共绥阳县委宣传委员。1946年8月，因工作需要转移到重庆江北人和民众教育馆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重庆江北县委副书记、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总支书记等职。

　　1944年初，石仲达受组织委派来到贵州绥阳。这年2月，石仲达与先期到达绥阳的地下党员温凯廷和张群英三人，在县城成立“中共绥阳特支”。温凯廷任书记，张群英任组织委员，石仲达任宣传委员。通过温凯廷的介绍，石仲达在洋川标小教书，不久还兼任了绥阳民教馆的教导主任。

　　在民教馆，石仲达遇到了喜欢木刻的知识青年郑畸石。郑畸石是1944年从桂林逃难到贵州后到民教馆工作的。两人隔壁而居，经常一起讨论时势。石仲达知识广博，爱好文学，常写新诗，在诗中表达对时势的感慨，而郑也常用绘画的形式表现时局。相近的爱好和共同的观点，使二人萌生了刊印一本《诗与木刻》诗集的想法。经过充分准备，1944年5月，两人以民教馆的名义，刊印了一本《诗与木刻》。选录石仲达诗歌10首，郑畸石木刻画10幅，共发行200册，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诗与木刻》序言道出了编印诗集的目的：“抗战以来，作家们以笔报国，新艺术的各部门，都配合着时代而有惊人的进展。但在这偏僻的角落，文化活动似乎还没有抽芽，开花结果，更无论矣。此时此地而《诗与木刻》出现，是有着‘拓荒’一样的作用，实在颇值得欣慰而推许的。”

　　诗集中第一首诗《新生代》，配着一个少年手中高举燃烧火炬的图画，表达了作者对培养新生代的渴望，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诗《播种者》，配着一个教师左手举着教材给学生们讲课的图画，表达了作者希望通过该书，播下革命种子的强烈愿望。诗中写道：“这蔟刚从希望的种子里/新抽出的幼芽/虽然在他们的形色/添染着苍光和病状/但他们却都有一颗/比青年还年轻的心/……/我祝福这些辛耕勤种的播种者/他们为‘抗战’丰收了谷米。”

　　石仲达和郑畸石经常教育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诗《插秧》，配着一幅农民在稻田里插秧的图画，淋漓尽致的表达了这一主题。诗中写道：“四月的田野/一片生命的绿色里/无数灰色的背影/起伏在荡漾的银波上/安排无数的生命于适当的地方//秧在手里/歌在喉头/脚在水田里抵起金色的泥流。”

　　诗《逃亡》，配着一幅让人惊心动魄的逃亡图。诗《轰炸后》，配着同胞因轰炸而死亡的图。画面中，祖国的田园和村庄被日寇的炸弹燃烧起漫天烽火，烈焰腾空，难民们在一片火海中逃亡。作者显然是为了号召人们为了自由而起来反抗，前进。诗中写道：“残缺了的墙垣和露台/是他们旅途上的宿营地/在炮火里失掉了家园/终于驮负着苦难的命运/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行进 行进/在祖国的土地上/向着自由 向着光。”

　　诗集的最后一首诗《到前线去》，配着一幅军人图画，表达了作者希望到前线直接参加反抗侵略的强烈愿望。全诗写道：“朋友 莫怨我情薄/莫说我是个冷酷的人/我有爱 我也有超越爱的恨/而今我爱的祖国需要我/战斗的号角向我召唤/我不能久伏在后方/我要去前线/去前线安慰/那些倒下又站起来的伙伴/我要把人们的憎恨/装进枪膛的子弹里/对准敌人扫放/我的血/我的生命/让它永远在战斗闪映。”

　　《诗与木刻》的出版，使石仲达和郑畸石在绥阳的上层人物和青年学生中的影响不断增加，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怀疑和注意。不久，根据组织安排，石仲达从绥阳撤离。已在绥阳县枧坝小学担任校长职务的中共绥阳特支书记温凯廷，设法将郑畸石调入枧坝小学教书。1949年初，经过上级同意，温凯廷将郑畸石、魏萍二人发展入了党。

　　有人说，“诗是无形画，画乃无声诗”。《诗与木刻》篇篇配画，页页有诗。10幅木刻画非常紧密的契合了诗的内容和主题，增强了诗集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该诗集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革命宣传动员作用，即使在今天，在有着中国诗乡之称的绥阳，仍然有着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它不仅增添了绥阳诗歌的历史厚重感，为这个革命老区丰富了党史的内容，增添了靓丽的红色记忆，更为我们研究黔北地下党组织革命活动历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