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胡琏：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1944年日军剑指重庆，进攻石牌，战前胡琏写下家书一封，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石牌保卫战被称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来源：知乎   2023-07-24 09:19:21

　　石牌保卫战是指1943年5月至6月间，发生在湖北宜昌的一场中国军队对日本军队以弱胜强、并最终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胜利的一次著名战役。

　　石牌保卫战的意义极其重大，是抗战的重大军事转折点，西方军事家誉之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甚至可以说，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结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石牌是长江南岸平善坝和黄陵庙之间的一个小村落，因南北均为断崖绝壁，江面又仅宽百余米而成为一道天然屏障。加之要塞的设立，使其成为阻挡日军侵略的有利据点。第18军军长方天受领任务，随后确定了以第11师为石牌要塞核心固守力量，以第18师和第118师在外围策应。第11师的部署是：31团驻大朱家坪、梁木棚，位于要塞前沿;第32团则配备在守备要塞核心之33团两侧协防要塞。同时原要塞重炮团也被留下协防。

　　六十多年前的中国，从湖北到四川还没有一条可以走车的路，少有的羊肠小道也是险峻万分，高山大岭终于阻止了日本陆军西进的势头，而攻不到重庆则就断断不能停止中国绝死的抵抗。进攻重庆必须打通长江，而打通长江必须占领石牌。就这样，石牌这个当时不足百户的小村，成为了广阔的中国战区最关键的要塞。

　　为防止日军由长江三峡西侵和拱卫陪都重庆，中国海军于1938年冬就在石牌设置了第一炮台，其左右有第一、第二分台，安装大炮共10尊，为长江三峡要塞炮台群的最前线。与之相配套的还有川江漂雷队、烟幕队等。驻守石牌的海军官兵共有100多人。由于石牌与宜昌几乎处于一条线上，要塞炮台的炮火可以封锁南津关以上的长江江面，极具威慑力，令敌望而生畏。为保卫石牌要塞，军委会派重兵防守。

　　日军对石牌要塞早有觊觎之心。1941年3月上旬，敌曾以重兵从宜昌对岸进攻过石牌正面的平善坝，并以另一路进攻石牌侧翼之曹家畈。两路日军当时都遭到我守军的严重打击，惨败而归。因此，日军这次不敢贸然从正面夺取石牌要塞，而是采取大兵团迂回石牌背后企图攻而取之。

　　石牌要塞保卫战是这次会战的关键。石牌为我军全线扇形阵地的旋转轴，正如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坚守旋转轴，顶住敌军的正面进攻，伺机侧击敌军。因此，蒋介石对石牌要塞的安危极为关注，他不止一次地给六战区陈诚、江防军吴奇伟拍来电报，强调确保石牌要塞。5月22日，蒋介石又发来电令：“石牌要塞应指定一师死守。”如此重任即落在十八军第十一师身上。

　　1940年5月，日军攻陷宜昌。1943年5月25日，渡过清河逼近石牌要塞。第十八军负责戍守石牌要塞，军长方天又以第十一师胡琏部守备石牌要塞的核心阵地。日军在石牌周边集结了两个师团、一个旅团，其中有被称为“钢铁猛兽”的也是日军在中国战场唯一纯野战部队的第十一军，一共10万兵力直面扑来。

　　为坚决保卫石牌要塞，5月27日江防军调整部署，决定以攻守长阳、宜昌两县间之稻草坪、高家堰、余家坝、曹家畈、石牌之线为决战线。至此，鄂西会战进入决战阶段。为保障决战胜利，陈诚命第十集团军第九十四军主力转移到长阳资丘附近，掩护江防军右翼。同时调动空军战机协同地面陆军作战，并对日军后方实施轰炸，切断敌之增援和补给。

　　在此关键时刻，从重庆传来蒋介石5月26日颁行的手令。石牌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是关系陪都安危之要地。严令江防军胡琏等诸将领，英勇杀敌，坚守石牌要塞，勿失聚歼敌军之良机。我三军将士斗志倍增。死守石牌要塞的第十一师师长胡琏当即立下遗嘱，决心与石牌共存亡，并把师指挥所推进到离火线很近的虫客蚂包，亲临指挥。

　　胡琏是一位善于山地作战的将军。他重视利用石牌周围山峦叠嶂、壁立千仞、千沟万壑、古木参天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并在山隘要道层层设置鹿砦，凭险据守。

　　石牌要塞保卫战打得非常艰苦，一方志在必得，一方拼命死守。5月29日，胡琏对团长们发令：“从明天起，我们将与敌人短兵相接……战至最后一个，将敌人枯骨埋葬于此，将我们的英名与血肉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自日军进入我石牌外围主阵地后，由于这一带丛山峻岭，其步兵仅能携山炮配合作战，抵挡不住我军之打击。于是便用飞机轰炸以代替炮击，每天保持9架飞机低飞助战。

　　到了5月30日，越来越多的日军突破外围防御，开始强攻石牌要塞。敌在空军掩护下，分成若干小股向我阵地猛攻，只要有一点空隙，日军即以密集队伍冲锋，作锥形深入。当敌我双方都以不惜生命为代价摧夺着石牌前沿的阵地时，战区总司令陈诚上将曾给胡琏打过电话：“守住要塞有无把握?"

