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战线》：来自延安的声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赵伟   2023-02-03 16:28:31

　　1939年2月16日，《文艺战线》创刊号面世。第2号至第6号发行日期依次在1939年的3月16日、4月16日、9月16日、11月16日和1940年2月16日。第6号刊发后，宣告停刊。该刊编辑委员会成员有丁玲、何其芳、周扬、夏衍等16人。其中，周扬任主编，发行人为夏衍。

　　创刊号上，周扬通过《我们的态度》阐明该刊性质、宗旨——“它是一个战线，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民族自卫战争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战斗的分野”，“因此，很明显地，《文艺战线》不是同人杂志，我们不能以少数的狭小的活动为满足，而诚心诚意地恳求全国文艺工作者对我们的合作”。立足抗战，刊物注重团结、合作，不过，在最后一期《启事》里，杂志社也坦承“由于地域的隔离，交通的不方便等原因，我们没有能够做到使这刊物成为全国的作者们发表作品的地方。六期中的作者差不多都是在延安的和在华北战场的”。受条件限制，《文艺战线》作者多在延安，这种状况虽与办刊初衷存在差距，但也给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提供了方便。

　　揭露日军暴行 鼓舞民众抗战

　　《我们的态度》提出，战时作家应反映“敌人的野蛮残暴在中国人民的心灵上所激起的剧烈的变化，他们从落后的，散漫的，屈从的转变到前进的，有组织的，抗争的这个伟大的觉醒的过程”。因而，围绕揭露日军暴行、鼓舞民众抗战，《文艺战线》推出了不少作品。荒煤《只是一个人》以在镇上开茶馆，时常替人“画符”治病的吴师傅为表现对象。他为人和善，努力攒钱娶妻，日子逐渐安稳。然而，好景不长，日军逼近小镇，吴师傅担忧、害怕，去留难决。某夜，日军突至，打伤吴师傅并奸杀其妻。家中惨变促使吴师傅认清现实，他放弃迷信活动，走上斗争道路，带头加入了八路军组织的自卫团，并在战斗中奋勇杀敌，最后壮烈牺牲。与此情节相似的是李威深的《火车司机》。小站火车司机丁生家中遭日军轰炸，妻女、老母同时遇难，他悲愤至极。某日，日军轰炸车站，为中国军队运送弹药的机车眼看被毁。身负国仇家恨的丁生化悲痛为力量，奋不顾身驾驶火车奔向隐蔽处。日机尾随纠缠，火车最终被击中，丁生英勇殉职。借助《只是一个人》《火车司机》等，《文艺战线》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日军到来前，吴师傅、丁生等普通百姓，或观望犹疑或全不在意，直至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侵略暴行带来了血泪，也催生了勇气，遭受日军摧残的民众不再心存侥幸，他们开始拿起武器，反抗的呼喊此起彼伏。

　　需要指出的是，《文艺战线》揭露日军暴行却不刻意制造民族仇恨。成仿吾在《一个紧要的任务——国际宣传》中阐释延安文艺宣传导向时指出：“我们并不把日本人民当做仇敌，我们的仇敌只是日本法西斯的军阀，他同时也是日本人民的仇敌。”这种以阶级观点分析社会，再联系战时感化日军、启发反战思想的宣传策略，上述同情、怜悯的叙事基调，或也正是延安声音的独特之处。

　　描写农民 歌颂边区

　　《文艺战线》作者多集中于延安，所写内容多为边区的人与事。描写边区，诸作多以农民为主角。《新垦地》中，刚到延安的农民马秋昌因此前受地主欺压，对生产劳作丧失热情，致其在边区组织的开荒运动中心生抵触，消极怠工。然而，目睹老红军刘大松等人日复一日的苦干，马秋昌的态度逐渐转变，在同伴的关怀和鼓舞下，他终于敞开心怀，热情融入边区生产建设的洪流，为抗战贡献力量。作品中，马秋昌能够重新焕发劳动热情，关键在于边区军民的感召。开荒领队刘大松“走过二万五千里，和命运挣扎着，和环境苦斗着。现在又把从前打仗的力量灌注在陕北贫困的瘦弱的土地上”。青年农民曹全顺“工作愈多，他仿佛愈快乐，那没有疲乏的身子，像一匹野马”。他们代表了边区的普通劳动者，这些人怀揣着相同的信念——“为大家”，相互扶持，埋头实干。集体的无私与温暖让马秋昌树立起新的人生观、价值观，他看准了今后的方向，在建设边区、支援抗战的道路上大步前进。在边区，越来越多的农民像马秋昌一样有了新希望、新生活。在《战士的家》中，青年农民师瑞玺作为延安市自卫军的一员积极要求进步，他克服来自家庭的阻力，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主动参军投奔前线，为抗日救亡贡献力量。受他影响，母亲认识到抗战的意义并体会到作为抗属的荣光，父亲则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戒除大烟重回正轨。自此，师家生活焕然一新，“希望在蓬勃地滋长着”。师瑞玺一家人精神面貌的变化，体现了当地农民之于生活、抗战思想观念的更新，他们在日常中逐渐摆脱了诸如裹脚、迷信、抽大烟等陋习，面对战争，也更具责任感、使命感。

