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艺》是1940年4月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创办的文艺刊物,其前身是奚原、柯仲平、刘白羽等人发起创办的《文艺突击》。《大众文艺》由萧三任主编,八路军印刷所排版印刷,于1940年12月停刊,共出版两卷九期(第一卷出版六期,第二卷出版三期),每期封面都印着毛泽东同志题写的刊名“大众文艺”,还配有与该期内容相呼应的木刻版画。《大众文艺》秉持着“文艺大众教育”的创刊理念,培养了一支大众文艺的“轻骑兵”,呈现了边区群众丰富多元的革命生活,拓宽了人民群众的文化视野,有力地推动了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进程。
培养大众文艺的“轻骑兵”
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面对文艺大众化的新要求,许多作家都存在一些写作困惑。《大众文艺》为解决“写”的问题,有倾向性地刊载“教”作家如何写作的文章,力求通过优秀作家创作经验的分享,培养一支大众文艺的“轻骑兵”,推动文艺大众化进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短论形式阐释关于“写”的问题。首先,关于写作态度的问题。萧三的《对有志于文学者的一点意见》指出,文学是一种严肃的事业,作家应当端正写作态度:严肃、郑重,不能急功近利。周文的《“别人”的事》点明文艺大众化的必要性,呼吁作家要从“说”转变到“做”上来。其次,关于写作方法的问题。丁玲的《真》从理论层面指出艺术创作要正确反映现实,默涵的《做一个“适当其时”的作家》进一步指出深入群众生活才能创作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殷潜之的《关于生活》则是从实践层面指出深入生活的要义不是到群众生活里“听”故事,而是“沉”到真正的生活里去了解、分析、把握现实。最后,关于写作内容的问题。伍月的《关于人物性格的创造》、茅盾的《一点小小的意见》、沙汀和严文井的《对于“如何写人物”问题的回答》从人物、意象、炼句等细节方面分享了“怎样写”的经验。此外,为了落实戏剧的文艺大众化实践,《大众文艺》在第二卷第三期专门推出了“戏剧专号”,刊载了张庚的《什么是戏剧》、史行的《演剧杂谈》与马瑜的《漫谈化装》等文章,指出剧本写作的要领、演员的注意事项,解决戏剧的“写”与“演”的问题。
二是以专栏形式针对性地解答“写”的疑惑。《大众文艺》充分认识到在文艺大众化这条道路上,不仅要引导作家创作,还要培育新人作家。《大众文艺》特此设立了“文艺问答”与“写作讲话”专栏。“文艺问答”专栏使编者更好地了解新作家的写作困境,及时让著名作家通过文章对话形式为他们答疑解惑。雪韦的“写作讲话”专栏刊载四期,由浅入深,从文学与革命到文学写作的立场与心理,循序渐进地引导新作家创作。同时,在新人作家群体中,《大众文艺》特别关注文艺小组成员,并明确表示尽量择优登载他们的作品,为他们提供展示的机会,帮助他们在实践中成长,如刊载了刘亚洛的《小伙伴——青工生活的两色书》、柳风的《妻的条件》与孙剑冰的《他和大众在一起——记毛泽东同志在一个群众大会上》。
《大众文艺》通过短论与专栏的形式,明确解答了大众化写作的一系列问题,不仅对较成熟作家的大众化写作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还培养了一大批大众化写作的文学新人,让他们成为文艺战线的“轻骑兵”,推动了文艺大众教育的深入发展。
呈现边区群众的多元生活
《大众文艺》充分考虑到陕甘宁边区的客观实际和群众的文化水平,摒弃了脱离实际的文艺创作模式和内容,以质朴的语言、通俗的形式、富有乡土气息和时代精神的内容呈现了边区群众的多元生活,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目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抗战生活。首先从叙述场景来看,既有正面战斗场面的叙述,如陈冰的《突围》;又有敌后保障场面的描写,如曼硕的《我们的朱医生》。其次从呈现内容来看,既有歌颂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作品,如萧向荣的《发扬八路军的光荣传统》、小山的《八路军万岁》、黎帆的《山之歌》等;又有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的作品,如王大化的《母亲》(木刻连环画)、安适的《母亲的信》、郭小川的《疯妇人》等。最后从塑造主体来看,既塑造了抗战将领带领人民英勇抗敌的英雄形象,如萧三的《贺龙将军》《朱总司令在延安》,又生动刻画了许多无名英雄,如《十四个故事》。
