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周立波的文学创作
来源：团结报   2022-09-22 15:07:58

延安鲁艺桥儿沟校址

《暴风骤雨》

   　阅读提要

　　周立波自1934年加入左联后，撰写了多篇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立波先是到华北前线做战地记者，兼任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翻译，写了许多报告文学作品。1939年年末，周立波到了延安，担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写下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作品。

　　开展文学翻译与文学评论

　　九一八事变后的十多年间，周立波撰写了《文艺的特性》《文学的永久性》《怎样读小说》《观察》《文学中的典型人物》等文学论文。在《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一文中，他赞扬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是中国新文学中的第一个“伟大的典型”。他批驳了有人对鲁迅杂文的菲薄，认为鲁迅的杂文和短论“有很大的改革现实的作用”。鲁迅逝世后，周立波发表了《无可言喻的悲哀》一文，赞扬鲁迅是“中国反封建反帝斗争的最强韧的骁将”，深切哀悼鲁迅的逝世。在《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等文章中，周立波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张天翼、靳以、沈起予、沙汀、艾芜、夏衍、欧阳山、丽尼、齐同、屈轶、芦焚、蒋牧肖、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陈荒煤、舒群、宋之的、罗烽、姚雪垠、王西彦、吴奚如、刘白羽等人的作品进行了论述。

　　周立波自1934年加入左联后，撰写了多篇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如《关于“国防文学”》《我们也来谈谈“国防文学”和“国难文学”》《“国防文学”和民族性》《非常时期的文学研究纲领》《怎样使国防戏剧运动深入民间》《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发展》等。他于1963年在《亭子间》里回忆左联：“‘左联’是我热爱的一个文学团体。鲁迅是它的旗手;胡也频、柔石、殷夫等五位作家的鲜血染红了它的首页……我只想就文学问题谈点个人的意见。记得左联的刊物曾经讨论文艺大众化，但是没有得出切实可行的结论;而关于文艺的方向，创作的源泉，作家深入群众的活动以及普及和提高等等一系列问题，他都没有提出来处理。这些根本性的问题，直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以后才能获得真正的、正确的解决。”(岳瑟：《鲁艺漫忆》，程远主编：《延安作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这一期间，周立波在上海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他在报刊上介绍过日本、波兰、西班牙的文学概况，写过许多评介、纪念文章，向我国读者介绍了苏联高尔基，俄国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法国左拉、巴比塞、罗曼·罗兰，美国马克·吐温，德国歌德，英国萧伯纳、爱尔兰詹姆斯·乔易斯，西班牙卡摩因西，古巴雷吉罗·彼德罗沙等著名作家。他的文学论文，涉及法国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俄国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果戈理，挪威易卜生，英国莎士比亚，苏联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拉菲摩维支等作家的作品和创作经验。周立波在上海期间，还翻译了美国马克·吐温的小说《驰名的跳蛙》，巴西洛巴多的小说《贵客》，爱尔兰詹姆斯·乔易斯的小说《寄宿舍》，俄国普希金的小说《杜布洛夫斯基》。苏联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捷克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

　　在文学批评方面，周立波有选择地对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沙汀、艾芜、张天翼、萧军、萧红、舒群、罗烽、宋之的、陈荒煤、端木蕻良的作品进行评论。他在《非常时期的文学研究纲领》一文中指出：“‘国防文学’意识的提出，虽是在最近，可是，它的实践早就有过的。一·二八战争，产生了茅盾的《右第二章》，李辉英、张天翼等人的小说，白薇、李健吾诸人的脚本，史铁儿诸人的诗。东北义勇军的抗战，产生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南中国的外侮，产生了艾芜的《南国之夜》里的短篇。”

　　周立波在《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文学综论中指出，包括“游击队的斗争生活，塞外的风沙，华北农村的苦况，一天一天破烂了的长江的忧郁，南国的寂寞，女性的苦难，学生救亡爱国的热忱，工人的凄苦，以及万里长远的西征的英雄的业迹等”，这些真实反映1936年的文学创作值得赞誉。而对于那些过去真实描写过现实，而现在却写出与急剧变化的现实产生距离的作品，周立波则给予委婉的批评，忠告把握现实的创作才是最需要的。如肯定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内容的现实真实性，同时批评作家其他作品中的色情描写。

　　报道抗日战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立波先是到华北前线做战地记者，兼任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翻译。同年10月、11月，他们两次采访了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同志，周立波写成《彭德怀将军论抗战形势》一文。

