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七月》杂志在重庆的命运起伏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23-07-21 09:22:10

　　胡风

　　《七月》杂志及内页目录

　　由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最早创办的进步文艺刊物。1941年10月，《七月》虽然在重庆停刊了，但《七月》的作者和他们的抗战作品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现代文艺期刊《七月》由胡风主编，七月社编辑兼发行，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最早创办的进步文艺刊物。

　　《七月》周刊于1937年9月11日在上海创刊，至9月25日出版第3期后停刊。同年10月16日，《七月》半月刊在武汉创刊，后来因战火临近武汉，停刊一年，于1939年7月转至重庆继续出版，由半月刊改为月刊。此后因条件困难，每期往往间隔2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问世。1941年9月出版第七集1、2期合刊后，迫于“皖南事变”后日益险恶的形势而停刊。

　　《七月》重现

　　由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是抗战文艺刊物，作品形式有短论、散文、通讯、特写、诗歌、小说以及文艺理论等。1938年7月16日休刊，1939年7月才在重庆正式复刊。《七月》杂志的社址，也迁到了重庆武库街(今重庆民生路)。

　　《七月》杂志最先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每月逢1日和16日出版。之后将第1期至第6期合称为第一集，第7期至第12期为第二集，第三集同样共6期。从第四集起，也就是复刊后的《七月》杂志在重庆出版，改为双月刊，第四、五、六集各包含四期，即总第19期至第30期。第七集仅出第1、2期合刊，于1941年9月出版。

　　在重庆复刊后的《七月》杂志第四集第1期(总第19期)上，“七月社”发表了《愿再和读者一同成长》一文。文中，杂志回顾办刊经过时说：“《七月》，1937年9月11日在敌人炮火下在上海发刊，但继刊了三期以后，就不得不转移到汉口，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在10月16日又与读者相见。”“当保卫武汉的战争紧张了的时候，办刊人力不从心，不得不终止，迁延至今重在读者面前出现。”

　　报道抗战

　　《七月》杂志很有抗战特色，它大量报道抗日前线、解放区、八路军、游击队的消息。例如刊登在第1期的端木蕻良写的《记孙殿英》，路方的《走向战斗着的黄土层上》刊登在第2期，东平的《叶挺印象记》刊登在第3期，柳林的《一支游击队的发生》和李林的《鸟视晋西北》刊登在第10期。

　　这些通讯报道，以作者的亲身经历记叙了抗日将士的英雄事迹，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深入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情形。例如奚如在《从山西寄到武汉》中，记叙了他和丁玲以及抗大的学生、平津流亡师生一起，组织了一个直属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战地服务团，徒步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到了山西开展宣传工作的情况。同样刊登在第5期上，西圣写作的《关于八路军的种种》，报道了八路军一二九师打了胜仗和老百姓夸奖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热烈情景。沙丁的《游击战》一文，以亲眼目睹的冀中游击区的紧张而艰苦的斗争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讴歌了八路军的忠贞和英勇。

　　《七月》杂志还刊登有许多陕北通讯，直接报道延安的消息。例如第5期《我们怎样生活的》报道了延安印刷厂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情形。第12期聂绀弩的《延安的虱子》，写了徐特立、何思敏、成仿吾等人的艰苦生活和乐观情怀。第21期周而复的小说《开荒篇》，描写延河边上开荒生产的一个生动侧面。

　　无论是休刊前，还是在重庆复刊后的《七月》杂志，始终保持着它一贯的特色，即一面公开发表陕甘宁边区作家的来稿，一面刊登国统区进步作家的力作。刊登在第四集第1期(总第19期)的曹白作《在敌后穿行》和丁玲的《警卫团生活小景》，赞扬了八路军和游击队;绿川英子的诗作《失去了的两个苹果》，号召日军士兵参加反战同盟;另有3篇特写，记录了日军轰炸重庆的滔天罪行。

　　三次文艺座谈会

　　《七月》杂志还刊登了三次文艺问题座谈会的纪录。

　　《七月》杂志第7期刊载了第一次文艺问题座谈会纪录，讨论的主题是《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有艾青、东平、聂绀弩、田间、胡风、冯乃超、萧红等作家参加。