二是文化生活。首先是大量文娱活动信息的刊载,展现了群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既有文化俱乐部、大众读物社、边区音协等文化协会与文娱社团的信息报道,又有文协举办文学讲座的信息预告,还有《大众习作》与《中国文化》等文化读物的目录介绍。其次是报道群众教育的模范事例,展现边区大众文化教育的显著成效。雷弓的《“越老越进步”》讲述了工厂群众互帮互助、共同学习和进步的故事,赵锋的《红枣的故事》讲述了农村设立女学堂、妇女学习新知识的故事。
三是政治生活。首先是部队的政治生活。柳青的《追求理想世界的人》《光荣的逃兵》、黄钢的《小林武夫》通过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文学书写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其次是农村的政治生活。刘白羽的《一百五十双鞋》、林伊乐的《麻池》、袁烙的《“有话你说呀!”》以群众开会的民主形式,商议决定人事物的安排;杨明的《罗海发——边区农民访问记》则展示了边区的法治建设。
四是劳动生活。《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二期的“秋收特辑”刊载了杨明、贺敬之、公木等人的小说、诗歌、音乐作品,以秋收为切入点生动形象地呈现出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做主,丰衣足食、幸福美满的生活图景。
《大众文艺》不但在文艺内容上力求呈现边区群众丰富的生活,而且在文艺手法上注重语言、形式、体裁等方面的大众化改革,使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能真正贴近群众,让群众喜闻乐见,进而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引导他们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之中,从而推进了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
拓宽边区群众的文化视野
《大众文艺》是一个紧跟时代风向,具有世界文化视野的文艺刊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内关注时局,紧跟时代风向。毛泽东在《论鲁迅》《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对鲁迅予以高度评价,并提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大众文艺》积极响应毛泽东的系列“鲁迅论”,在第一卷第五期刊载了周文、茅盾、丁玲、胡蛮等人的鲁迅纪念与研究文章,随后第二卷第一期特设的“纪念鲁迅先生”专栏刊载了茅盾、胡蛮、萧三等人纪念鲁迅的文章,编者还呼吁作家多投关于鲁迅的文章。另外,百团大战捷报传来,《大众文艺》很快就刊载了贾克的诗歌《在百团大战庆祝会上的自卫队员》,以文艺方式向广大群众传递胜利的消息。这种对时局的关注,不仅引导文艺创作要紧扣时代脉搏,还拓宽了人民群众的信息渠道,让群众能够与时代同频共振。
二是对外兼收并蓄,汲取世界文化精华。《大众文艺》几乎每期都刊登苏联、法国、美国等外籍作家的作品或评介文章,其中最多的是苏联作家的作品。第一卷第三期刊载了高尔基的《他们怎样捕获了赛麦加》《美丽的法兰西》等作品,来揭示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残酷。《大众文艺》还根据苏联文艺动态设立了专栏特辑,如“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特辑”“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三周年”。此外,《大众文艺》还刊载关于世界各国局势的文章,让边区民众了解世界范围反法西斯战争的信息,坚定民众抗战的信心。
《大众文艺》刊载了国内外的文艺动态和战争信息,打破空间局限,让信息流通起来,有效拓宽了边区群众的文化视野。随着文化视野的拓展,边区群众逐渐培养了自身的主体意识,以更主动的姿态参与到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革命生活之中,成为现代革命的历史主体。
《大众文艺》以鲜明的立场、质朴的语言、活泼的形式积极践行着文艺大众教育的创刊理念,不仅从理论层面解决了作家“怎么写”的问题,还从实践层面引导作家去“写什么”,从根本上指明了文艺大众化的实践方向,提高了群众的国家民族意识,是延安时期文艺大众教育的重要阵地。
(本文系陕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延安文艺的‘图—文’跨媒介叙事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延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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