　　农民身上可喜的变化，离不开边区党政军的悉心引导。《五台山下》通过大量篇幅展示了晋察冀边区在当地开展的动员、组织工作，如成立儿童团、妇女救国会、成年自卫队等。借此，边区政府、八路军向农民讲解“团结一致、持久抗战”“保卫边区，要巩固、扩大”的道理，并身体力行，在“最紧急的开荒的日子，连边区的工作同志，八路军们都下地来，组织了代耕团，代替抗日军人家属耕种了”。经宣传、示范，农民形成了“要边区巩固、发展，就得一个也不拉下”“逃避工作”“是丢人事”“闲着不干事，简直就是不好的人”的舆论、共识。与此同时，边区还组织农民接受文化教育、军事训练。“他们都粗粗的记着了好多名儿，词儿的。在家里都是自卫军放路哨的人，有的还参加了夜校，补习班，认起字来”。突击运动中，“妇女们做鞋，洗衣，做袜，给抗战军人们”。秋收、开荒等生产竞赛也得到热烈响应。

　　农民不仅成为生产的主力，而且还配合部队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1938年7月，东沟集民众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游击队的动员和领导下，对平汉铁路发动了“总的破坏”，此举不仅扰乱了敌人后方，也有力地配合了部队的作战行动。作品写到，经区政府发动，“整个的冀西平原，是动了”，“人们是忘不了他们的敌人的仇恨，人们都是摩拳擦掌的”。各村跃跃欲试，“在人们的脑子里，展开带有明亮的曙光的明天”。当然，农民的进步、觉悟，也非一蹴而就、轻而易举。吕梁山下，吴村人民自卫队的成立就遇到了挫折。“许多的农民纷纷的议论起来，有的逃到荒山里，有的把春耕放弃了”。因为“他们怕打仗，怕当兵”。随着日军逼近，村民意识到自卫队的重要性，动委会趁势集会。其间，吴大引发争论，他有五子却拒绝出人，村民皆感不公，喊抓喊打，欲强征吴大之子入队。动委会代表李兴华劝阻众人，他强调“人民自卫队是老百姓自愿参加的，不拖谁，不强迫谁。同志们，它是靠着有良心的中国人来参加的”。闻此，村民包括吴大均陷入沉思。翌日，人民自卫队成立，“并且超过了原定的人数的三分之一”，“吴大有三个儿子加入了人民自卫队”。同时，“开群众大会的时候，一致通过了优待人民自卫队的提议案”，自卫队员及家属在生活上得到帮助，政治上获享殊荣，再无怨言。该作通过波折的产生与化解说明，原本安于乡土的农民对“抗日救亡”存在一个认识、接受的过程，其间难免心怀疑虑甚至恐惧。这就要求边区开展细致、耐心的工作，一方面激发农民守卫乡土的斗志、信心，另一方面切实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唯有如此，抗战方能得到农民的支持、拥护。

　　一副副朴实的面孔，一个个勤劳的身影，一支支刚健的队伍，《文艺战线》以农民为主人公，以日常生活为创作题材，勾勒出边区紧张而充实的生活、战斗图景，一个我为人人、欣欣向荣的社会生态自然呈现。

　　描写农民，落脚点还在宣传边区，而《文艺战线》涌现大量赞歌，也有其根源。1938年11月16日夜，何其芳写下《我歌唱延安》，表达其内心的喜悦。作者在延安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因为这里充满“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经常常想象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种想象里了”。对延安情不自禁的爱使作者毫不在意物质条件的局限，“我承认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毫无困难，但比较一年以前，一般的物质生活已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我们成天紧张快活地工作着，很少的很细微的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像放在三床鸭绒被下面的几粒豌豆，恐怕真要传说里的公主睡在上面才会辗转不安”。作者笔下，延安是精神与力量的化身，它“包括着不断的进步”。融入延安的作者心情愉悦，“我们成天工作着，笑着，而且歌唱着”。礼赞延安，反映出作者对集体、组织的高度认同，这种认同近乎忘我，而这大概也是当时《文艺战线》的作者们共同的心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反侵略战争小说研究”(17AZW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