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战线》：新四军在东南地区的号角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赵伟   2023-06-26 10:12:19

　　1939年1月，大型综合性杂志《东南战线》在浙江金华创办，“每月逢五日二十日发行”，骆耕漠、邵荃麟等人负责。《东南战线》由《抗建论坛》《战时生活》合并而成，由当地生活书店总经销。1939年4月，周恩来到皖南视察工作，在金华接见骆耕漠、邵荃麟等人，并就《东南战线》的办刊方针、编辑策略等做出指示。但同年6月该刊即被查禁，前后共出版五期。

　　坚定抗战信心

　　内容方面，《东南战线》涉及国内外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与此相对应的常设栏目包括“政治报告”“国际之页”“战时大学”“地方通讯”“书报展览”“短评”“时论选辑”“文艺园地”等，数管齐下，及时反映社会、战局热点。当然，作为党的喉舌，其言论势必立场坚定。例如，为抨击汪精卫投敌，刊物发布何香凝的《痛斥汪精卫并告国人》表明态度;强调团结御侮，刊物直接转载《新华日报》的评论《揭破敌寇阴谋与巩固内部团结》以正视听;展示军人风采，刊物大胆推介《星岛日报》的通讯《周恩来的小副官》广而告之。借助社会名流或大报名刊的论说实现自身宣传意图，是战时党的刊物顺势而为的常见做法。

　　除了这种相对含蓄的斗争手段，《东南战线》更注重通过富有组织性的编撰团队直接介入现实。例如，为突出坚持抗战等话题，刊物开辟了“特页”，类似特别报道，不定期推送，机动灵活地传递当下值得格外关注的信息。具体来看，创刊号就安排有“俘虏特页”：一方面，将被俘日本士兵“漕福和山谷的演词录下，足征敌军被迫作战，已忿恨万端矣”;另一方面，公布日军阵中日记，“这日记的主人是敌军步兵五十一联队第一中队长，即池田队松尾部赤尾队的一个伍长，名字叫做中村义一，原籍东京市大森区三番地九十丁目。这本日记较石川达三的‘未死的兵’更为坦白有力”。综合“人证”“物证”，编者邵荃麟等结撰的首期“特页”，不但点明了日本士兵的厌战情绪，反映了侵华战争的血腥残酷，还巧妙地颂扬了新四军的战绩，因为这些俘虏均是“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新四军军部从前方送来”，而所载日军手记，也是由“新四军在秣陵关附近的某次战斗中”所缴获。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进入读者视野。此后，《东南战线》开始持续向公众介绍新四军。与“俘虏特页”同期，创刊号又推出“特约通讯”如《新四军教导队的学习生活》。文章从亲历者视角详述教导队日常运作，勾勒军中互帮互助、教学相长的热烈场面，说明党及新四军对思想、文化教育的重视，折射出“青年们的革命热情，和新四军在过去十年斗争中间锻炼出来的优良传统”。

　　作为先进、纯洁的队伍，新四军吸引着满怀激情、理想的爱国青年，由此也引发中外媒体关注。1938年12月，记者黄源自金华启程，“率东南地区文化新闻代表团，前往皖南慰问新四军”。作为左翼知识青年，黄源此前于沪上“在鲁迅领导下，参加了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但是同武装斗争没有接触过，了解得很少;同共产党员，个人的来往有，但同党的组织联系，并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还没有过”。所以，“我私自庆幸有机会来到皖南做客”，遂“因此而认识了亲近了一些最可珍爱的‘小同志’”“更亲昵些也称为‘小鬼’”。以之为契机，黄源有感而发，作《皖南的小战士》寄《东南战线》刊行。文章通过三位小同志参军前后的经历指出，“在抗日的，持久的艰苦民族解放革命战争中，这些孩子无疑的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在作者看来，粉碎帝国主义侵略、重塑社会新天地的动力与希望未尝不在于此。新四军中不仅有可爱可敬的官兵，文化人士亦逐渐汇集。“现在皖南文艺作家，有李一氓，聂绀弩，柏山，王淑明，辛劳，丘东平，辛人等”。同在文艺界，黄源对“这些人也都是熟悉的”。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分子在部队的积极支持下“组织有战地文艺座谈会，工作兴致颇高”。新四军的旗帜亦为国际友人所知。其时，“史沫特莱在新四军中，蛰居山村，潜心写作。据闻以皖南为背景，写一长篇报告”。较之稍早，即1938年11月，作家史沫特莱“以国际红十字会记者的身份从延安长途跋涉辗转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采访”。停驻期间，她不仅“把新四军作战的胜利消息和指战员们的英雄事迹，源源不断地发往英、美等国的通讯社和上海的《密勒斯评论周报》”，亦热心参与部队文化活动。1939年1月，“新四军教导队为了纪念七年前‘一二八’血的日子，在前方举行了二天运动会，表演田径赛各项节目，并请留居皖南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演讲”，题曰“只有团结广大群众才能争取胜利”，高度评价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慕名而来的外籍访员不止史沫特莱，《大美晚报》特派员杰克·贝尔登、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亦纷至。其中，杰克·贝尔登将焦点对准指挥员，撰写《项英率领之红军参加抗日之经过》，由《申报》连载。《东南战线》不久亦刊登类似主题之报道《项英将军印象记》，形成呼应。后文由表及里，从刻画人物样貌、举止起笔，进而透视其性情、学识、修养，最后道出整体评价，“他的生活的规律，自奉的简陋，情绪的活泼健康……这些都和其他中共的领袖们一样，是无懈可击的”。

　　主动宣传新四军

　　宣传新四军，《东南战线》不仅采用来自“外部”的声音，亦请其主动发声。刊物第五期即载部队首长邓子恢之特稿《论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从“新四军本身的政治工作”“地方居民的政治工作”“关于敌军工作”“本军政治工作机关”等几个方面，细致讲解相关军政制度条例、政策依据及其执行程度与现实意义。经此权威报告，新四军的性质、宗旨、纪律、作风得到体现。约同时期，项英为新四军《抗敌》杂志著文《我们的女战士》称颂女兵，该刊与《东南战线》互为犄角，共同构筑党在东南地区的宣传阵地。如是以军队干部名义在报刊发布论说之举，正属邓子恢所谈的“政治工作”——“就是要用宣传、鼓动、教育、说服、推动的方法来动员一切人力”。因为“在目前抗日战争中，我们武器不如人，组织不如人，我们要能够战胜敌人，取得最后胜利，这就需要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一致奋斗的人的条件”，“这就需要我们有充分的政治工作”。1938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派骆耕漠至金华“加强文化界的抗日统战工作”。这项任务或可理解为团结文化界服务抗战而办刊——引导知识分子以笔为枪，当属应对方式之一。同年底，骆耕漠随黄源“东南地区文化新闻代表团”访皖，此行或不无统战目的，也为刊物组稿结下因缘。《东南战线》创刊后，与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译报》《每日译报》《译报周刊》等同声相应，接力报道新四军战绩，传扬中共抗敌的坚强意志。不过，鉴于政治环境差异，与沪上舆论相较，《东南战线》话语更趋直白，始终理直气壮地宣传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这对新四军在自我监督、鼓舞下壮大声势，并为民众所知晓、爱戴，不无裨益。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综合性刊物，《东南战线》以诸多主题、形式的文章为抗战事业奋力鼓与呼。同时，骆耕漠等主持的编辑部也达到了团结、引导党内外文化人士“协同作战”的目的。以新四军相关话题为例，在编者动员、策划下，中外新闻界、文艺界、军政界人士同气相求，从不同角度各自言说，充分展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信仰、学文化、守纪律的良好形象。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