　　1937年年底，周立波被指派陪同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伊凡斯·卡尔逊上尉去晋察冀边区访问，他们行程50多天，历尽千辛万苦，走了2500多里路，访问了晋东北、晋察冀边区和晋西北的广大地区，先后访问了八路军将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贺龙、徐海东、陈赓、王震等，耳闻目睹了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抵抗日军的许多动人事迹。

　　1938年2月末，周立波离开山西南下去武汉写作。在武汉，他整理自己在华北前线的采访记录，写了许多报告文学作品，有的先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都收集在《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两书中，1938年6月分别在汉口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和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胡光凡、李华盛：《周立波传略》，《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1938年11月上旬，周恩来在八路军长沙办事处接见了周立波，派他和廖沫沙、欧阳山等到湖南沅陵去恢复《抗战日报》。《抗战日报》于1939元旦前夕在沅陵复刊后，努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转载了毛泽东《论新阶段》等重要文章。

　　1939年4月，周恩来从桂林电告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要周立波去桂林工作。周立波在去桂林前，以《抗战日报》记者的身份到湘西各地走访，详细地了解湘西苗民的生活、习俗和历史情况，后来在桂林和延安写了《湘西行》《雾里的湘西》《湘西苗民的过去和风俗》等散文与报告文学，并在报刊发表。

　　1939年5月，周立波来到桂林《抗战日报》工作，他在桂林工作的半年多时间，完成了苏联报告文学集《白海运河》一书的翻译，约40万字。

　　讲授“名著选读” 开展小说创作

　　1939年年末，周立波到了延安，担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他讲授“名著选读”，讲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果戈理、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梅里美、歌德等，系统介绍了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名著。同时，也讲高尔基、法捷耶夫等苏联作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以及《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同学们欢迎。

　　周立波为了讲课，在粗糙的马兰草纸和油光纸上密密麻麻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讲课提纲。他讲课细致入微，分析作家作品条理清晰，如分别论述和评价了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和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他在鲁艺享有很高的声誉。

　　1940年1月，周立波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后又被增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1941年6月6日，周立波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牛》，这是他的第一部写农村生活的小说。此后，他又发表了《麻雀》《第一夜》《夏天的晚上——铁门里的一个片段》《阿金的病》《纪念》这五篇短篇小说。这五篇小说结集出版时名为《铁门里》。

　　《牛》以延安50里外碾庄农村母牛产小牛的生活见闻为小说素材和基本内容。虽然题材与《麻雀》等作品迥然有别，但艺术特点相似：视角独特，结构巧妙，笔触细腻，着力于感觉、情绪和心理的描写与挖掘，善于营造气氛和意境，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浓郁的抒情色彩。

　　周立波认为，他初到延安时，亦有文学创作的困惑和不熟悉陕北语言的困难。他创作《牛》和《麻雀》，虽然视角独特，构思细腻，但由于不熟悉经过了土地革命后的新农民与农村生活，只能写自己过去经历的东西，“有人要我写乡下的时候，我只能写写牛生小牛的事情，对于动人的生产运动、运盐和纳公粮的大事，我都不能写”;“在心理上，强调了语言的困难，以为只有北方人才适宜写北方，因为他们最懂得这里的语言。一个南方人来表现这里的生活，首先碰到的就是语言的困难。这是事实，但这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只要能努力。夸大语言的困难，是躲懒的借口。”

　　周立波的小说《麻雀》发表后，作家雪苇认为：“《麻雀》的吸引人之处，不在他的人物(因为这里没有展开人物性格的描写)，而是作家给予这故事上的浓厚的抒情气氛和微妙的表现手腕。作者确实是‘善于抒情’的。”

　　周立波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延安整风后，总结自己在整风前“阅读了许多西洋古典的作品，不知不觉之间对这些东西有些迷惑”，而“漠视了比古典作品所反映的内容要雄伟得多的眼前的工农兵的斗争的现实”。那时，他“也曾经到过延安的乡下，但没有和农民打成一片，对农民的语言、生活和劳动，不懂和不熟”。通过延安整风，他深刻认识到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的严重性，下定决心，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工农兵群众中去，“在火热的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己、丰富自己和提高自己”。抗战后期，周立波写过《秧歌的艺术性》等评论文章，报告文学《夜涉》，报告文学集《南下记》和《万里征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