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是著名左翼文艺人士胡风创办的、在抗战大后方特别是进步青年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文艺期刊。《七月》初创于1937年9月11日，社址在胡风租住的法租界雷米路(后改为永康路)平民住宅文安坊六号，印刷和发行由费慎祥负责。《七月》在上海只维持了半个月，在出版第3期后于25日停刊。随后，《七月》于10月16日在汉口正式创刊，主编为胡风，发行由熊子民负责，刊期改为半月刊，版面大幅增加，内容扩充到上海初创时的三倍，每期达20多万字;卷期次序重新编排，每6期为一集。《七月》在汉口出版了三集18期。1938年7月16日，《七月》再度停刊。1939年7月，中断一年之久的《七月》在重庆复刊，改为月刊，社址设在重庆武库街(今民生路)。1941年9月，《七月》在出版第七集第1、2期合刊后终刊。
为党发声 扩大党的影响
《七月》刊发了多篇党的领导人的讲话稿以及介绍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文章，宣传了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和政策，扩大了在民众中的影响力。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发表了《论鲁迅》的著名讲演。在这场讲演中，毛泽东称赞鲁迅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并对“鲁迅精神”做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集中阐释，即鲁迅的“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最后，毛泽东指出：“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现场聆听者汪大漠认真地作了笔录，后被派往新四军工作。他途经武汉时，于1938年2月，将这篇记录稿整理出来，加上“毛泽东论鲁迅”的题目及附记，投给《七月》。胡风一字未动地将其发表在第二集第4期的第一篇。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成立，周恩来等3人被推举为名誉理事，胡风被推举为45名理事之一，并担任研究股主任。为了纪念这一盛事，《七月》出版了“祝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特辑”，并主动向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陈绍禹、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博古约稿，在第二集第5期发表了陈绍禹的《“用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博古的《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奋力呐喊 鼓舞军民斗志
《七月》刊发了大量抒发抗日情感、歌颂中国军民英勇抗敌、揭露日本军队残暴行径的文艺作品，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斗志。这些作品在现实主义创作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七月》发表诗作的众多诗人之中，艾青的《北方》《向太阳》等著名诗篇以深沉、凝重的笔调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日寇的仇恨，体现了“思想性和情绪世界”的完美融合。田间是在《七月》发表诗作最多的诗人。他的诗格调昂扬、铿锵有力、短小精悍、易于记诵，被称为“战斗诗体”，《给战斗者》是其代表作之一。胡风的《血誓》以激昂的笔调发出了中华儿女誓死驱逐日寇的呐喊。孙钿、鲁黎、庄涌等人的诗充满着浓郁的战斗气息和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战地作家东平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加入新四军，1941年不幸牺牲。他的小说和战地报告被胡风誉为“英雄的诗篇”。其中，小说《暴风雨的一天》塑造了少年游击队员在暴风骤雨中恪尽职守的感人形象。阿垅也有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经历，其报告文学《闸北打了起来》《从攻击到防御》以凝重而深沉的笔墨描绘了广大爱国官兵不畏牺牲、铁血卫国的战争场景。此外，阿垅的《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以及汝尚的《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宋之的的《当重庆在血火中的时候——从仇恨生长起来的》等战地通讯和报告真实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立场鲜明 彰显民心指向
《七月》发表的作品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和无能，同时，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七月》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实际上是一种将战地报告的真实性、新闻通讯的即时性和小说的情节性融为一体的新的战争文学形式。在《七月》的作者群中，不少人具有从军经历，是一手持枪、一手握笔的一线战士，或是从事战地文艺宣传、医疗护卫和难民收容等辅助工作的人员。作为战争的亲历者，这些作者对抗日战争有着更为深刻的洞察力。在东平的战地报告《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中，江阴炮台守将方叔洪上校诉说了国民党军队指挥无方，有的部队一触即溃，炮台未放一炮，导致所部两营95%战死的惨痛经历。从事难民收容工作的曹白根据其切身体验，撰写了报告文学《杨可中》。这篇报告文学以“八·一三”淞沪抗战为背景，讲述了杨可中奉命打头阵，在上海沦陷后却沦为难民，最终在人们的冷漠、误解和责骂中死去的悲惨经历;其报告《受难的人们》则描绘了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人民流离失所、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还有一篇战地通讯，在《他们战斗了以后》的总题之下，刊登了6则关于伤兵情况的战地通讯，谴责了国民党对伤兵不管不顾的冷漠态度。与之相反，《七月》上的作品对延安、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描写则全都呈现出积极乐观、充满希望的格调。例如，吴伯箫的战地通讯《夜摸常胜军》、沙汀的报告文学《游击战》讲述了八路军灵活机动地打击日寇的生动故事;东平的报告文学《向敌人的腹背进军》描绘了新四军深入敌后、抗击日寇的战斗历程。骆方的报告文学《走向战斗着的黄土层上》第一次向国统区人民描绘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生活和红军改编前的精神风采;孙陵的报告文学《十月十日在延安》第一次展示了革命圣地延安朝气蓬勃的社会面貌。柳青的小说《一个题材》反映了陕北人民的防奸锄奸斗争。周而复的小说《开荒篇》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火热场景。后来，胡风又将这篇小说推介给国民党国际宣传处，以《他们打仗我们开荒》为题发表在英文刊物上。总之，《七月》上的作品对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对陕甘宁边区和国统区的描写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强烈反差。
甘为人梯 提携文学青年
《七月》继承和发扬鲁迅的“孺子牛”精神，为许多文学青年的成长进步提供了帮助和指导。在编辑过程中，杂志经常开辟“七月社明信片”“致读者”“校后小记”“排印前小记”等小栏目，加强编者与读者、作者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并对他们的创作给予耐心、细致的指导。例如，在一则“七月社明信片”中，胡风告诫作者：要“避免冗长的平铺直叙”“感应须真实”“得有批判的精神”“去掉概念的抽象的议论”。在采用稿件上，坚持质量标准而不论作者是否有名。这样，《七月》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既有共同文学理念和审美旨趣又各具创作风格的青年作家、青年诗人及文学青年，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其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文艺事业的中坚力量。自汉口正式创刊以后，胡风每期都送数十份给八路军办事处，由其转送延安分发。毛泽东阅后表示“很喜欢”“希望以后新的经常给他一份”。《七月》的创办及其成功得到了党的帮助、支持和指导。《七月》在筹备正式创刊期间，曾一度陷入资金困境。董必武以八路军办事处名义及时予以资助，《七月》才得以正式创刊。《七月》在重庆复刊的过程中，又得到了周恩来的关怀和帮助。胡风经常应约去八路军办事处面见周恩来,并和徐冰、陈家康、乔冠华等同志讨论文艺思想及《七月》的编排事项，得到了不少鼓励和支持。其间，曾举办三次座谈会，对刊物的改进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七月》历经三地、存续四年，前后出刊35期。《七月》杂志以其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文化战斗堡垒，为抗日战争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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