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扬民族精神 奋发民众情绪——战时大后方的抗战歌曲
来源： 中国档案报   2022-10-07 15:39:23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无数中华儿女奋起抵抗，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历史序幕。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值此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5周年之际，本报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特别推出《牢记历史 珍爱和平》专栏，依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珍贵档案，“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抗战歌曲点燃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热情的火种，鼓舞抗战军民克服困难、血战到底;川军将领王铭章，“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血洒山东滕县;中国电影界的“银色战士”，以电影为武器，不遗余力争取民族独立，坚持抗战到底;北平高校师生义无反顾投身抗日救亡洪流，或投笔从戎奔赴前线，或苦撑危局，读书不忘救国;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牢记历史，是为了警示未来，坚定不移维护和平。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一首《松花江上》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抗日战争时期，承受着苦难的中华民族发出了怒吼，一首首不朽的抗战歌曲在血与火中诞生，激励着中华儿女同日寇血战到底。

　　“裨益匪浅”作为宣传手段的抗战歌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有识之士认识到“在现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对于激扬民族精神，奋发民众情绪，谁都认为最重要的”。在民族危亡之际，音乐的力量得到彰显，“现在要强烈的奋发民众情绪，先要鼓励民众内心的修养。这内心的修养，就是音乐的原动力”。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呼吁国民政府征集抗战歌曲，因为只有“抗战的歌声愈扩大，杀敌的精神愈勇敢”。

　　1938年4月初至8月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做了大量有关抗战音乐方面的工作。他们不仅制作抗战歌曲27首，搜集民歌数十首，还联合武汉各歌咏团体进行街头歌咏、慰劳伤兵、慰问难民等活动。1939年4月，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致函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任职的李抱忱，请其搜集抗战以来歌曲发展情形，包括各种最新抗战歌曲(附曲谱)，撰成1万至2万字的英文稿，以便向国际宣传。数月后，李抱忱秉持“流行”与“优良”并重的原则，最终选出11首歌曲。他邀集同人翻译歌词，编辑成册，定名为《中国抗战歌曲集》(China’s Patriots Sing)在香港出版。该书出版后，宣传效果显著，国际宣传处赞其“流传海内外，友邦人士咸得藉觇我蓬勃激昂之民气，而愈增其亲善敬仰之情，裨益国际宣传实非浅鲜”。

李抱忱编《中国抗战歌曲集》前言的最后修改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难合需要”抗战歌曲的征集及审定

　　国民政府的相关机构除了组织音乐家创作抗战歌曲外，亦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并得到各界民众的积极响应。

　　1939年3月，四川籍人士秦光银向政治部呈送所编《抗战歌谣》。在呈文中，他称抗战以来，“知国民之义务，既愧不能荷枪前线，手刃顽寇，在后方亦应贡献一己之长，为国努力，故自卢宛事变之后，即着手编写通俗文艺，以期唤醒同胞，共负抗战建国之大任”。进入第二期抗战后，“本政治重于军事，宣传重于教育之旨，根据二期抗战宣传纲要，着手编写《抗战歌谣》”。时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审核后认为秦光银所编《抗战歌谣》“颇具民谣之风格，拟选用四十六首，代为印行，在渝印四千册，并在桂林、天水、上饶三地各印二千册，以广宣传”。

　　对于不合用的抗战歌曲，审核机构也会明确回绝。1939年2月，教育部咨送国民政府四川省政府，就四川省音乐家陈厚庵寄送的《救亡勇武乐歌》一书回复意见，认为“全书诸曲，千篇一律，激昂慷慨之情绪，尤感缺乏，难合抗战需要”，故不予采用。

　　应抗战所需，审核机构除对新创作的抗战歌曲进行审定外，亦对已在社会上流行的歌曲进行审定。如《松花江上》就曾遭遇改名、修正歌词风波。《松花江上》原名为《流亡曲》，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已广为传唱。1939年4月，曾在教育部任职的周永楠呈请禁唱《流亡曲》，认为“其词虽间有可取，然其歌谱则萎靡不振，凄楚动人，民族精神不但丝毫未能表现，而其退缩、失望、流亡、太息、无能之态，整个流露于词谱之中，实属有失爱国抗战之旨”。因而请求军政、内政、教育三部饬令各地军民“一体严予禁止歌唱，以振军民抗战之气”。政治部审定后，虽不赞同禁止，但认为“该曲谱调部分，实有过分伤感之处，确难激励军民志气”，便请教育部加以修正歌词。最终，由教育部将曲名改为《松花江上三部曲》，原曲作为第一部“离家”，另增“抗战”“胜利”两部分重新印行。

　　“不绝于耳”抗战歌曲的流行及特点

　　中国现代书画家丰子恺注意到，“抗战以来，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文学原也发达，但是没有声音，只是静静地躺在书铺里，待人去访问。演戏原也发达，但是限于时地，只有一时间一地点的人可以享受。至于造型艺术(绘画雕塑之类)，也受着与上述两者相同的限制，未能普遍发展。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而音乐当中，尤以抗战歌曲的发展最为迅猛。他写道：“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

　　抗战歌曲的题材相当丰富，有抒发抗敌思想的《杀开血路》，“对侵略的答复只有战争，敌人的侵略不会有限度。起来，不做汉奸的同胞，全加入抗敌救亡的队伍”;有鼓励民众向上的《国耻献词》，“不要悲哀，不要悲哀，悲哀只显露出懦夫的面目!我们要用热的鲜血，洗去历史的耻辱”;有劝告民众积极捐献的《募寒衣》，“没旧衣，请捐布，凑钱买布自己做;难民遇难为国家，难民受苦应该帮助”;有赞美“舍小家为大家”的《出征别母》，“母亲回头见，母亲回头见，孩儿去了，请你莫眷念。这次上前线，是为祖国战，杀敌誓争先，光荣信无限”等。丰富的题材使抗战歌曲受众更为广泛。除此之外，抗战歌曲还有以下特点：从歌词来看，大都慷慨雄壮，诸如“起来，起来”“前进，前进”之类，成为促醒民众的有力口号;从旋律来看，不少“进行曲风”的作品，振奋昂扬，起到增强军民抗敌情绪的效用;从乐谱来看，大多采用简谱，以求“大众化”“普遍化”。

　　当时，最流行的抗战歌曲为《义勇军进行曲》。在李抱忱所编英文版《中国抗战歌曲集》中写道：“此歌原用作电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这激动人心的‘痛苦和愤怒的呐喊’像大火席卷全国，现在仍然是中国最流行的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流行也可以从著名记者爱泼斯坦的著述中得到印证，在其1939年出版的《人民之战》一书中写道：“东北人民为摆脱日本的枷锁而英勇斗争，在他们那勇敢精神鼓舞之下产生的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在《四万万人民》《我们为何而战：中国战场》《龙种》等影片中还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插曲。抗战胜利前夕，美国著名广播音乐指挥伏尔希斯曾向美国国务院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曲目。

　　抗战歌曲是点燃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热情的火种，鼓舞着抗战军民克服困难、血战到底。正如丰子恺所说：“前线的胜利，原是忠勇将士用热血换来的。但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