　　胡琏斩钉截铁地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其英雄气概可见一斑。几个小时之内，国家的命运就要被决定，而胜利的天平似乎又在向日本方向倾斜。越来越多的中日两军士兵开始上刺刀——他们已经近到能够清晰地看到彼此的面庞了。在这个时候，成千上万中日两军的士兵正端着刺刀冲向彼此。

　　我十一师官兵在胡琏指挥下奋勇作战，在曹家畈附近的大小高家岭上曾有3个小时听不到枪声，这不是双方停战，更不是休息，而是仗已经打到无法开枪的程度了，敌我两军扭作一团展开肉搏战，他们在拼刺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白刃战就此爆发。攻击三角岩、四方湾之敌1000余人，为争夺制高点黔驴技穷，一度施放催泪瓦斯弹。

　　我军无防化设备，用血肉之躯与敌相拼，竟奇迹般将敌歼灭殆尽。八斗方之争夺，是这次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敌每一寸土地之进展，必须付出同等血肉之代价。两军在此弹丸之地反复冲杀，日月为之黯然失色。我军浴血奋战，击毙日军近2000人，阵地前沿敌军尸体呈金字塔形。中央社向全国播发消息称：“宜昌西岸全线战斗已达激烈.每一据点均必拼死争夺。”这是当时战役的真实写照。

　　《中国国家地理》曾这样描写在这场白刃战中战死的少年：“那时候，中国农民家的孩子营养普遍不好，十六七岁的小兵，大多还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高。他们就端着比自己还长的枪上阵拼命。如果他们活着，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也会在自家的橘园里吸着小口的香茶，悠闲地看着儿孙，温暖地颐养天年。可他们为了别的中国人能有这一切，死掉了。”

　　在那个残酷的午后，无数壮士的鲜血浸透了长江南岸的土地。三个小时没有枪声的拼杀后，白刃战落下了帐幕，1500名中国士兵静静地躺在中国最美的江山中。他们曾英勇地战斗，此时却安静、腼腆，犹如他们短暂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那样。中国军队的阵地没有丢失，败退的是日本人。

　　为配合陆军作战，保卫石牌，我空军和美国盟军战机频频出动，在战场或战场附近对日军进行攻击，断敌增援和补给。5月29日，我空军攻击了宜昌城，炸死、炸伤日军30余人;30日又攻击了宜昌东之日军土门垭机场，炸死日军2人，炸毁飞机1架;5月31日，在石牌大战的最后时刻，我空军与地面部队联合作战，同日军飞机展开激烈的空战，击落敌机6架。空军出动，大振了我军士气。石牌要塞的海军官兵，除不断向长江江面布放漂流水雷，阻止日军舰船溯江西上与陆军协同外，他们坚守炮台战斗岗位，沉着应战，任凭日军飞机、大炮猛烈轰击，临危不惧，决心与炮台共存亡。

　　由于守军意志坚决，日军久攻石牌不下，损兵折将惨重，士气和信心完全丧失。到了5月31日夜晚，战场上的枪炮声突然沉寂下来，进犯石牌之敌纷纷掉头东逃。石牌要塞虽历经烽火，但仍屹立在西陵峡之滨，固若金汤，如同一座铜墙铁壁。此次石牌大战，我军打死打伤日军达3500人，缴获器械无数。

　　石牌保卫战从1939年3月设立江防军开始，到1943年6月石牌决战取得胜利止，历时5年，经历了战争防御、决战和相持三个漫长的阶段，中间发生不下百场的战斗，战线铺漫到了整个鄂西宜昌辖区。尤其是1943年5月5日至6月18日决战期间，中国军队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为指挥，率形成石牌三条重要防线，于5月5日，与日军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率日军第3、第13、第39师团展开殊死决战。6月2日，中国军队全线反攻，日军溃不成军，节节败退，取得了以“太史桥大捷”为标志的石牌保卫战主战场的彻底胜利。

　　石牌保卫战，是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为数不多的以弱胜强并且最终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胜利的一次著名战役。石牌保卫战的意义极其重大，是抗战的重大军事转折点，西方军事家誉之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甚至可以说，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结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确立为世界军事史上中华民族反法西斯取得胜利的著名战役。

　　石牌要塞之战，此役胡琏指挥第十一师歼灭日寇一千余人，使敌军未能占领石牌要塞，保证了鄂西会战的胜利，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以胡琏多年抗战有攻，授予胡琏青天白日勋章以嘉奖，后来胡琏升任第十八军副军长。

　　1944年8月13日，胡琏出任第十八军军长。

　　1945年4月9日，胡琏参加湘西会战。

　　1945年5月，日军集中六个师团约二十万人的兵力向湘西雪峰山地区进攻，指向湘西芷江空军基地，企图打通湘黔通道，进击贵州。胡琏率领第十八军参加了保卫湘西的雪峰山会战。

　　1945年6月13日，胡琏率部抵达溆浦后，详细了解了这次战役的计划，战场形势;敌军番号、数量、特点和动向;各友军情况。湘西的六月，气候炎热，加上道路崎岖，将士行军艰难，他根据当地昼热夜凉的特点，让部队中午休息，夜晚加速行军，终于提前到达目的地。胡琏立即指挥各师团向日寇据点攻击。十七日黄昏，他将日寇进攻湘西的唯一交通线湘黔公路截断，与第四方面军将被围之敌分割歼灭。

　　1945年6月28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授予胡琏少将军衔。

　　1945年8月13日正午，日本政府向中国军民投降抗战胜利后，胡琏率领第十八军在长沙、衡阳地区接受日军投降。

　　晚年的胡琏先生又拾起了自己当初放下的笔墨，开始研读古书典籍，也留下了一些生平经历的相关著作，1977年6月22日，胡琏因病在台北市逝世，享年七十岁，后以海葬形式安葬在澎湖列岛海域，实现了其“魂护台澎”的遗愿，以另一种形式守护着祖国疆土，可见其军人的气魄。