　　会议具体讨论了四项内容：抗战之后的文艺动态印象记、关于新形式的产生问题、作家与生活问题、今后文艺工作方向的估计。

　　在这次座谈会上，作者们都发言踊跃，纷纷表示要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艾青激动地说：“我要用诗歌吹响抗战的号角，激励人民抗战到底!”胡风说：“我们要办好这本杂志，为抗战贡献力量!”萧红说：“抗战是中国每一个人的头等大事，我要写好抗战文艺作品，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第二次座谈会的纪录在《七月》杂志第三集的第1期(总第13期)刊载，会议讨论了包括宣传、文学、文艺形式该怎样利用，怎样写好抗战纪实文学，怎样以文艺作品形式办好刊物和如何扩大刊物发行量等问题。胡风、聂绀弩、欧阳凡海、鹿地恒、艾青、奚如、池田幸子等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大家紧紧围绕怎样做好抗日宣传工作热烈讨论。

　　胡风、端木蕻良、冯乃超、适夷、奚如、辛人、萧红、宋之的、艾青等人参加了第三次文艺问题座谈会。由于要探讨关于《七月》杂志的问题，胡风说：“希望大家多说些‘坏话’，因为，好的地方被说坏了，事实上不会变坏，但如果坏的地方被指了出来，那是有希望变好的。”适夷说：“《七月》能在最艰苦的处境里凛然屹立，这正是《七月》最大的功绩。”端木蕻良说：“我要深入抗战前线，报道抗战成果，宣传抗战英雄。”

　　这次会议上，作家们讨论了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怎样办好抗战文艺刊物、如何写好抗战文艺作品、怎样把抗战文艺宣传活动紧密结合《七月》刊物，让抗战文艺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等问题，表示要为抗战写出好的文艺作品。

　　延续文艺命脉

　　《七月》杂志的作者很多。譬如艾青、丁玲、萧军、周文、刘白羽、萧红、吴组湘、端木蕻良、聂绀弩、欧阳山、宋之的、草明等著名作家。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寄来诗歌、通讯、杂文、短剧，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反映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热烈情绪和英勇斗争事迹。还有李华、赖少其、李可染、魏孟克、力群的文学艺术木刻和墨画。

　　胡风既是《七月》杂志的主编，又是主要的撰稿人，他在《七月》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诗文。

　　在第四集第1期的《编完小记》中，胡风讲到《七月》杂志停刊了11个月之后为什么还要复刊。他说：“好心的友人给了一个忠告：《七月》在挣扎的时候，文艺活动还很消沉。现在不同了，阵势堂堂的刊物继续出现，没有再为一个小刊物费尽力气的必要，这好心曾经使我们在困难中动摇。然而，每当一看到敌人的文艺杂志或综合杂志的文艺栏被鼓励侵略战争的‘作品’所泛滥了的现象的时候，总不免有一种不平之感。”

　　欧阳凡海在《抗战后的中国文艺运动及其现状》(第三集第4期)一文中说：“抗战爆发后，由于军事上失利，一部分作家，尤其是文艺青年，没有工作所做，哀叹‘报国无门’，就抛弃了文艺工作。而‘坚决地、意识地从事这条命脉之延续的是《七月》’，它的存在，表明了一些作家在最危急、最混乱的时候，他们始终是确实认明了自己的任务和职责，没有动摇文艺的立足点，并且不因社会对文艺的一时的无视而降低……战斗的现实主义。”

　　再遭停刊

　　《七月》杂志的抗日宣传备受山城人民喜爱，也为国民党所忌恨。1941年5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致函国民党中宣部文：“《七月》企图通过文艺形式达到其谬意宣传之目的，本会审查该刊时向极严格，总期设法予以打击，使其自动停刊。”1941年10月，《七月》杂志被迫停刊。

　　《七月》杂志虽然在重庆又停刊了，但《七月》的作者和他们的抗战作品，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